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珍贵的品质：无限忠实于人民大众

　　——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

　　我崇拜他的雄韬伟略，赞颂他的丰功伟绩，惊叹他的绝世才华，也迷恋他的龙飞凤舞和千古绝唱，但最让我敬佩的却是他的高尚品质——无限忠实于人民大众。

　　什么是品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行为、作风上所表现的思想、认识、品性的本质。”也有的解释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性格、修养等内在素质，又称德性。”

　　我认为，对一个人来说，德性最重要，因为德性好的人有益于社会和他人，而德性不好的人会有害于社会和他人。

　　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品质德性就更重要了，因为这会深刻影响到权力的品质。

　　那么，毛主席最主要的品质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无限忠实于人民大众”。我这里为什么要用“人民大众”而不是“人民”呢，因为现在“人民”的涵义太宽泛，而毛主席忠实于的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即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

　　毛主席最为世人称道和仰慕的，是他在领导人民变革中国社会的漫长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始终不忘并践行为民初心，并使之人格化，进而使他的理想追求、政治意志、喜怒哀乐始终与人民的意志、愿望和情感高度契合，而呈现无限魅力，赢得人民的崇敬。

　　（一）

　　毛主席出身庶民，深知民间的冷暖，通过与民众的广泛接触和了解，他对人民大众的疾苦和力量等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1909年洞庭湖区水灾与长沙衡阳旱灾导致粮食歉收，官府放任湘米外运接济湖北，洋商趁机走私加剧米荒。1910年3月，长沙米价已突涨至每升七十文。

　　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携带仅有的80文钱去买1升米。店主以其中杂有12个不通行的大钱，不肯售米。傍晚，黄妻乞得数钱凑足80文再去买米，米价1升又上涨了12文，仍然空手而归。她为此悲愤万分。回家后，她生起火，弄了一些泥，做了泥饼，给她的一双儿女说把这些饼烧熟后可以充饥。随后，她就投水自溺而亡。黄贵荪挑水完回家后，发现妻子已死，又看见子女正在吃泥饼，亦率子女投水惨死。黄贵荪一家四口被逼惨死的悲剧，迅速在长沙城内外传散开来，人们无不为之感到极大的愤慨。

　　4月12日，一位老妇在南门外碧湘街邹姓碓坊买米，竟也遭到店主的无理辱骂。于是，饥饿的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一声怒吼，在木工刘永福的带领下冲进碓坊，揪住店主就是一顿痛打。当巡防队闻讯赶来时，碓坊已捣毁，大米已经抢光。愤怒的群众还冲向鳌山庙巡警局，将前来弹压的善化知县郭中广团团围佐，要求他立即开仓平粜，给百姓以生路。

　　巡抚岑春蓂拒绝平粜，派巡警弹压饥民激化冲突。于是，愤怒的群众便涌向巡抚衙门，要求开仓平粜，释放刘永福。岑春蓂却闭门不见。群众忍无可忍，打破辕门，摧毁照壁，锯倒旗杆，掀翻石狮，有的人则直向内堂冲击。岑春蓂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伤四十余人。饥民愤恨已极，于是涌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800家米店、碓坊堆栈存米，抢得干干净净，将警兵站岗的木棚捣毁殆尽。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此爆发。

　　清廷紧急从湖北调兵镇压，逮捕了数百人，处决了暴动首领，风潮才逐渐平息。

　　这件事给时年16岁的毛泽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二十多年后他在陕北的窑洞里接受斯诺采访时，还清晰回忆起这件事对自己的冲击，他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们的学堂里，大家议论了许多天。我忘不了被打死的人，我觉得那些造反的人也是普通人，他们没有罪，他们只是想活下去。

　　1911年，毛泽东从湘潭县前往省城求学。1913年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并入湖南第一师范）。1917年7月中旬学校放暑假，毛泽东与好友萧瑜（原名萧子升，湖南湘乡人，诗人萧三的哥哥）一起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游学”。他们未带一文钱，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行程900余里。一路上，毛泽东走访了众多学士名流、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地方官吏等社会各界人士，查阅各县县志了解了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在所有接触的人群中，毛泽东尤其注重接近农民，每到一个地方都主动跟农民聊家常，还帮他们干农活。农民看到毛泽东说的都是农家话，讲的都是农家事，又同情关心他们的疾苦，感觉非常亲切，都愿意和他交谈，留他们吃饭住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在聊天交流中，农民们纷纷诉说自己长年辛苦劳作，却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苦难经历，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触动。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在7月14日创刊号他写的《创刊宣言》一开篇，就喊出石破天惊的两句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正是出于对民众的深入了解，他认识到民众面临最大问题是吃饭，而在这个世界上联合起来的民众力量最强！

　　后来，他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主席一辈子喜爱与民众打交道，并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他大革命时期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调查，井冈山时期对永新、宁冈两县进行的调查，中央苏区时期对赣南寻邬县（今寻乌县）和闽西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的调查等，都是一些著名的社会调查。建国后，毛主席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他经常乘一辆专列外出视察工作，有时长达数月。他深入车间、田头和连队，与厂长、工人、乡社干部、农民社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亲切交谈。毛主席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3月进行的一次外出视察，在外 5 个多月，跑了八个省、市；停车开会、谈话 59 次；视察工厂、公社和部队 7 次；接见外宾 5 次。除在杭州读书办公近两个月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专列上面。

　　为了广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毛主席还经常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基层调查，叫警卫战士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进行调查。

　　通过与群众的广泛接触和了解，他能够及时知晓人民大众的冷暖、悲欢和需求，从而使各项决策都体现出人民大众的意志。

　　（二）

　　因为了解人民，毛主席非常敬重人民。

　　他视人民为父母，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还要求全党“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他说：“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作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

　　他视人民为老师，不仅自己带头也要求全党“拜人民群众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他视人民为“英雄”，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他视人民为“上帝”，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闭幕词中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三）

　　因为了解人民，毛主席对人民有很深的感情。

　　《毛泽东动情掉泪的故事》（2017年7月19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载）一文中讲述了这样几件事：

　　一件是：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他们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在红军队伍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大家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这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

　　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另一件是：

　　1950年夏天，安徽、河南交界地区连续下了半个多月大暴雨，引发了罕见的大洪水，洪水流到淮北地区时，很快就溢出河道。刚刚获得解放不久，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淮北地区，一下子就被泡在了洪水里。农民的房屋被冲毁，大片土地被淹。特别是，由于洪水来得突然，许多民众来不及逃避而被淹死。有的农民为了逃避洪水，只好爬到了树上，但被洪水冲来的毒蛇也都爬到了树上。出现了人蛇共争一棵树的现象。结果许多农民不幸被毒蛇活活咬死了。洪水过后，淮北成了一片泽国。人无粮，马无草，许多人被饿死。当时，隐藏在淮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也趁机造谣说，老天发怒，要共产党坐不稳江山。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淮北民众处在惊恐和慌乱之中，生计也陷入了困境。

　　当时，中共安徽省委对灾区民众十分关心，除了组织抗洪和救济灾民外，还立即组织干部下去调查。调查者回来后，以省委的名义写了一份淮北灾情的报告。这份报告，以加急机要件，疾送北京中南海。

　　关于淮河出现洪水的情况，毛泽东早几天就知道了。他很关心洪水造成的民众受灾情况，关注着民众的生产、生活和那里的土地改革工作。但是，当时他还不知道淮河的泛滥给淮北人民造成如此重大损失。

　　7月20日这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批阅文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送来一份机要急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打开送来的机要急件一看，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1950年淮河大水受灾情况的电报。毛泽东读着电报，脸上立刻浮现出沉重的表情。当即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

　　8月5日，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报告的机要急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急件中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到干部多抱头大哭……”

　　当毛泽东读到这份机要急件中写的“有些灾民因躲避洪水不及，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这些文字时，不禁难过地黯然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随即，他在电报中“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等处下边，着重地画上了横线。并在电报上给周恩来写了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抓救灾的同时，加紧了对治淮工程的具体部署。8月底治淮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及1951年应办工程作了反复研讨，为政务院发布治淮决定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治淮工程紧锣密鼓一步步有序推进。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治淮工程，当他看到从治淮工地上传来的一份份捷报时，十分高兴。1951年5月，由邵力子担任中央治淮视察团的团长，率团去治淮工地视察。行前，毛泽东亲自会见了邵力子，关照他们视察中要了解的情况和需要详细询问的问题。最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叫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个题词制成4面锦旗，由邵力子代表他把这4面锦旗分送给奋战苏北运河等治淮水利工地的淮委及豫、皖、苏3省治淮机构，并发表《告淮河流域同胞书》。毛泽东的亲笔题词送到治淮指挥机关，消息和毛泽东的题词迅速传遍工地，工地上一片欢腾，进度倍增……

　　无独有偶。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

　　工作人员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还有一件：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眼见主席嚎啕大哭。”这体现着他把对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千千万万基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四）

　　因为热爱人民，毛主席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宗旨，始终坚持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千余名官兵一起，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他在会上作的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建国以后，毛主席念念不忘革命初衷。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实践中，不论采取何种政策举措，“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是他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1961年1月13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就说道：“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1961年，他在与地方领导同志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如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不满意国家政权，不满意共产党，那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代表劳动者的。”在毛主席心里，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是”与“否”，就在于如何对待人民，首先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民，特别是当年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在5月21日的谈话中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5月25日他又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一辈子都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五）

　　因为了解和热爱人民，毛主席告诫全党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

　　他在党的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应该具有并已经形成的工作作风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指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他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他深知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性，因此在军队建设中十分重视群众纪律教育。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荆竹山提出“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项纪律雏形，次年1月又在遂川颁布包含“上门板”“买卖公平”等内容的六项注意。1928年4月湖南桂东沙田会议上正式确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新增“不搜俘虏腰包”等条款形成初步版本。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统一规定军队版内容：三大纪律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包含“说话和气”“不虐待俘虏”等条款。

　　红军时期，在一次行军途中，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毛泽东就通知部队就地集合开展教育，他亲自在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由于革命斗争的特殊环境，有时红军动用了群众家里的粮、油、菜等，留下借条承诺偿还，毛泽东就要求军需处按借条向群众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这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当地老百姓这样评价：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上海的战役前，制定了包括“不入民宅”等内容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毛主席看到三野的报告后连批了四个“很好”。这项决策后来证明非常成功。当上海市民早晨打开窗户，看到解放军悄悄进驻上海，并且露宿街头时，大家都纷纷感叹，这样的军队，实在是从未见过。解放军的这种举动，展现了他们极高的纪律性和素养，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赞誉。上海知名企业家荣毅仁后来说：“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毛主席把不脱离群众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贯穿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之中。1956年11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 1960年3月，毛主席在北方的一次视察中曾经严厉指出：“有一部分大的贪污分子那就要法办，比如一千元、两千元，那是‘老虎’了，极为恶劣，单是撤职不行的。”这一年，他还对地方和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说：“我们这些人原来不是老百姓吗？要当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贪污、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靠老百姓就有出路。”所有一切，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因为他始终认为“我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

　　为了让党员干部不脱离群众，毛主席还要求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1957年4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说：“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

　　他在1957年4月27日替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通知中说：“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8年9月25日正式作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为了使各级领导班子不脱离群众，毛主席在世时还要求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要配备优秀的工农干部。1973年党的十大和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一部分优秀的基层工农干部进入了党中央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使中央一级直接有了工人农民的代表。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

　　《毛远新：毛主席谈“天才》一文中记述：

　　主席说：“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反对特权，管好自己和和身边的亲属、工作人员，不然有人可能打着领导的招牌，到下面去祸害百姓呢。好像是在‘九评’中，列出了十多条，专门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特别讲到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普通劳动者，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要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还提出要反对领导干部的高薪，反对特权，缩小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你找出来再读一读。”

　　毛主席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内容。

　　1934年，他在江西瑞金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报告中，就表达出对群众利益的关切：“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在他眼中，人民的利益是现实具体的，是时刻需要关心和解决的，进而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变成解决人民群众一个个实际问题的工作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把给人民好处，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的为民初心》（2022年8月15日中国组织人事报刊载）一文讲述：

　　1953年8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一份报告上，将“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为“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便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坐实。1956年11月2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在决定草案的“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到十五斤”一句后面，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1965年11月，毛泽东在安徽考察，当得知农民没有钱花，每人每年只有20元时，说：“二十元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五十元、六十元就好了，将来要搞到一百元。”这些充满人民情怀和人性温度的话语背后，是毛泽东对人民生计和福祉的真情牵挂。

　　毛主席还把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作为不脱离群众的重要举措。

　　1945年7月，毛主席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就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答复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历来重视群众监督。1931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建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等专门的监督机制以保障群众行使监督权。毛泽东强调：“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群众监督在当时的廉政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使苏维埃政府成为清正廉洁的政府，苏区干部称得上廉洁奉公的勤务员。

　　1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并强调“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进一步强调要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和政府。他认为，党执政之后，革命者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为此，他要求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

　　对于那种不接受群众监督、不让群众反映意见的恶劣作风，毛主席给予严厉的批评。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对人民来信必须重视，“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毛主席不仅严格要求自我，每天批阅和处理的大量文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同时多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要认真负责加以处理，以此作为党和政府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恰当处理来信和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毛远新：毛主席谈“天才》一文记述：

　　主席重新点了支烟，说：“庐山会议原定议程，是为四届人大召开做准备，就有讨论修改《宪法》的议题。我提议，把公民有‘四大’的权利写进去。这样，人民群众就可以随时发表他们的意见，可以监督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干部的工作。还要把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写进《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允许工人罢工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居然害怕工人罢工，岂非咄咄怪事？除非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脱离了群众。不然你怕什么？我看只要处置得当，罢工只能揭露矛盾，暴露坏人，教育群众，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干群关系。哪有共产党人比资本家更害怕工人的道理！”

　　为了不脱离群众，毛主席带头廉洁自律

　　《毛泽东的为民初心》（2022年8月15日中国组织人事报刊载）一文讲述：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给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的王首道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内容是：“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致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不要使政府为难。”电报内容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字——“不”，即拒绝杨开智等来京谋事。对湖南省委毛泽东用命令的口气，对自己的妻舅则用了斩钉截铁的态度。两封电报的言辞是坚决而严厉的，它的背后正是毛泽东践行“两个务必”的坚定决心。

　　《毛泽东饮食二三事》（2019年12月6日《学习时报》刊载）讲述：

　　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带头与全国人民一起吃苦，他给自己定下“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和许多群众一样得了浮肿病。

　　毛泽东作为农民的儿子，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他平时穿戴朴素，衣服补了又补。他在“吃”上同样十分节俭。新中国成立初期，卫士武象廷改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没几天，一次毛泽东来到厨房，看到他正在忙碌，就问他：“武象廷，你在做什么？”武象廷说：“我刚买菜回来。”毛泽东说：“你改行了。好啊，我告诉你，只要你们饭菜做得干净卫生就可以了，不要买贵重的东西给我吃。比方说，现在是冬天，你就别买那些西红柿、黄瓜之类的新鲜蔬菜。现在买一根黄瓜的钱，到了夏天就能买一筐黄瓜，冬天买一根黄瓜只能吃一顿，夏天买一筐黄瓜能吃几十顿。”毛泽东每个月都要检查家庭的收支账。到外地视察，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也不忘自己伙食费开支。一次到庐山开会，毛泽东找来秘书高智，对高智交代道：“高智，你与李师傅核算一下，看看我伙食费超了没有，超了不能补贴。”李师傅认认真真算了一遍，汇报道：“没有超过。”毛泽东又问道：“煤钱算进去没有？”答：“算进去了。”毛泽东又叮咛道：“超过了不能叫当地补贴。”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每年都要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少礼品，人参、鹿茸、熊掌、灵芝这些罕见的高级补品可谓无所不包，他对这些补品的处理办法，总是登记造册，全部交公。1964年，印尼华侨代表曾给毛泽东一次送来了31.5公斤高级燕窝，与以往一样，毛泽东交代工作人员将这些燕窝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去招待外宾。毛泽东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说：“一双毛竹筷，一张被双脚踩得砰砰响的简陋餐桌，几盘辣椒霉豆腐，主席一生似乎都借此维持着自己独特的‘营养平衡’。他显然不具备当美食家的潜质，也没有成为美食家的打算。”毛泽东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2013年12月24日检察日报刊载）一文讲述：

　　毛泽东在执政为民以及清廉、俭朴、艰苦奋斗方面，不仅对全党发出号召提出要求，而且他自身在反腐倡廉上言行一致、率先垂范。建国之初，有许多亲朋故旧或进京或写信要求毛泽东同志推荐安排工作，他都以“不宜由我推荐”予以拒绝，明确提出在当地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一切按正常规矩和制度办理。对于因生活困难要求政府救济者，除烈士遗孤外，他都答复: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搞特殊。毛泽东同志严格坚持原则，决不为少数人谋私利的言行，显示了人民领袖大公无私的崇高品格和高风亮节。

　　他一生朴素节俭，始终坚持清廉作风更是无与伦比。在战争年代，他与干部、战士一起吃粗粮、咽野菜，穿补丁衣，连洗脸洗脚都合用一条毛巾。打了大胜仗，最高要求是吃一碗红烧肉，算做补补脑子。1949年进京时，全部家当中找不出一件没补丁的衣服。从1953年到1962年没做一件新衣服。连刷牙也始终用廉价的牙粉。建国后，生活条件好了，他仍然是粗茶淡饭。据卫士讲，他正经吃饭是“四菜一汤”。“四菜”中一碟是干辣子，一碟是霉豆腐，“一汤”是涮盘子水。而这种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多，多数是什么时候饿了，就让卫士煮一缸子麦片粥或几块烤洋芋、馒头片。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他曾很多天没吃粮食，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7个月没吃一口肉，以致造成身体浮肿。那时他女儿李讷正在上学，也和普通孩子一样吃不饱，工作人员很心疼，建议他是否给李讷提高点待遇。他没有答应，并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这不由得又使人们想起他毅然而坚定地将自己的大儿子送上抗美援朝的战场，并为了保家卫国的正义事业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就是这样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战胜了当时的严重困难。

　　（六）

　　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毛主席对查办腐败分子毫不手软。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于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在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逐渐出现了，有些领导干部蜕化变质成为腐败分子。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案就是其中的典型。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他们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为党和人民建立过功绩。1949年8月，两人分别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但刘、张二人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于1950年至1951年，通过盗窃地方粮款、防汛水利专款、救灾粮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克扣和赚取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倒卖民工食粮渔利，骗取银行贷款从事非法经营等手段，非法所得共计1554954万元（当时的旧币1万元合后来新币1元）。他们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

　　1951年12月，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并向华北局报告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毛主席对此案极为重视，于12月29日下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党中央的指示在河北传达后，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反问：“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他又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1月30日，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作出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是我们党执政后向贪污腐败打响的“第一枪”，表明了我们党严惩腐败的坚决态度，树立了共产党人执法如山的形象，在全党全社会引起极大震动。在随后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该案被作为典型案例广泛宣传，对广大党员干部起了很强的警示教育作用。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同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有38402名贪污分子受到刑事处理，其中42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共产党执政后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员。

　　其实，在处理刘、张两人之前，毛主席早在1950年春天就亲自处理了中央军委机关的一名领导干部。

　　1950年春天，毛主席出访苏联后经东北回到北京。警卫员李银桥跟着一起去苏联，和妻子分开了好一阵，回来之后便询问毛主席能不能把妻子接来中南海住几天。毛主席平时从外表看挺严厉，其实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厚道，听完就答应了，还特意让厨房多准备几个菜，算是给年轻夫妻“接风洗尘”。饭桌上几个人边吃边聊，毛主席问韩桂馨：“香山那边怎么样？风景、建设都还行吧？”原本就是随口一问，韩桂馨也就随口一答：“香山那边挺好的，就是我看见有个干部盖了个小洋房，两层呢，可漂亮了。我还过去看了一眼……”毛主席听后脸色越来越沉，没当场发火，只是把筷子放下，没再接话。第二天，他就把这件事当成了头等大事来查。

　　很快就查明，这个在香山盖“洋房”的干部是时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他1928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负责破译敌人密码）。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二局股长、处长、副局长。1939年戴镜元团队成功破译日军密码，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11月7日的黄土岭战斗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提供了准确情报，获毛主席题词嘉勉：“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他是中共七大代表，1948年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兼政委。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所部受中央军委传令嘉奖。

　　中央军委二局是专门进行技术侦查的，在战争年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戴镜元也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1949年9月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但刚进城不久，他就给自己盖洋房，这不能不使毛主席震怒。

　　毛主席把周恩来和聂荣臻叫到了中南海，三个人面对面谈这件事。戴镜元也被叫来参加这个“会”。毛主席看到他，火气完全压不住了，开口就是一句：“你好大的排场啊，都快赶上古代达官贵人了！”毛主席曾多次说过“进北京城不要学李自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一进城就学刘宗敏搞享受，那共产党迟早要垮台。

　　毛主席越说越气：“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你倒好，直接给我在香山修了一栋别墅！”

　　戴镜元站在那，腿都软了。面对毛泽东的连环批评，他能说的话只有一句：“主席，我错了。”

　　这句“我错了”反而让毛主席更火了：你现在知道错了，那你盖房子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是共产党干部？怎么没想到老百姓还在住草房？话到这里，毛泽东终于甩出那句重话：“就那样解决吧，拉出去枪毙。”

　　会后在周恩来的反复劝说下，毛主席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不立即处决，先撤掉戴镜元的所有职务，交由聂荣臻彻底调查，把问题查清楚，再按党纪、法律处理。

　　最终的结论是：问题确实存在，也不算小，但在政治立场上没有发现叛变、投敌之类的严重问题。

　　按照当时的处理，戴镜元被撤职、判刑入狱。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局势一下子紧张到极点。在这个关键节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被空前放大，而在当时的情报系统里，能胜任密码破译工作的人不多，其中就包括已经因为犯错误被处理的戴镜元。

　　周恩来同聂荣臻商量之后，两个人来请示毛主席：能否让他回来为国家工作。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戴镜元同志应该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们现在正需要他这样有技术、有经验的人才，不能把他的才能埋没了。让他回情报局，为国家效力吧，也算是戴罪立功。”

　　在随后的工作里，戴镜元确实拿出了东西。有多次关键情报的破译和分析都出自他参与的团队，让前线指挥员能更精准地判断敌方动向，少走不少弯路。从公开资料和当事人回忆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都曾对他的工作给予过肯定。 但这件事对他还是有影响的，1955年军队授衔，按照他的资历和贡献本来可以授少将或中将的，但最后榜上无名。

　　（七）

　　为了不让人民吃二遍苦，毛主席不拍自己被打得粉碎，毅然决然向党内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宣战。

　　建国以后，虽然经过了1950—1954年的整党整风、1951年的“三反”、1957年的整风、1963—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官僚主义、搞特殊化和强迫命令等脱离群众的现象仍然有所滋长。毛主席看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蜕变成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阶层，也很担心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

　　据《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整理收录）一书所述：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

　　他还问陪同的人：你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我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

　　他说：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他还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 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

　　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正如毛主席所料，26年后前苏联果然亡党亡国。

　　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所讲的那些话来看，我认为，他在那时就已经在考虑向党内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宣战了。

　　毛主席的想法，在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中表述得就更加明确了。毛主席说：为什么有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不是到处都有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毛主席还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见《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640、641页)

　　网上有文章提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也有文章讲：1974年冬，北京中南海的灯光亮到深夜，八十岁的毛泽东翻阅文件，身边工作人员听见他谈起贫富差别，忧心说道：“我不想哪一天中国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再次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还有文章说：在毛主席的最后岁月里，他时常表达对人民的担忧。他曾说：“如果人民将来过得不好，我会死不瞑目。”这句话，至今仍让人感到沉重……

　　由于这些内容查不到出处，究竟是事实还是后人的猜想，我无法作出判断。但以我对毛主席的了解，我愿意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然而，向党内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开战，必然会遭到这一群体千方百计的抵制和顽强反抗。我想，毛主席不会想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之所以采取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革，就是要排除党内官僚势力的层层阻力，他相信人民大众是支持他的，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官僚势力。为了防止政变，他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尽管如此，毛主席也想到了失败的可能。我们今天重读1966年7月8日他写给江青的信，就能更加清楚地体会到他当时内心里的一些想法了。

　　毛主席在这封信中写道：“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 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今天重读这封信，我认为毛主席当时已经完全预料到了中国发生右派政变和自己被打得粉碎的可能结局，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向党内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宣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让工人农民不吃二遍苦，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哪怕是一世英名。

　　请问，除了毛主席，古今中外还有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吗？我想，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这也是我最敬佩毛主席的地方——他具有世界上最珍贵的品质：无限忠实于人民大众。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无法与他相比，因为他们很难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完全抛弃自己的私心。

　　【文/阿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