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开创性观点。对于这些观点的评价，无论社会上还是学术界都有很大的争议，归根到底，要由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检验，也许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看清楚。然而，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是把这些观点理清楚，不容歪曲和误导。在探讨毛泽东这些观点的过程中，争辩是免不了的，而且是必要和有益的，采取有意回避或封闭的态度，不是一种对待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严肃态度。毛泽东本人把晚年所提出的这些思想，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是与他认为自己要做的人生第二件大事的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本着学习和求教的态度，试图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在世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新社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列宁领导工农大众与企图反扑的国内外资产阶级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坚决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所领导的阶级斗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期面对原有资产阶级的抵抗所进行的，那么，当革命政权在国内消灭了资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呢？列宁没来得及完整回答这个问题就过世了。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斯大林则宣称，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以此推论，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的职权不再担负国内阶级斗争的任务而只是对付国外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侵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面对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实际存在的矛盾与斗争，斯大林就一律归结于国外势力的代理人或间谍特务的破坏活动，并采用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来对待一切反对派。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虽然指责斯大林的极端政策，但同样认为作为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所以苏共和苏联是全民党和全民国家。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农村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曾经认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可以不再强调阶级斗争了。57年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挑战使中共意识到，在经济基础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存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党内绝大多数干部都认识到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在他们的思想上，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巩固共产党政权与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社会势力所进行的斗争。57年的反右模式，成为他们阶级斗争的既定概念。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对于当时党内普遍认为共产党政权已经稳固了的思想状态无疑是猛击一掌。全党以大会通过的形式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但多数干部，包括中高层干部，他们心目中仍然以57年的反右模式为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式。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原有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毛泽东一再提醒的党内问题，则理解为是原有剥削阶级“拉出去，打进来”，在党内腐蚀，拉拢、培育代理人的结果。至于毛泽东在此后一再提醒全党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的警告，对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而言，虽然嘴上附和可内心却不以为然，以致当毛泽东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几乎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有不少人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分歧是逐渐产生和发展的。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阶段，打击国内外企图颠覆新政权的势力，巩固新政权，作为阶级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全党同仇敌忾的一致共识。在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党内曾经一度产生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可以松一口气的情绪，但经过57年的反右斗争，党内普遍意识到巩固新政权与反对新政权的斗争还未结束。但此时毛泽东已经警觉到执政党内正在滋生和蔓延官僚主义，他本想通过整风加以遏制，却被右派的进攻打断了原来设想的计划。到1962年毛泽东重新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他实际上把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党外转到执政党内部的方向路线问题。此时，通过对现实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演变情况的分析研究，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毛泽东已经开始形成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系统性思想。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接见日本、越南、新西兰、印尼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时，都谈到了要警惕共产党领导层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与党内大多数干部的认识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当毛泽东下决心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执政党内的“黑暗面”时，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认识仍然停留在57年反右斗争时的状态，以致于把一部分敢于提意见的群众视为“右派”、“反党分子”来加以打击。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但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党内总的气氛处于思想上“很不理解”，实际上用“软”“硬”各种方法进行抵制的状况。
这种分歧的核心其实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其关键则是——如果存在，究竟是什么状态？主要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毛泽东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执政党黑暗面的这种做法，直接把执政党置于群众运动的对象，这对于一直把捍卫执政党执政地位作为自己职责的许多老干部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问题，所以他们普遍抱怨“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们无法理解这怎么是场“大革命”？
终于，一件大事发生了：上海的工人，学生，联合一些机关干部起来夺了上海市府的权，不久又宣布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 ——革命委员会。这个在绝大多数中共领导干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竟然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并以此向全国推广。毛泽东通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么一段石破天惊的论断：“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至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核心思想已经明确无误地向全党全国人民亮出来了。
按照毛泽东这个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到了一定的阶段，会出现人民群众与脱离群众而被群众视为对立面的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尖锐化将导致人民群众起来向官僚主义和企图搞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在得知上海“夺权”情况后就说：“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显然，他把这个夺权行动看成工农自己重建政权的性质，与解放军建立新中国政权同样具有革命意义。
对毛泽东这个思想持强烈质疑的批评意见认为，毛泽东的这种阶级观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概念，不是从经济基础而是从政治思想去划分阶级属性，而且把党内不同观点的分歧泛化为阶级斗争。
确实，毛泽东的阶级概念突破了经典著作主要从所处经济地位，特别是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划分阶级的概念。然而，毛泽东所面对的是经典著作尚未深入涉及的社会主义社会，怎么看待他的这种“突破”，是违背呢还是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的发展？
毛泽东的确十分强调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他认为思想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而任何政治上的斗争都是舆论先行的。如果社会主流舆论阵地被资产阶级思想所占据，就会影响经济基础，导致社会主义所有制悄然变质。他尤其重视掌握领导权的高级干部的思想倾向，因为如果他们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在全国推行起来是随时可能的。
另外，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尽管所有制改变了，但是对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情况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其原因在于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由此而产生的等级差别。如果不是始终清醒地限制和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任其发展，就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特别危险的，是执政党内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这种差别，形成“比资本家还厉害”的特权阶层。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在接近生命尾声时急迫地向全党全国发出呼吁，强调要从理论上搞清楚为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的泛滥必然导致“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他再次用最明确的语言表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由于在整个漫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资产阶级法权不可能很快消除而会长期存在，所以限制还是放任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将会长期持续，而这种斗争的走向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崭新课题。毛泽东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很注意区别于以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把党的各级机关整个地看成是敌对阶级，恰恰相反，他一直强调，真正与人民为敌的是不到百分之几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使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也应该允许他改正错误，回到人民一边来。
正因为这样，他强调对于绝大多数干部而言，是在群众运动中改造世界观，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所以，他把这场运动称为“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让广大干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也正因为这样，他要求群众“夺权”之后，应该尽快把愿意改正的干部“解放”出来，结合进新生的政权机构。
直到生命的最后年月，毛泽东始终坚持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丝毫没有动摇；同时他也指出这种斗争比过去那种阵线清晰的南征北战复杂得多。他要求全党认真总结这场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如何解决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问题，加深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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