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毛泽东的预见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摘 要]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判断;对国际上出现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关于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判断;关于要警惕和防止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警示;等等，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证明了毛泽东上述预见的科学性。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3年的苏联国旗颓然跌落，随后升起的竟然是沙俄时代的三色旗。历史上演了一幕“红旗落地”的真实版。20年来，对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二强国、却不费一兵一卒而轰然倒塌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当肯定，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反思，包括俄罗斯一些有识之士在内，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苏联解体同赫鲁晓夫的历史渊源，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和思考;对这场历史演变对俄罗斯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说：“1991年强加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改革使整个国家陷入最严重的动荡之中，由此俄罗斯这艘巨轮所遭受的危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都要深重。近20年来，俄罗斯沦为照搬18世纪野蛮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被排挤出世界发展进程之外。这就是俄罗斯近来各种灾难的主要导因”。[1]历史的演进和不幸的结局，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表演所作的评述，是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的。重温毛泽东的这些预见，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而且对于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预见之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全盘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赫鲁晓夫这种错误做法的恶劣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根据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回忆，莫洛托夫生前曾对他说过：“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①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2](P6)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

　　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3](P91)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这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他对此表示了深刻的忧虑。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预见性。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他认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垄断，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他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创立所谓新的社会制度。这位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也因此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把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作为实现改制的前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带头鼓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领袖，无一不被诬蔑攻击，全盘否定。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的蛊惑下，反革命舆论开足马力，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招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里所谓的“改良之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种情景，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开始，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4](P137)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一历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们的北方邻国得到应验。

　　预见之二，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在毛泽东主持起草并经他修改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重要文章中，提出了修正主义的概念。其主要根据有两个：一是一些人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二是“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文章特别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因而文章明确提出：“我们在坚持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5]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了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6](P788)在这之后，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性的。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所强调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诚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中，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定位，造成了历史的不幸;但是，这时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是准确的、符合实际的，而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近40年来，历届美国政要人物都强调：“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提是军事威胁”(尼克松);“威慑是我们防务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顿则积极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战”，要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他们所谓的攻心战，主要是开展思想理论攻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而这种思想文化渗透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在妄图摧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上，瓦解人们对它的信仰。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所做所为，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修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这种轨迹正是适应了西方敌对势力以“攻心为上”的战略需要。赫鲁晓夫借口时代的变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同时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随着反斯大林浪潮的推开，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迅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散布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苏联领导层，发挥了“二十大的产儿”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公开地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地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就是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当上了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对此供认不讳，他写道：“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同赫鲁晓夫一脉相承，完全接轨了。戈尔巴乔夫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更加自觉地用这一套理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也记述了类似的看法，他说：为了改善美苏关系，需要苏联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他从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的言论中看到了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迹象，他欣喜若狂，立即向华盛顿报告：“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西方政治家确是给我们上课。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主张和做法，使苏共在二十八大召开时就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境地。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时，还不时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要求人们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并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把所谓“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作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等不但在舆论上、政治上把苏共推上了绝路，而且还违背苏联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苏联的错误做法强加给苏联人民。有材料表明，1991年3月间，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参加投票者的76%的人坚持保留苏联;另在这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对苏联进行过多次民意测验，结果高达80%的人都赞成坚持社会主义，这二者的数据几乎是相同的。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悍然不顾人民的意愿，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强行解散苏联。上述可见，正是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指导路线，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预见之三，毛泽东十分警惕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把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7](P134)他之所以把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所有制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变与不变的问题。这就是说，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而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问题，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而这二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其核心思想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而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演变的大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时，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很显然，毛泽东是把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预见，被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还是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并警告全党：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对党产生不满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8](P552)为此，列宁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使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和压迫人民的职能。他们不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侵吞国有资产，放肆腐败。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据曾经担任他的助理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这就是一个总书记的兴趣和追求!当然，这不过只是冰山一角。但这种贪婪和腐朽，势必反过来影响政治，毒害党和国家。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利用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夺取权力为中心，层层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他们需要僵化的体制来谋取私利，不思进取，拒绝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就会厚颜无耻地、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自己一贯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公开举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叛旗帜。这种权力腐败，使苏共名誉扫地，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苏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全民的则只占7%!这再一次证明了“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据俄《消息报》披露;到1996年，叶利钦周围的75%，政府中的74.3%，社会精英中的82.3%都是苏联的干部。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联的覆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自我政变，是适应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这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9](P353)

　　预见之四，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当50年代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泽东就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10](P2-3)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当十月革命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列宁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　1920年　3月29日　　，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11](P126-127)列宁这段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在于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西方敌对势力深深懂得，如果没有苏联内部的演变，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放弃这种原则的立场，这种和平瓦解的谋略还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极力助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使之成为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力量。现在，他们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希望。1991年11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围绕着“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这个主题发表演讲，提出“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她特别强调这主要不是指的军事威胁，而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为此，他们利用种种手段，包括诱导苏联犯错误，但这一切并没有奏效。她说：“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团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随后，他们又推出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领导人，随即他们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撒切尔夫人说：“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这是一个绝好的供状。正是按照西方的谋划和意图，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些叛徒窃据了苏联领导权，把苏联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所以，撒切尔夫人通过同戈尔巴乔夫会面摸底之后，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这位铁娘子无不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而每次都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首先满足西方的利益。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对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见，就供认不讳地说：这次会见，“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这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丑恶表演，深刻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当年毛泽东的科学预见，还主要是从警示的角度说的，那么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预见性，今天已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就更加具有现实的震撼力。因此，重温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认真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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