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摘 要

　　毛泽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并把它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之中，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本质上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特点，并指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源泉。它不仅正确反映了党的历史观，而且在实践中也体现了我们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过程，主要表现在党所奉行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战胜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对我们党正确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鲜明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种彻底的唯物史观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成为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更应加以坚持和弘扬。

一

　　毛泽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并把它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之中，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本质上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特点，并指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源泉。

　　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关系到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别英雄人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片面夸大极少数杰出人物及其思想、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否认广大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包括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没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他们认为个别天才人物所发现的“理性”和“正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等则认为，历史是由少数“积极的英雄”创造的，人民群众不过是消极的群氓，是愚昧无知、微不足道的，就像是一连串的“0”，只有在前头出现伟大人物这个实数时，他们才有价值。这种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观，是剥削阶级奴役和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唯物史观。他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出发，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也确立了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证明，人民群众不但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样就把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观颠倒过来。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并把它高度而精辟地概括成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唯物史观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如列宁在论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时所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看来，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而不是互相对立和相互割裂的。1960年6月，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外国朋友。会见后，毛泽东在修改熊向晖起草的新闻稿时，先后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样一些话删去，熊向晖表示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领导人的作用。毛泽东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这个深刻道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的。只有正确处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权力的主体，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和正确处理个人同人民的关系分不开的。在南昌起义主力部队遭到失败，失去同上级的联系，所剩下的部队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朱德通过赣南三整，使部队树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加强了革命纪律，在万分危急、无比艰难之中，为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种子。新中国成立后，当有人向他提起当年的情景时，朱德回答说:“有这样一回事。你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它看作是集体的事业，看作是党的领导。当时我所讲的，也并不是我个人独到的见解，而是革命的经验。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品格和精神风貌。

　　其次，生动地体现无产阶级运动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的运动同以往的任何运动进行了科学的区分和界定:“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历史特点，能够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设为绝大多数人所有的新社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认定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唯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的阶级特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失去了任何生产资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对他们来说，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因而有很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能够组织起本阶级的力量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因而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为他们谋取解放。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个根本思想贯穿于党的一切活动之中，体现在党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所以是党的唯一宗旨。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再次，指明真理与人民利益一致，自觉地为争取人民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是因为:当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之后，在大地升起文明曙光的同时，私有制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也开始显现出来。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先进人物苦苦追求和探索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的理想，但限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个美好的愿望还只能寄托在诸如“桃花源”式的梦幻之中。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为标志，人类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对高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和追求。这就是长达300多年，到18世纪达到比较完备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情劳动群众的贫穷和苦难，开始探究造成劳动者悲惨境况的社会原因，探索消除这种社会弊病的途径。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于他们还没能够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揭示未来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也还停留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因而还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到了19世纪，在继承人类先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同当时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指明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得以创立、传播，并成为欧美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这种历史性飞跃深刻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人民的根本愿望和利益。我们党一开始就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之后在它经历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如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都是同争取人民的利益相协调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首先是以人民群众的直接参与、以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来检验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同时，把人民群众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由此可见，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基于真理与人民利益相一致，我们的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相信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这也确定了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如同毛泽东所要求的鱼与水、种子与土地、公仆与“上帝”的关系，这样才能获得保证革命胜利的最深厚的源泉。我们要牢牢记住毛泽东提出的“真理与人民利益一致”这个深刻的命题，以此来指导和检验我们的工作，像他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总之，确立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精神财富创造者和社会变革推动者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这对于我们党正确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二

　　毛泽东倡导的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不仅正确反映了党的历史观，而且在实践中也体现了我们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过程，主要表现在党所奉行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上。

　　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决定它的根本宗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人类服务”“为群众服务”等提法，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不幸牺牲。毛泽东为此在中直机关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和发扬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为人民服务这一高度的思想概括，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正确而深刻地表明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明确地向全党、全体工作人员提出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为人民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根本宗旨。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大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为人民、为民族谋利益的政党，因此，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要牢固树立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念。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强调，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首先是为了工人和农民，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极大。他认为，要依靠人民群众，首先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切实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他提出，“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是停留在空泛的许诺上的。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过，“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同时，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但它在任何时期都是十分广泛的，一切赞成历史发展正确方向的阶级、阶层和团体，我们都应该反映它们的要求，代表它们的正当利益，吸收它们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在这里必须明确，是人民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就必须代表好。所以，毛泽东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每一个干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以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倡导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坚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强调“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形成了以群众实践为中心的工作路线。毛泽东还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这种深刻反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都建立在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这一坚实的基础上，所以，毛泽东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这不仅表现在路线实现的目的上，而且也表现在路线制定的过程中。

　　这种个别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路线，最重要的实现途径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过程。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提出:“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当成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深刻揭露了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态度的唯心论的实质，指出这种“本本主义”的根本错误是割裂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远离中国国情，不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开展周密的调查研究，“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不加分析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他诚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他还说:“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对社会进行调查紧密相关的。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继承。

三

　　以人民为主体作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和行动指向，使他们能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前赴后继，终于开辟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天地。但是，无产阶级不但不同于农民阶级，而且能够避免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而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必要途径。因而，它能够而且必须始终保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对执政以后面临的严峻考验和可能出现的逆向发展，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注意和警惕。他从以民主新路来避免“其兴也浡，其亡也忽”历史周期律的战略思考，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第一次反腐败斗争，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其核心思想仍然是要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要依靠人民群众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都是十分深刻的，值得我们研究。这里还要特别强调，在毛泽东看来，已经建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经受住外部反共势力“和平演变”的考验，而且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可能发生变化。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的谈话中，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之所以把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是因为，在他看来，在所有制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变与不变的问题。这就是说，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而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同志式的合作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即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还会出现新的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而这两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较为突出。毛泽东强调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这就是说，要通过不断完善平等的、同志式的人与人的关系，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应当说，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理论的重要发展。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之作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和历史使命的精辟概括，同时，也隐含着对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若干重要原则设想，是严格依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们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进而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毫无疑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就需要未来社会主义者通过实践加以回答。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把管理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提了出来，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还有可能发生变化，还有可能出现新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这是我们必须防范的，以保证人与人关系沿着健康的、同志式的方向发展。毛泽东的上述重要观点，不但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证人民主体地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这是不容否定的;但出现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的，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对于我们这个经过千锤百炼、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来说，能够经受得起任何风浪，能够应对任何挑战，但要力争避免颠覆性的错误。我们党在历史上也曾犯过多次错误，但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引起的，相对而言，这还比较容易纠正，犯错误的同志通过总结经验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今天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不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同理想信念和利益问题相联系的，这不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性，而且使党纠正错误的难度增大。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这种情况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第一，它深刻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下对我们党的队伍的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迎来十月革命引发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这样高歌猛进的伟大胜利，先后建立的横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3、领土的1/4，到80年代，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到20世纪末，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如果说在胜利的形势下做一个革命者相对容易些，而在困难时期、历史曲折发展时期做一个革命者则需要有正确的历史眼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信心;而一些历史的短视者则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困难当成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因而背离自己曾经信誓旦旦的信仰，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也就成为低潮形势下的一种历史现象。第二，在新时期对我国经济运行体制进行了带有根本性的改革，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四个坚持”，明确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以及对它的保证作用。但一些人热衷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不但否定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极力鼓吹市场经济万能论，否定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负面作用。这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欺诈行为盛行，甚至把市场交换原则浸透到政治文化领域，造成政治文化领域潜规则滋生，从而严重腐蚀和消解我们的共同理想。第三，在上述两方面原因的影响下，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观被严重扭曲，在执政为民这一根本问题上，在党风问题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一些党员忘记了党的宗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关注于追求个人私利;有的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也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醉心做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现象屡禁不止，不求进取、平庸度日、漠视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讲究排场、贪图享受、生活糜烂，甚至骄奢淫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结成以私利为中心的团团伙伙，不但失掉了党的观念，甚至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出党的肌体受到了严重侵害。早在1980年，陈云就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刚刚露头的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在这期间，虽然进行了几次整党、教育活动，在当时虽然有收获，但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情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触目惊心的坍塌式腐败。一些领导干部把人民委托的权力当成个人谋取私利的特权，对人民群众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并以末日心态不择手段地掠夺国家财富，成为不折不扣的新的“吸血鬼”。

　　上述情况的出现和恶性发展，与人民主体的思想背道而驰，严重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我们只有深刻认识这种现象的严重危害性，才能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及其显著成效的深远意义。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发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号召。他特别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他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我们一定要牢记和实践这体现党的优良传统的至理名言，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

　　(作者简介：梁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