读懂毛主席的智慧：为何在中国要采取“计划经济”？

　　重阳节，让我们重温伟人写于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中国为何要走重工业优先发展、计划经济这条道路?这是由毛主席高瞻远瞩，对历史发展的形势与条件之深刻把握而确定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农业、工业都极为落后，却“逆势”优先发展难度最高的重工业，背后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国际政治形势、苏联的成功经验示范和援助等原因促成。

　　古人讲“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主席总是从全局看。没有毛主席，我们很可能就没有独立自主的基本盘。而重工业优先，又天然要求把资源集中起来计划配置，计划经济体制也因之确立。今天我们将着重讨论为何新中国要选择“计划经济”?

　　第一，重工业发展的需要。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每一位近现代中国人的深刻领悟。“救亡图存”“求强御侮”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这一思想共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历史任务：发展工业，建立强大国防，实现国家自主富强。

　　早在1945年，毛主席便在《论联合政府》提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获取政治条件以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彻底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历史任务。在抗美援朝之际，全党更是深刻地意识到，要把国防重工业摆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优先位置。

　　1953年，毛主席曾强调抗美援朝和工业化都是“大仁政”，是反映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优先满足民众当前消费需要的轻工业则是“小仁政”，他反复强调，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支持重工业建设上。

　　同一年，周总理也说，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经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孙中山说过：我们要迎头赶上。现在我们有机会赶，不然就要全盘皆输，就站不住脚。”

　　1954年毛主席仍在忧心仲仲地问："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由此可见，发展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定之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必然随之确立。

　　总体上，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初始投资规模庞大;二是生产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三是建设周期长，回报进度缓慢。这决定了发展重工业必需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与生产投入。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和轻工业均十分落后，这使得优先发展重工业难度极大。

　　这进一步要求国家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并通过统一分配生产与社会资源，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分工与合作。也就是说，只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按照新中国的国情，必然要求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配置、平等分工与劳动、集体化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二，国际形势与国家安全的需要。

　　1949年底，美国《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的立场》报告明确提出，应“尽力防止中共从苏联集团以外的地方得到直接用于军事方面的原料和装备”，“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美国不仅左右联合国通过了对华实行禁运的提察，还与亚洲一些间家及地区缔结双边、多边军事条约，“对中国造成新月型军事包围圈”。

　　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落后的国家发展现实，加上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国家安全”“建立现代国防”成为彼时中共中央的共识。

　　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指出：“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实际上将1951年全国财经工作的重点，将国防工业(即重工业)摆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优先地位。

　　1953年6月，毛主席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汇报时指出：“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当年12月，他又在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进一步说明：“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提纲》还说：“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要批判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如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不忙于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认为有了苏联的援助，我国的工业化就不重要等思想。”

　　这说明，中国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而这应当贯穿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始终，乃至现在。

　　第三，苏联的援助与示范作用。

　　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毛主席曾基于新中国一无所有的基本国情，提出过“四面八方”的重要的经济策略。他希望能大力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力和资金，快速发展国内经济。其中，“内外交流”是重要的经济建设方针之一。但事与愿违。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只能选择“一边倒”的政治策略，依靠与利用苏联的力量进行发展。

　　1949年12月，毛主席亲自带团到苏联斡旋，经过几番暗流涌动的斗智斗勇的博弈之后，斯大林终于愿意提供一定的贷款，援助大批成套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帮助中国发展工业。

　　如此，在这样的际遇下，中国抓住了苏联给的资源与支持，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实现在封锁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目标。

　　此外，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发展速度远超欧洲各国，与美国媲美。对苏联通过高度集权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毛主席非常看重。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共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仅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

　　而所有这些，我们那位伟大的领袖为了那最高目的：为发展公有制社会奠定基础。为向那共产主义理想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