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峰：民间文艺学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观探论

　　早在三十年前的1993年，笔者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时出版的题为《心碑》的一部文集中，当时就通过为该文集撰写《浅论民间文艺学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观》一文，表达了自己对民间文艺学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观的一些个人浅见。于今，在新世纪新时代的新背景下，随着自己对跨越70余年时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和体会，愈来愈感到对民间文艺学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观有新的感悟和认知，不写不快，并希冀通过本文表达。

　　于是，即有了如下边学习、边思考、边撰写的如下文字：

　　的确，跨越70余年历史时空的毛泽东与习近平，在前后两次文艺座谈会上，站在人民立场上倡导文艺发展方向的重要讲话之遥相呼应，颇感其丰富内涵，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不仅皆一致体现了人民性的与时俱进与开放包容之精神，而且为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我国所有的各类文学艺术之发展，指明了持续前行之清晰方向。

　　民间文艺学，作为关于民间文艺的科学研究，兼及对其收集、记录、整理、编集等初步作业的一门科学，早在我国先秦时代，即有其收集、整理之记载。而在其两千一百多年之后的1942年，因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刊布，即迎来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的新纪元。而到两千二百多年之后的新时代，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得以更好伸延，并使之成为新时代民间文艺发展之最强音，其既为我国新时代民间文艺之发展指明了方向，又更加坚定了新时代我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为民抒写、为民抒情、为民抒怀之信心。

　　（一）

　　我国是世界上民间文化开化较早的少数国家之一。

　　在先秦时代，我国就已经有民间文艺作品的收集、整理的记载。而在这以后的漫长年代，我国历代民间文艺工作者们又通过这方面频繁的科学活动，而给后人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

　　其中，不少民间文艺作品，已成为具有世界民间文艺学意义及其科学史意义之珍品。如灰姑娘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世界大扩布”的著名民间故事，即成为我国在记录时间上最早的民间文献。

　　尤其是《红楼梦》，即应系我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一部最为著名的长篇优秀民间故事。该故事通过对贾宝玉、薛宝钗、贾元春、晴雯、紫鹃、赖大、焦大、贾敬、贾赦、贾政等主要人物的细腻、生动地描述暨刻画，让世人们深入了解到了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及其人情事故。同时，该长篇民间故事中，因奇妙地融入了多样性地中国古文化之丰富元素，而让世人们通过《红楼梦》引人入胜之梦幻般情节，使之不仅真实感受到了我国清朝中期封建民间社会的大百科全景，而且切实感受到了我国古代民间文化之深厚底蕴及其多样性。

　　而我国古代民间文学故事通过书面和人们口头传播及叙述， 经代代相传，成为了我国民间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因为，我国古代民间文化不仅以民间故事这种主要的叙事艺术存在的，而在其描述、记录、整理、创作、传播等诸多方面，还既尤为真实、生动、丰富，又以神话、传说、歌谣、诗史、抒情长短诗、叙事长短诗、民间小戏(戏曲)、谜语、歇后语等多样性形式而存在。

　　然而，无论我国民间文艺学以何形式存在，但其万变不离其宗之定义——其皆系历代我国民间大众口头或记录创作。而其创作之成果(作品)，皆反映了历代我国劳动人民的朴质思想感情和艺术情操。

　　此即可归纳为：我国历代民间文艺之核心定义一一皆系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乃至尔后的记载创作；我国历代民间文艺学创作之主要方式——皆系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后加记载记录) ；我国历代民间文艺学流传之主要方式——皆系劳动人民口耳相传；我国历代民间文艺学内容之最大特点——皆反映了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及其艺术情操(即直接的人民性)；我国历代民间文艺学之主要历史迹象——皆系民间社会历史事象的文化记录；我国历代民间文艺学创作之重要起源——皆起到了民间文化源头之标杆作用；我国历代民间文艺学创作者之成长状况——皆以民间文化为其摇篮和乳娘；我国历代民间文艺学之主要特征——皆在其重要内容、流传形式、艺术生态等诸多方面)艺术方面既追求真情和质朴，又注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二）

　　可以说，上述我国历代民间文艺之核心定义等等，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观中得以充分而又生动体现。

　　1942年，是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的新纪元。

　　毛泽东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刊布，对中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对人民群众民间文学的口头创作及对其评价、收集、利用等方面，皆产生了明确性、方向性、规律性之重大影响。

　　从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我国具有现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伟大开端之时起，我国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即产生了历史性的征集、刊布人民心声的(民间歌谣)的活动。

　　这一活动，成为了我国民间文艺科学史上的一个犬跳跃，为后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民间文艺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竟管，民间文艺学的历史在我国已有二千年以上，但其真正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时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这数十年。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其发展可谓起到了举足重轻的作用。其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观念指导作用尤为突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刊布之前后时期，当时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包括所有的革命诗人、作家、艺术家，无论是其在沦陷区，还是在大后方，还是在解放区……，皆尽其所能地搜集、记录下了当时中国广大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不计其数的抗日歌谣和民间传说，谱写了中国民间文化史和民间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例如，解放区的抗战歌谣，即系当时解放区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系当时解放区最富生命力与表现力的文艺创作形式之一。尤其是以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与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抗日民族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地整合规范了中国革命文艺思潮，特别是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解决了文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混乱认识。由此，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典型塑造、审美趣味等，皆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从而最终确立了文艺创作“政治话语，民间表述”之价值取向，并由此真正敞开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美学追求之源头。正因如此，所以说当时解放区抗战歌谣之审美意识及其相关趣味，皆系遵循了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之统一。

　　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的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从此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认真解决了其观念上对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认识问题，从而推动了我国民间文艺学的蓬勃发展。

　　而其中，可谓最为突出的是毛泽东正确解决了民间文艺工作者如何对待马列的问题。当时，新中国建立初期乃至尔后的十多年，马列主义理论一直是指导我国开展各方面工作的基本原理，亦是指导我国开展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基础原理。关于这一点，我国民间文工作者是从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得到认识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体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一些文艺工作者，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毛泽东还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很谦虚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者也不能例外。”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告诫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呢？其目的即是为使文艺工作者更好地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选读》528至529页)。

　　毛泽东对包括民间文艺工作者在内的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这些正确要求和精辟指教，虽并非什么“南华僻典”，但却对那些只满足于使用马列主义一些经典的名言佳语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可谓是有着最好的启迪、指导作用。因为，当时在民间文艺工作者的队伍中，的确存在把包含无限丰富内容的马列主义某些原理或简明公式运用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例如，在对待关于刘三姐(古文献上多称刘三妹)的故事上，当时就存在这种倾向。

　　建国以来，由于《刘三姐》这个故事的戏剧化和电影化，从而使之代为我国许多民众熟悉和乐道的故事(严格地说此应是传说)。

　　《刘三姐》这个故事，不但有从宋代起的文献记录，而且在我国南方更有广阔的流传区域。两广(特别是广西)，应该是其主要流传地。

　　在广西好些地区人民口头的讲述里，都讲到刘三妹（即刘三姐）爱唱歌，并且爱上了乡里的劳动青年(如樵夫之类)。

　　刘三妹的哥哥又不喜欢她唱歌，只希望她嫁给有钱有势的求婚者。后因她不肯听话，哥哥便以某种惩罚为难她。对此，我们的一些民间文学记录者或研究者，便主观地认为刘三妹哥哥的思想、行为不符劳动阶级的本分，故断言其不属劳动阶级，必须加以改易，才能使刘三妹和她的哥哥的冲突成为符合马列主义阶级思想相对立这一原理。

　　其实，这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知半解式片面理解。

　　因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家们虽然主张和承认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是对立的、相互斗争的，但又否认在阶级社会中，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绝对现象。而正相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它对于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的思想有一定的渗透、侵袭作用，但并非说被统治阶级思想渗透、侵袭的非统治阶级的劳动者就是统治阶级。

　　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些民间文艺工作者中的记录、整理工作，由于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从而导致了不能正确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民间文艺学研究的问题的出现。

　　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马列，正确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间的相互差异，从而推动民间文艺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

　　2014年10月15日，在新世纪、新时代的新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因对涉及新时代文艺发展繁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系统而又深刻地回答，从而对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新飞跃，产生了巨大作用。于是，联想到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因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文艺应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进行创作”而确立的中国革命文艺价值体系暨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即鲜明而又清晰地可见：跨越72年时空的两次文艺座谈会遥相呼应，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倡导文艺的发展方向，其丰富的内涵，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既体现了人民性的与时俱进与开放包容的精神，又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事实确亦如此。这跨越72年时空的两次遥相呼应的文艺座谈会，可谓对我国民间文艺的指导意义皆尤为特别、尤为重要——

　　距今的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此系这次《讲话》的核心问题，亦是贯穿此次《讲话》的中心，是理解文艺其他问题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此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是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出发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决定的。虽然，自有人类文明，就有文艺，对于文艺的作用，历史上的统治者以及文艺家们都有过经典表述。然而，文艺的服务对象是谁，文艺究竟是为了什么人，文艺创作的目的是什么等重大问题，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之后才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了科学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作用，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而用毛泽东著名的话语来说，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故此，毛泽东同志在此次《讲话》中，不仅鲜明地指出文艺创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且明确地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既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又在如何服务上有不同的标准。事实上亦是这样：当时在延安时期，由于全民教育程度较低，因而为人民服务，即需文艺做更多普及工作。而当时的文艺又急需发挥唤醒民众、动员社会的功能，故而此阶段文艺的大众化即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文艺早期的自觉追求。这样的文艺工作导向几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强调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内涵和有不同服务标准是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

　　文艺为人民服务，还在于发挥人民的艺术创造力，丰富以人民为主体的文艺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中，文艺为人民服务，但人民绝不是被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文艺活动作过高度评价，认为其不但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素养，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亦特别强调说，文艺家们在为人民服务中要向人民学习。为此，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到人民群众“萌芽状态的文艺”。当年延安和解放区文艺之所以轰轰烈烈，而其中之缘由，即人民群众文艺占了相当比重。在文艺史上，民间文艺虽一直受排挤，然而在革命文艺中却始终保持鲜明、独立、不竭之活力，此可见群众性民间文艺之鲜明特色。

　　情况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迈上快车道，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与审美水平也越来越高，原先的大众化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鉴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2年后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文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此应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论断。

　　的确，文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涉及的是文艺实践标准。据悉，恩格斯先后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和《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皆曾提到“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认为两者是紧密结合、彼此融合统一的。具体来说，“美学的”标准，即着眼于人对现实之审美关系。其既遵循艺术美之特殊规律，又从审美角度考察和评价了文艺作品的审美特征、审美意义、审美价值及其相对独立之审美特质。而“历史的”标准，则以辩证发展眼光审视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其既遵照历史发展和文艺发展规律而把作品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又从历史角度着重考察文艺作品之具体内容、思想深度、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

　　而涉及广大民众之“人民”，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是对文艺创作方法的高度概括。人民是文艺的创造者，不仅是指人民是狭义的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更是指人民及其实践活动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

　　我国古今的文艺创作实践表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皆来自于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可能是关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产物。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伟大诗人之一的杜甫，不仅在其生前殷璠编纂的《河岳英灵集》收录的24位唐代诗人的234首诗中并未有其一首诗，而且在其去世九年之后高仲武编的《中兴间气集》中依未收录其任何一首诗歌。直到中唐时，杜甫才引起当时诗坛的有限的注意。而该“有限的注意”，亦是因杜甫在其“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作中，贯穿了人民性思想，才最终为其赢得“诗圣”之地位。而现当代著名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非仅为其“创”之作，而是其深入农村之“副产品”。抗战胜利后，丁玲主动请缨，先后赴河北怀来、涿鹿农村深入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领略了农民的淳朴、热情，积累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并产生了写作该部小说之冲动。当丁玲从农村深入生活回来之后，一幅当时中国农村的壮丽图景在她脑海中愈来愈清晰地浮现。此后，丁玲为创作该部作品，又数次参加深入农村的活动，以检验自己的构思是否妥当，判断是否准确，人物刻画是否真实。

　　鉴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重要部署时，即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可见，“人民”作为党的二十大政治报告的关键词、高频词，既清晰地阐明了人民与文艺关系的历史发展逻辑，又鲜明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和至诚朴实的人民情怀。

　　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强调的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讲话》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讲话》的中心，是理解文艺其他问题的基础。《讲话》明确地指出文艺是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出发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决定的。

　　跨越70余年历史时空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吹响了民间文艺复兴的号角，召唤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要深入民间、田野向人民学习、体验民间文艺生活、感受民间文艺的美好、促进民间文艺的传播，要为繁荣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间文艺传统奉献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跨越70余年历史时空的毛泽东与习近平前后两次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因皆系站在人民立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观，的确是遥相呼应而一脉相承的，此既体现了两位人民领袖文艺思想观与时俱进之精神，又为当今乃至今后繁荣我国各民族优秀民间文艺传统指明了持续前行之方向。正是缘于习近平文艺思想观是接力探索、持续发展我国各民族优秀民间文艺的理论结晶，是建立在我国生动民间文艺实践基础之上的思想精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因而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故此，毛泽东文艺思想观之现实意义，亦在于此。

　　（注：该文中的部分观点，曾以本文作者署名的《浅论民间文艺学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观》一文，刊发于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时出版的书名为《心碑》的文集的96-98页之中。）

　　注：作者翟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汉语文字作品及其民间文学作品，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民间文学、故事会、中国通俗文艺、大众文艺、龙门阵、巴蜀风等数十家报刊暨人民网、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中国民俗文化网等多家相关主流网媒发表“正能量”的民间故事、民间文学评论、民歌、民谣等类文稿共千余篇逾百万字；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吸收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多次荣获全国范畴内的相关奖项，系多年来有一定知名度的民间文化学者、多栖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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