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长征：1934年12月

　　1934年11月，秋风萧瑟，寒意渐浓，中央红军在冲出重围的征途上艰难跋涉。

　　6日，毛泽东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可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但是又一次被博古、李德等人拒绝。

　　7日，毛泽东、朱德联名散发《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8日，毛泽东随中央第一纵队由大山经延寿，于9日到达文明司，遇见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毛泽东对李聚奎说：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他又嘱咐：“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李聚奎听到毛泽东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11日，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毛泽东随中央第一纵队进驻宜章县赤石司。这时，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躺在担架上随军前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疟疾发高烧。还没从病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毛泽东果断叫停抬着自己行走的战士，将担架让给警卫员吴吉清，吴吉清不敢坐，毛泽东坚决让吴吉清坐上了担架。

　　18日，红军又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蒋介石迅速调集25个师，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湘江沿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围歼。

　　毛泽东，这位被排挤出军事领导核心的巨人，身体虚弱，疟疾初愈，只能坐担架行军。他的目光却始终坚定，深邃的眼眸中透露出对红军命运的深切忧虑。尽管身处困境，他仍心系红军前途，一路上与张闻天、王稼祥深入交谈，试图寻找挽救红军的方法。

　　红军内部，对于前进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极力反对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认为蒋介石已洞悉红军意图，在湘西布下重兵，此时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他建议西进贵州，那里敌人力量薄弱，红军或许能获得喘息之机，创建新的根据地。然而，他的建议未被博古、李德采纳，红军依旧朝着危机四伏的湘江前进。

　　11月27日，湘江战役爆发。红军战士们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胜利的渴望，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搏斗。一时间，湘江两岸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此起彼伏。红1军团和红3军团分别控制湘江两岸，红5军团担任后卫，阻击敌人。

　　战斗异常惨烈，国民党军凭借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向红军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猛烈攻击。红军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端起枪，奋勇还击，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红3军团第5师在新圩附近与桂军激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成功完成阻击任务，保证了中央红军左翼安全；红3军团第4师在界首—光华铺一带顽强抵抗桂军，守卫东岸渡口；红1军团与湘军展开肉搏战，战士们喊着口号，与敌人拼杀在一起，鲜血染红了湘江。

　　红5军团34师长期承担总后卫任务，面对敌人的疯狂追击，他们毫不退缩，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最终，为了掩护其他部队过江，全师全部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后，扯断肠子，壮烈牺牲，他用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诚。

　　11月27日至12月1日，苦战5天5夜，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当地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场战役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战。

　　湘江战役的失败，让红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战士们士气低落，对未来感到迷茫，对军事指挥产生怀疑，要求改变领导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所有人都在思考：红军该何去何从？

　　1934年11月，对于毛泽东和红军来说，是一段充满艰难与抉择的岁月。毛泽东在困境中坚守信念，为红军的命运不懈努力。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让红军认识到错误指挥的危害，也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的长征：1934年12月

　　1934年12月1日傍晚，广西兴安县界首湘江渡口水流湍急，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在敌人的炮火中奋力渡过湘江。

　　毛泽东多次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论及这种危险局面，他主张中央红军绝不能再被国民党军牵着鼻子走了，绝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绝不能自动“入瓮”，自取灭亡，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3人团”错误领导的“3人团”。

　　毛泽东就红军的行军方向又向周恩来提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新“3人团”与老“3人团”对抗，依然不起作用，博古、李德他们仍不顾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

　　红军如果继续按原计划前进，必将再次钻入国民党军的口袋里，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说：“不能再这样了，要斗争啊！”

　　12月10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从广西进入湖南怀化通道县的老县城县溪镇。

　　毛泽东对张闻天说，一定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召集军委会议，大家统一认识才好行动。

　　在毛泽东、张闻天等的坚持下，12日，中共中央临时决定在通道县县溪镇的“恭城书院”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毛泽东发言时，将在路上搜集到的国民党军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讲给大家听。最后以调侃的语调说：“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

　　李德大声说：“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说：“黔省防御力量差，我们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与会的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是从当前敌情出发，实事求是，比较可行。周恩来在会前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听到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见多数人支持毛泽东，于是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我军才有一条生路。”

　　博古虽然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通过了，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西进贵州。

　　通道会议的决定，是毛泽东被排挤3年多以来，特别是自第5次反“围剿”开始以来，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人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的影响。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转兵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转兵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12月14日，毛泽东在途中闻讯傅连璋在快到贵州时，因不谙骑术，连人带马掉进了河里，幸而被警卫人员救了出来。他马上派人把自己的棉被送给傅连璋。

　　12月15日，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进入贵州省雷山县境内，接着一举攻克黎平县城。

　　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想起这一带的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不由得引发了诗兴，吟出了《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城内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西渡乌江北上，到川黔建立根据地。黎平会议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2月20日，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路过剑河县一个村子时，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子在严冬季节里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就询问情况，原来，老太太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儿子在前几天又被国民党军抓去当兵。她和儿媳妇分两路四处讨吃的。但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上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毛泽东流下眼泪，他脱下自己的毛线衣，又拿出一条布被单子，又叫警卫员吴洁清拿了两袋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老太太。他蹲下身，亲切的对老太太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

　　老太太想不到遇到了这么好的队伍，嘴里不住的念叨着“红军，红军”，拉着小孙子走了。

　　12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猴场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所经过的一个较大较繁荣的小镇，商业发达，物资丰富。

　　此时，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经云集在乌江南岸，即将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为博古、李德对于黎平会议决议一直有争议，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193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猴场下司宋家湾一个宅院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博古、李德在会议上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反对中央红军过乌江，主张回头东进转而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主张改变行军路线，中央红军仍然要钻进中央军和湘军主力部署的“口袋”里，仍然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毛泽东再次重申在黎平会议上所阐明的正确主张，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决定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博古等人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做出了限制，打破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统天下。同时也表明“左”倾领导者的地位与作用正在逐步下降和削弱，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接受。

　　【文/李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