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在资源禀赋上的特点，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劳动力资源极度丰富，土地资源则是既定的。因此新中国的发展就得“扬长避短”，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设法快速积累资本，寻求更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资本短缺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劳动条件，以吸纳劳动力就业，因此就必须在资本主导力量之外，去寻找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因素，显示社会中间实际上也只有唯一的选择：政治权力。
从土改结束开始，中国农村就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逐步形成强大的基层政权，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最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基层政权，具有的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覆盖全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所具有的动员能力远远高于资本所能达到的限度，动员能力一度显示出超越了劳动力的存量的趋势，从1958年秋天开始，毛泽东针对这个过剩的动员能力的滥用现象，系统地进行纠偏。在资本和政权两种可选的整合因素中间，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是政权而不是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这一个方面是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本不足，所以个人奋斗的成功空间很小，社会上多数人转而寻求一种集体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说到底就是个人努力无效的情况下，集体利益的成长和长远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
如果仅仅局限于资本的整合力量而不强化农村基层政权，中国的丰富劳动力就肯定无法得到使用；而且，如果不象陈永贵说的那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寨大队的社员就无法肯定今天的“无报酬劳动”是否在未来可以取得适当的报酬，又或者陈永贵要把大寨梯田的增量收益大部分归自己搞“经营者持大股”，显然“大干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着眼于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的，一是强化基层三级政权以增加组织动员能力，二是要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通过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以给劳动者适当的保障。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看来只有陈永贵那样的老粗是清楚的，而且能够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中国的精英们好像永远不明白，所以毛泽东特别愿意提拔陈永贵当副总理。
如果概括起来讲，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探索，主要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建设。有的人讲，毛泽东根本不懂建设，而且兴趣也不在建设，没有认认真真搞过建设。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用相当大的精力搞阶级斗争，这是不假，但是他也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搞建设。但是这种建设不是一般性的建设，而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的建设。毛泽东所探索的主要是初级工业化这个阶段的建设，他是想通过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实现中国的初级的工业化。毛泽东在建设中，实际上做了三个重要的选择，对我们共和国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选择，是制度方面的选择。
工业化有很多很多的道路，有很多的制度选择，包括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包括社会主义像苏联那样的制度选择。在当时来说，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选择苏联道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没有起家的本领，我们更没有先进的技术，在当时先进的技术西方对我们是封锁的，所以我们只能取之于苏联为首社会主义的阵营。同时，这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有关的。当时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走苏联的道路，就像当年在探索出井冈山道路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既然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那个时候，包括“一五计划”的制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像李富春这些领导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但是到了苏联以后甘当小学生，从ABC学起，请苏联的计划经济专家来给他们讲课。我们的“一五规划”，实际上在苏共政治局里面是经过了多次的讨论。
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但要走自己的道路，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任何一个决策没有代价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毛泽东还是汲取了“大跃进”失误的教训的。到了1963年的时候，要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当时计委的同志脑子很热，定了很多的高指标。主席就把李富春他们叫来，对他们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定指标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计算时间。
在制度方面的选择，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基本上还是成功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可以造，从什么都不能造到基本上都可以造。
第二就是路径的选择,主要是指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
要搞初级的工业化，这个时候工业在创始阶段，这笔资金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产生，当时更谈不上第三产业，那么资金的来源，也就是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有几种途径：要么就像西方一样通过殖民扩张来取得；要么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像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像苏联一样来搞高积累，也是带有牺牲农民的色彩。
作为中国来说，毛泽东在路径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怎么艰难呢？在初始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我们称之为原始积累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工业本身解决，主要的不能靠工业本身来解决。当然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去对外掠夺，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做。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从农业生产取得一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无粮国家是不稳定的，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展农业。这就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两难的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来看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他讲道，你要想多搞一点重工业吗？那你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要优先发展农业，要多往这里投一些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从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积累，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他就是这样把一个矛盾的东西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统一起来。毛泽东那个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头兼顾的，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选择就是外部关系的选择。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在讲制度选择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这就是：就对外关系来说，我们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毛泽东的考虑是从历史延伸下来的，因为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半封建这种依附性的经济，要独立起来。同时，客观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这些国家对我们不仅是封锁，而且还制裁，希望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希望我们早晚有一天要完蛋。
毛泽东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外交上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国的大国地位在近代以来失落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中国进入了安理会，但是中国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大国地位。这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来说是功不可没，我们到现在还在享受着毛泽东当年为我们奠定中国大国地位基础的好处，受益匪浅，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
抗美援朝的是是非非、长长短短，现在大家都在说，见仁见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所得，就是在世界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中国不是句空话。为什么呢？过去中国政府说什么话，第一，没人听。第二，说了白说，没人怕。第三，没人信。你究竟能不能兑现，你说你不会坐视不救，我打了瞧，到你鸭绿江边，我看你敢不敢过来，跟你叫板。所以，这个“得”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1954年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致地要邀请中国代表团。尽管他不给中国代表团相应的正式的外交礼遇。但是他承认，解决越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
十几年以后，美国在1964年前后制造了东京湾事件，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上的试探。如果中越两方在这个问题上要示弱的话，包括苏联，它就可以派兵越过北纬17度线，扩大战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政府马上做出反应，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如果美国人胆敢把战争扩大到17度线以北的话，中国的辽阔国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第二句话，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是如果这场战争和美国人打起来，战争没有国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话，中国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这句话是一个外交辞令，实际上是在提醒美国人，你别忘了朝鲜战争。结果一直到1973年巴黎和约（越南问题的巴黎和约）签订为止，美国从来不敢派一个兵越过17度线，它只敢狂轰滥炸。它不敢出兵，这对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棋子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受益无穷。
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毛泽东在1955年做出搞原子弹的决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这句话看来很不经意地从毛泽东嘴里说出，但是事后想想很有道理。这个“一点”特别有学问。为什么呢？要搞，不搞你没有大国地位。而且要搞就要早搞，像模像样地搞，搞晚了人家不让你搞了，制裁你，你就搞不成了。但是不能多搞，搞一点就行。多搞了，就跟苏联一样，要上美国人的当，被军备竞赛把你拖垮。这是中国的国力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决策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杀手锏”的意味，但是，原子弹对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远比今天的“杀手锏”更重要。原子弹爆炸以后，尼克松马上就改变了态度。
还有也是争取中国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讲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话，至少应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才能够比较清晰地、比较实事求是地看出这一条历史脉搏的跳动。
第三件事情，当时的话叫“江山不能变色”。
毛泽东在逝世前评价自己，说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还有一件事是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泽东觉得文革那么重要呢？甚至比建立新中国更重要呢？为什么毛泽东最后觉得必须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因为毛泽东觉得他一生反对弱肉强食，到头来，却发现他的社会里头还是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行为和意识。
为什么毛泽东要写出《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文章出来呢？因为毛泽东觉得他的所谓的革命队伍里头的思想太混乱了。什么思想都有，需要有一个思想来统一认识，以利于革命的胜利。换言之，需要一个标准来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需要确立一种革命的政治正确性。谁要不是为人民服务，谁就不是革命的，谁就有被剔出革命队伍的危险。而这个革命的政治正确性其实也是反对弱肉强食的逻辑。
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同苏联的十年论战呢？因为他发现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反对弱肉强食的逻辑了。为什么会有官僚呢，还不是因为官僚可以吃别人，官僚的社会地位更高？
为什么毛泽东要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与工农群众接触呢？因为他发现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仍然未能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他们还在想着出人头地，还在想着成名成家，还在想着向上爬。据说，有的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差而自杀，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向上的路已经被堵死了。
毛泽东为什么老跟精英过不去？因为社会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是最有可能替弱肉强食的逻辑辩护的，也是这种逻辑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据说知识分子们已经找到人类自私的基因了。而一大堆赞成或不反对弱肉强食的知识分子是最让毛泽东很头疼的了，官僚集团还在其次。因为官僚集团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但是知识分子就不同了，你不能删除他们的思想呀！而且只要他们还存在着，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传播他们的思想，跟你对着干。知识分子最爱记仇，而且能量很大，秦始皇给骂了两千多年，毛泽东也被骂了几十年。毛泽东不在乎，他早就预料到自己会给打得粉碎，他说，那又有什么，无非是打得粉碎而已。
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非洲将很多老殖民主义者赶回了老家。非洲人民自己也非常兴奋，我们黑人自己来管理工厂了。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人们发现，自己的干部更糟糕了，贪污受贿、没有规矩，广大的职工意见更大。但，是不是因此就应否定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了呢？文革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某些造反派掌握权力后腐化得更快。但能够因为这样就否定民众对官僚集团的斗争吗？
王力雄说，毛泽东是中国头上的一把剑。尽管他跟我立场不同，但我很赞同他的见识。这把剑对于官僚买办阶级来说是有很大威力的，为什么我们要扔掉它呢？如果走到民间去问一问，会发现大多数民众，还是信任毛泽东的，还是崇拜毛泽东的，谁不喜欢毛泽东呢？官僚买办，还有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受到的伤害到底是谁干的？不正是官僚集团和高干子弟吗？知识分子们宁愿得罪死人毛泽东，却不敢得罪当权派！
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注：发表前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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