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毛泽东的“感谢”

　　自从网上出现“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传言被人们找出原话予以澄清之后，就激起了人们去查阅毛泽东原话的热情。这一查阅可有了大发现，原来毛泽东要感谢的人还真不少，从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日本军阀，美帝国主义，蒋介石，何应钦，到党内路线斗争中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李立三，再到国际政治斗争中的赫鲁晓夫，杜勒斯，可以说，凡是与毛泽东交过手且败在毛泽东脚下的对手，无一不是毛泽东感谢的对象。

　　初读这些语句时，立刻就被其深邃的幽默感和特具犀利讽刺意味的语言风格所吸引。但在仔细回味之后，会感悟到毛泽东的这些“感谢”不只是一种语言的幽默感，其中还包含着他高度重视“反面教员”的深刻含义，他确确实实认为，没有这些反面教员，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感谢这些反面教员绝非虚言。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记载了创建新中国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每一个曲折都是危机与转机之间的生死抉择。正是一个又一个这样严酷的抉择，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使全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步一步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反面教员——包括革命的敌人和革命队伍中的错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

　　《毛泽东文集（第7卷）》记载了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兄弟党代表时的谈话。这篇谈话是在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政权已经得到巩固的背景下，作为与兄弟党进行交流而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整个过程所做的历史性回顾，带有总结经验教训的意味， 其中多处强调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关于重视反面教员的思想，是一份重要的教材。

　　在伟人逝世后，社会上和党内都出现了一股诋毁毛泽东的暗流。一些对毛泽东怀有满肚子怨气的人，为了发泄个人的不满，对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横挑鼻子竖挑眼，妄加指责，在老干部群集的“四千人大会”上形成了只能挑错，不能说好的恶劣气氛，大有颠覆历史定论之势。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开国大将实在听不下去了，他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驳斥了那些颠倒历史事实的种种胡说八道。他——就是黄克诚。黄克诚的讲话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众所周知，他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许多人正期待他同流批毛，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历史事实的一边。这位曾经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革命功臣，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他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和最有资格的发言人。他讲话中所给出的历史史实，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关于反面教员的思想提供了生动的注释。把他的这个讲话与前述毛泽东的讲话联系起来，可以得到更深、更生动的感受。黄克诚的这个讲话刊载在198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那个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新中国的革命史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0年1月至1927年7月）

　　第二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

　　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第四个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

　　（一）关于第一个时期，毛泽东说：

　　——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

　　——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

　　——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

　　——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

　　黄克诚的相关讲话：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

　　对于这个时期，毛泽东说过，陈独秀是反面教员，他不懂得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闹革命，唯有动员和依靠广大贫苦农民，才能获得强大的革命力量，结果在国共合作中丧失了领导权，导致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的错误和失败促使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二）关于第二个时期，毛泽东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黄克诚的相关讲话：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

　　1929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他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193０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1931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同志来到苏区，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销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许多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绝大部分拔掉了，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他自己内部的各派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可惜当时我们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正确意见。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毛主席又被排挤。1933年，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也来到中央苏区。此后，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指挥军队。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他们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他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

　　关于这个时期，毛泽东首先提到要感谢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大肆屠杀革命人民，用枪杆子实行白色恐怖。这就教育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这才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毛泽东说过：蒋介石“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毛泽东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就是从这个学习中得来的。同时，毛泽东寻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对此，他感谢蒋介石“把我们赶到农村去”。

　　在这十年的浴血斗争中，党内经历了严重的路线斗争，错误路线几次把革命事业拖到全盘崩溃的悬崖边缘。然而，也正是这些失败强烈地反衬出毛泽东路线的正确，为全党真正认识毛泽东并把毛泽东的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打下了基础。毛泽东后来专门评论过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黄克诚的讲话补充了许多细节，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到遵义会议后复出领导长征走出困境，每一件事都是红军生死攸关的大事，每一件事都经历过激烈的争论而最终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用毛泽东的观点来看，也正是那些错误的主张，用生命与鲜血的代价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全军，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

　　（三）关于第三个时期，毛泽东说：

　　——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

　　——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

　　黄克诚的相关讲话：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执行毛主席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1941年，在中央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规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

　　关于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后来接见日本来访者时， 说了不少感谢的话，如“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但在这篇讲话中，他主要强调了王明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因为当时王明很神气地从苏联回国，以钦差大臣自居，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一切服从蒋介石的政策。王明倚仗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背景，又摆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架势，一时唬住了许多人，使毛泽东处于少数的境地。但是接下来的事实——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一个耳光，赶出大门”，就证明了王明这一套是会葬送革命的，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皖南事变”唤起了全党的彻底觉醒，使全党心悦诚服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接着开展的延安整风，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了王明的路线错误，形成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毛泽东一是感谢蒋介石这个教员，二是感谢王明这个教员——“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四）关于第四个时期，毛泽东在这篇讲话里说得不多，他只是强调：“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克诚的相关讲话：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毛主席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第四个时期是中国两个命运——光明的中国与黑暗的中国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不但面对着兵力和武器设备远超自己的国民党军队，而且还面对国际上美苏两大国企图造成 “划江而治”的压力。但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自己的内部清算了错误路线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方针，所以具备了战胜一切敌人，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这时的关键在于全国人民的觉醒。毛泽东说：“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这就教育了人民，促使全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他，使他成为孤家寡人，最后不得不败退到一个小岛上去了。

　　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场大决战时，多次提到了蒋介石在唤起人民觉醒中所起的反面教员的作用。他说：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

　　——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

　　——没有蒋介石中国就不会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就不能武装起来。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之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

　　在实际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逆转了军事力量的对比，确实也离不开蒋介石的“帮助”，如毛泽东所说：“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到了渡江战役时，解放军全军员额已从最初的一百多万人达到了四百多万人，其中近半数都是“解放战士”——即掉转枪口，加入了解放军的原蒋介石部队的俘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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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创建新中国的整个革命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感谢反面教员，决不只是语言的幽默，而是揭示出辩证法在现实中的生动体现。他说：“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历史以无数事实一再告诉我们：

　　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也就没有革命；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没有错误的反衬，就不可能认识真理。

　　没有失败的教训，就没有成功。

　　从反动派一方来说，他们的倒行逆施，恰恰为自己的倒台培育了反对的力量，准备了自己灭亡的条件。美国记者斯诺在与毛泽东会谈中，谈到他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毛泽东回应道：“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喜欢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句话来形容反动派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

　　从革命人民这一方来说，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的正面教员还不够”。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以及诸多理论家们都强调过正面“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强调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的，毛泽东是第一人。在他看来，反面教员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人民的觉醒，单靠正面教育还不够，非有反面教员不可。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要求给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刊载负面的消息，包括敌人攻击我们的言论；在与苏共的大论战中把苏共的言论原封不动地刊载在《人民日报》上。他把这叫做“种牛痘”，以“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毛泽东如此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是与他的历史观紧密相连的。

　　一些人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谈到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时，只注意到生产力的物的方面，却忽视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具有能动性的因素——生产者。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观点，看不到阶级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表现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群众与侵吞社会财富的少数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而作为“历史的火车头”的革命，正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与这些人不同，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就是说：阶级斗争，人民革命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由此，毛泽东做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历史观的核心就是：革命，是被压迫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迫使被压迫人民不得不发出反抗的怒吼，这就是“逼上梁山”的道理。革命的第一要素就是人民的觉醒，而要唤起人民觉醒，反动派的“教育”有着正面教育不可替代的效果。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低估先进思想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一段很值得深思的讲话：“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归根到底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决定自己的判断，单纯的正面教育不能完成启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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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黄克诚的讲话。他讲话中关于新中国建国前的那部分内容，已经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反复验证而成为人们颠扑不破的共识。因此他的这个讲话一出，立刻使那些肆意诋毁的人哑口无言。他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使得那些对伟人妄加评论的人无地自容。

　　但是，对于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仍然争议不断。

　　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一些曾经被认为毛泽东说错了的话，被现实证明并没有错，以至于人们发出了“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感慨。

　　这一点也不奇怪：对建国后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同样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毛泽东为了打破历史周期律，不惜冒着 “跌得粉碎”的危险毅然进行的艰辛探索，终于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现实面前，重新获得了人们的理解。这再次验证了毛泽东“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这个朴素的真理。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诋毁毛泽东的人同样充当了反面教员的角色。

　　这正是“离那个时代越远越感受到他的伟大”的原因。

     【文/林之辛，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