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红军从广西广南城进入湖南，经传素走至马龙，天色已晚，队伍只好在辰口宿营时，走在前头的我们与毛主席跟随部队到达双江，因此就在双江住了一晚。警卫班一到双江就忙着给毛主席找住处。

　　不多久，打前站的警卫班战士把毛主席带到一座漂亮的四合天井大院里。走进大院，我被眼前的情景搞懵了。整个院落里没有一块空地，摆满了丰盛的酒席，窗边门侧贴有朱红对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打前站的警卫，打前站的警卫回答说：这“是一家汉族土豪在办喜事，听说我们来就慌忙逃跑了！”接着又提醒我：“请别乱吃啊，防备中毒。”我想：这些东西是财主准备宴请宾客，不会有什么毒，再说我们到得突然，他们跑得慌张，也来不及投毒。想到这，就笑着对打前站的同志说：“我先尝尝，要是没有毒的话，我们就不必再做饭了。”

　　我吃了以后，没有什么反应，味道还挺不错的。于是，打前站的警卫员们把各炊事班的人找来，将一桌桌酒席领了去。吃饭的时候，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这位财主想得真周到，知道我们行军辛苦了，特地办了 '接风酒'。”

　　十二月十二日，队伍从双江出发，翻山越岭，来到芙蓉。当天从流源来的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人带领的一纵队也到达芙蓉与毛主席等同志会合，两支军委纵队决定在芙蓉以及附近宿营。当晚，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在半山腰上的一座古庙里召开了会议。

　　第二天天亮了，知道队伍又该出发了，警卫班的战士过来叫我了。正在这时，队伍的集结号从四面八方响起。毛主席对我们说：根据毛主席建议计划，今天就要往贵州前进。在当地苖族老乡带路下，我们从芙蓉出发，走了一天半后，进入贵州，一举攻克黎平。在这里，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按照毛主席进军贵州的建议做了决定，队伍也进行了整编。由于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民族政策，红军在西进的路上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攻克黎平后，由于在毛主席正确指导下，红军接二连三地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余庆、瓮安等地，不仅甩开了尾追在我们身后的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的三个纵队，而且把王家烈、侯之旦的几个师打得狼狈逃窜，一直败到乌江北岸。因此，我们的队伍情绪大振，所向披靡。......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的一个夜晚，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这是我们突破乌江后遇上的第一条大江，水急浪大，凶龙般地翻腾着。我们船只很少，大家很着急。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如何渡江。

　　那时候我当毛主席的警卫员，天快拂晓，我跟主席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一下船，他又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研究问题去了。我去给他找房子，安排住处。江边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什么房屋，只有四五个不像样的洞子。洞子里湿得很，没有木板，就连稻草也找不到。我只好在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主席搭好了铺。心里真希望主席早些回来休息，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过去一到宿营地，搭好了铺，我就和秘书黄有风同志把主席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都拿出来，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

　　可今天，一来没有办公桌，二来黄有风同志还没有过江，怎么办公呢？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这洞子是沙土的，根本挂不上。没有桌子，办公用具也无处摆。这时，过江已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也许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了，我连水还没有烧好呢。他累了一夜，回来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行呢！我就没管办公用品摆开没有，找地方烧水去了。天亮以后，主席回来了，派人去叫我，我一进洞口，看见主席站在洞子中间沉思。我说：“主席回来了？”主席答应了一声，接着问我说：“都弄好了吧？”我指着地下的铺说：“好了！这地方连木板也没有，铺只好搭在地下了。请您先休息一会儿，水马上就开了。”

　　说完，我拔腿就想出去继续烧水。还没有走出洞口，主席就把我叫住了：“办公的地方呢？”我随口答道：“黄秘书还没来，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您，您先喝点水吧！”主席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向前迈了一步，用严肃的但又是温和的语调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

　　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主席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主席又向前走了几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我这才恍然大悟，飞也似的跑出了洞口。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忙搬进了主席办公的洞子。主席亲自动手和我把它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摆好后，我突然想到烧的水一定开了，便想去取来。

　　我刚想迈步，就听见主席叫道：“陈昌奉！”我说：“有！”“你过来。”我走过去，站在刚架起来的“桌子”对面。主席说：“我今天要处分你呢！”虽然主席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双目还是那样慈爱，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这种紧张，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疚。我不知该怎么办，只是双手揉搓着衣角，呆呆地望着主席。主席接着说：“我罚你一天不睡觉，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

　　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说：“好吧！”就在对面坐下来。主席的办公“桌”上摆了文件、电报，电话铃也不断地响起来。我看主席忙得一点儿空也没有，心里很难过，眼圈也湿起来。心想，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也许不致使他忙得这样。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我总好坐在旁边打盹，我也知道主席说罚我不睡觉，是一句笑话。但今天一看主席精神百倍地工作，却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了。我发现主席不时地用眼瞅我，并微微发笑，我更不知如何才好。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给他倒了一杯，才又坐下来。

　　过了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站起来对我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他停了一下，走近我，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听了这话，我更不愿动了。主席又说：“快睡去吧！”这时候，我原来含在眼眶里的泪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评才流出来的。

　　当时只觉得像在家里做错了事，父母不责难我，反而说“好了，以后记住，玩去吧”一样，心里翻腾得厉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铺上，很久没有睡着，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

　　那是一九三○年三月底，我由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调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给毛主席当勤务员。那时候我们还不称他为主席，而是称他毛委员。主席的行装很简单：两床半毛半线的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还有一把已经破了又缝起来的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主席用的地图、文件、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得满满的。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伞，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

　　到了宿营地，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便是他的卧铺。主席晚上很少睡觉。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图、文件、纸、笔就开始工作。主席看书、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不一会儿便伏在他身边睡着了。

　　每到半夜，主席就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脸盆，主席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还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一层又是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主席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从来不准我随便倒掉。吃了饭，他又看书或写文件。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那时吃饭还是只用一个缸子，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我们打下了福建的长汀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瓷饭盒。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在家念不起书，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识。那时红军每到一处都要贴标语，主席就利用行军的空隙指着标语教我认字。我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给我写的。电话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抬头一看，主席还在工作。

　　长征路上，主席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渡过金沙江，通过了彝族区，红军的铁流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抢渡大渡河，到达了花岭坪。这天我们要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据说要走一天才能到达。早上从花岭坪出发，主席有事没赶上中央直属队的队伍，就和卫生部的队伍一块前进了。

　　这次跟着主席的还有我们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我们一行走到了一个山间，三架敌机疯狂地向我们冲来，扔下来的几颗炸弹正落在我们身旁。大家一齐往主席身边拥去，心里紧张得很，只怕他出了什么危险。我站起来一看，主席蹲在一个刚才负伤的同志身旁。过去一看，负伤的原来是我们的班长胡长保同志。他躺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一声也不响。

　　主席蹲在他身边，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对卫生员钟福昌同志说：“快，给他上点药。”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说：“主席，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进吧！”他说话非常吃力，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似的。原来那张红润的脸，竟变得像黄纸一样。主席坐了下来，让胡长保的头枕在他的臂上，轻轻地说：“胡长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长保的头在主席的怀里转动了一下，着急地对主席说：“主席，我不能让您抬着我走，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我牺牲了之后，如果有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他们住在江西吉安。只可惜我不能跟您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新根据地。”说罢又转过脸来对我说，“陈昌奉同志，你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竟至听不清楚，只看见嘴唇在微微颤动。末了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对主席和我说：“祝革命胜利！”便合上了双眼。我急促地喊着：“班长！班长！”

　　但他已经再也不能答应了。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缓慢地站起来，对我说：“夹被！”我顺手将挂在身上的一床夹被递给了他，主席将夹被打开，亲手盖在了胡长保同志的身上。这天，一丝风也没有，山上的乱草一动也不动，它们也像我们一样在向这位烈士致哀。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我给主席搭好了铺，准备请他来休息一下。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桌上布满了地图，主席正和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首长在谈话。听说腊子口是甘肃、四川两省“天险门户”，也是我们到陕北路上的重要的一关，我想主席一定在和这些首长研究打腊子口的问题，因此没吭声就退了出来。果然，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打下了腊子口。九月下旬，我们又通过了渭水封锁线，继续向六盘山前进。

　　六盘山是陇山山脉的支峰，也是我们到达陕北的最后一个高山。翻越六盘山那天，出发的时候，天空就布满了黑云。走了不一会儿，疾风一阵紧似一阵，雨也“哗啦啦”地下起来。当我们来到六盘山下，主席全身都被淋湿了。六盘山和我们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一上一下也有六十里地。刚上山还有点树扶着，快到山顶时树也没有了，只有一些快要枯死的小草，行走起来更加艰难。

　　从过了夹金山我就发疟疾。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忽然肿了起来，这两天虽然消了肿，但身体还很虚弱，当我快要到达六盘山顶的时候，只觉得头昏眼花，一步也挪不动了。主席见我这样，就问我是怎么了。我说：“主席，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说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主席把我扶起来，以为我又犯了疟疾，便叫警卫员曾先基把卫生员钟福昌找来，拿药给我吃。其实我并不是犯了疟疾，只是长时间的行军把身体搞得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我要主席先走，我休息一会儿就走。主席见我这样，便说：“陈昌奉，这里空气稀薄，又在下雨，你不能在这里休息，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

　　说着便要和曾先基架着我走。我见主席对我这样关心，也想快走，谁知浑身颤抖个不停，一步也迈不开。主席又问我：“你是不是冷呀？”我说：“冷，全身直哆嗦，骨头缝里也发凉！”主席看了看我说：“来，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再喝上一点热水，暖和暖和就好了。”说着就脱大衣。我一把抓住了主席的手说：“不，我不穿，我能走。”我知道，主席要是脱下大衣，身上就只剩下在遵义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件灰军装上衣了，而且昨天晚上他还忙到很晚没有睡觉。我坚持不穿，挣扎着想走，但终因我身体太弱，刚一迈步又昏倒在地上。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曾先基同志端着一碗水在我面前。

　　我身上已经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主席站在旁边，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装。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我“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呆呆地望着主席，他那慈爱的双眼显得更加可亲。主席对我说：“好些了吗？”我说：“好了！走吧！”主席说：“好样的！这才是红军的战士。走！”傍晚的时候，我们走下了六盘山，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我躺在铺上想：如果没有主席的关怀，我今天一定要牺牲在六盘山上了。想着想着泪水又涌出了眼眶。

　　翻过了六盘山，便进入了甘肃回族区，离陕北越来越近了。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主席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主席的话还没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同志们高兴地笑着、跳着、互相搂抱着、欢呼着，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不几天，我们便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苏区，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了。

　　【陈昌奉 出生于1915年，江西宁都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毛泽东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队山东、江西总队总队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86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