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今年恰逢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本来写了几篇歌颂毛主席的文章，打算向一些学术期刊投稿。不曾想，现在的学术圈子已经被金钱严重腐蚀了，那些刊物动辄就要几千块的版面费！我一贯囊中羞涩，只得作罢。作者向刊物投稿，没有稿费也就罢了，还要反过来交版面费，这是什么混账逻辑？！另一些刊物倒是不用交钱，但是非专家教授的稿子不收。鄙人不才，想请教一下这些刊物的主编：为什么歌颂邓江胡和当今一把手的文章就可以随意刊发，而歌颂毛主席的文章就左一个门槛、右一个限制？你们这样厚此薄彼，无视日益高涨的“毛泽东热”，到底意欲何为？难道你们做了什么缺大德、丧天良的丑事恶事，心中有愧，不敢面对毛主席的在天英灵？我虽然出离愤怒，但是人微言轻，也只能徒唤奈何，希望党和国家能看到当下的学术乱象，及时拨乱反正，还广大知识分子一个公平、公正、清朗的学术环境。
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和古代读书人一样有着深厚的“立言”情结，总是想着有朝一日能把自己的文章传遍天下，让自己的思想观点深入人心。无奈才疏力弱，奋斗多年都未有建树，不觉时时感到惭愧。现在正好借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机，把这些文章逐步发出来，以飨读者，以酬所愿。
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毛主席指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建国之初，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毛主席推行了三个方面的举措。第一，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毛主席鼓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等等。通过学习，他们开始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以后走上报国之路打下了初步基础。第二，指导改造旧知识分子。建国之初，前朝留下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和国家对他们采取全盘接纳的政策，而这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受到帝国主义思想或封建思想或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毒害，因此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价值取向异常混乱。只有对知识分子进行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洗练，在他们头脑中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无产阶级才能拥有文化领域的话语权。1951年11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由此，思想改造运动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开来。到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经过此次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激发，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第三，批判错误的文化思想。毛主席批判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电影《清宫秘史》传递的错误历史观。此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以及对“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潮进行清算，都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彻于文艺领域和学术研究之中，以确立社会主义的文化评价标准。
二、强调为人民服务是文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识。毛主席把“人民”二字写在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上，并始终贯彻于文化建设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立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从此，新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带来了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毛主席一贯重视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建设时期，他大力倡导农民群众充分挖掘乡村生活的内容，进行加工制作，同时大力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让农民真正成为新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谈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在他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一场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旨在动员农民自发挖掘乃至创作民歌来彰显英雄气概，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鼓舞。尽管当时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粗糙，但农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话语中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教育，增强了对乡村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乡村社会的精气神逐渐凝聚起来，农民那种怯懦、被动的文化心态也得到了历史性扭转。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毛主席还亲自写诗赞颂乡村巨变，如两首《七律·送瘟神》歌颂了乡村干部群众努力消灭血吸虫病的光辉事迹，《七律·到韶山》也以豪迈遒劲的笔触，描绘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崭新面貌。这些描写乡村、讴歌农民的诗作广为传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为农民精气神的提振和乡村社会精神面貌的提升，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明确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布局
红色中国诞生前夕，毛主席自信地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他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并列，而且称文化建设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强调了文化的重要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开辟了道路。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是新中国最早的“四个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在论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是把科学和文化联系起来说的。这个表述说明，在他的心中，排第一的是工业，第二是农业，第三是科学，紧接其后就是文化了。这反映了毛主席对文化现代化的高度重视。重视文化在整个社会进程中的巨大作用，重视发展文化事业，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毛主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当时并没有立即向外界公布，而是后来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公诸世人的。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基础和精神动力。回顾那段历史，毛主席的提法看起来更加准确和全面。的确，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绝对不能缺少文化的现代化。随着其他几个现代化的逐步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不能忽视了。只有具备最先进的精神文明，国民的内心世界才能得到进化与升华，中华民族才能傲然雄屹于世界民族之林，重振昔日的荣耀与辉煌。这就是毛主席高度重视文化现代化的真正原因。
四、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主席针对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绝对化、片面化倾向，以及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就是新中国文艺史上最负盛名的“双百”方针，也是世界文艺史上的一个创举。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纷纷下基层联系群众，创作出了《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英雄儿女》《战斗里成长》《红岩》等各类经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当时的翘楚。这些作品陶冶了人们的情操，缔造了新中国文艺之春，社会主义文化宝库也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家柳青。柳青可以说是真正践行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好同志，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毅然离开北京，前往穷僻的陕西农村挂职锻炼，而且一待就是十四年。这说明，柳青是一个不慕声利、甘于默默奉献的文人，他所著的《创业史》，集中展现了贫苦农民思想感情的巨大转变，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壮阔征程，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成为鼓舞和教育人民的榜样。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调动了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因素，使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越发扩大，使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并为中国攀登世界文化高峰指出了光明远大的目标。
五、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
近代以来，兵革蜂起，豪杰龙骧，瀛寰翻覆。值此大争之世，不同文化的角逐和碰撞亦从未停止。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64年，针对音乐方面有些人崇西洋、轻本土的现象，毛主席根据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实际，作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重要批示，以此作为“双百”方针的辅助。对于传统文化，毛主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传统文化绵长宏深，滋养和哺育了古老、奇伟、光荣的中华民族，全部抛弃是自掘坟墓的愚蠢行为，必须尽量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这就是“古为今用”。对于西方文化，他强调：“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不大胆学习资产阶级文化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毛主席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用”，不是简单照搬，不是代替自己的创造，而是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代化与科学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既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也是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这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养料问题，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僵局，开拓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康庄大道。
六、结语
在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主席以非同寻常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人民文化，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以及最终强大起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滋养。
【文/晴云秋月，本文为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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