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12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

　　1912年，毛泽东19岁，中华民国刚成立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

　　该文天才般地批评了中华民国效仿西方民主体制是行不通的，并给出了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开启民智,既开启人们高尚美好的人格、天性。而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开启民智的一生。所以说，《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

　　在今日左派、右派为中国前途命运大论战之际，该文实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从《商鞅徙木立信论》到《总理遗嘱》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很多仁人志士为国家前途命运四处探索。到1911年，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体制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成立后，孙中山效仿华盛顿退去总统职位，着力于铁路修建和经济建设。没想到袁世凯却称了帝。1925年，孙中山在《总理遗嘱》中承认，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唤醒民众”。这正是毛泽东13年前的观点。

　　这段曲折的历史表明：

　　1、若民智不开，简单照搬西方民主体制注定要失败。

　　2、19岁的毛泽东目光如炬，自有伟大之器，是中国民族的大救星。

　　从某种意义上讲，30年改革开放也印证了上述两点。

　　2、从《商鞅徙木立信论》看西方民主体制的困境

　　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开明综义地提出：自古以来，国民思想愚昧，民智不开，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规，到了民国也不例外。这是国家几乎灭亡的根源所在。

　　随后毛泽东用了一个反问句，开始了自己的论证，其论证逻辑是这样的：

　　法律本是要造福人民的。对于一个好法律人民应该是欢迎和拥护的，政府要人民信任和接受是很容易的。对于一个不好的法律人民必然反对，即使政府要人民相信和接受也是枉然。这是民主法制体制的基本前提。

　　商鞅的法律能富国强民、惩奸除恶、保护人民权利、树立国家军威。这个法律是非常好的法律，百姓应欢呼才对，为何反而惧怕和不相信，以至于用 “移木赏金”才去信任呢?现在，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治，可人民还是惧怕、不信任，为什么呢? 共同的原因是：民智未开。

　　总结该文，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民智是民主法制的前提，是一切政治体制的基础，若民智不开，效仿西方实行民主法制体制的中华民国注定要失败。

　　现在，台湾推行西方的民主法制，表面上繁荣富强，实际上贪污腐化、卖淫嫖娼等不良风气严重，社会问题不断。奉劝他们好好地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而美国自身，其所谓民主法制体制导致了世界霸权和经济危机，而国内精英们面对国内诸多问题，还在鼓吹和宣扬这些。奉劝他们也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3、《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工作的方法和原则的写照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所提到的民智，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人格、天性。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其处理政治、军事、外交事务的根本方法，就是开启民智，让人民美好、高尚的天性发挥出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采取这种方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人民，以极为贫乏的物质资源,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成就。

　　毛泽东的一些主要教工作方法：

　　1、 在军事上，推行官兵平等，发扬军事民主，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在政治上，吸纳基层群众意见，邀请各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活动。

　　3、 在经济上，反对物质利益刺激，反对经济挂帅，发扬人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

　　4、 在外交上，对一切小国家平等公正相待，对一切强权国家针锋相对斗争。

　　5、 在生活上，要求党员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成了清正廉洁的新风尚。

　　6、 在教育上，发现并歌颂小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如张思德、白求恩、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王杰，等。

　　7、 在工作形式上，浅显易懂、幽默风趣，使人民容易理解，并不断《改造我们的学习》，防止“精英们”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在道德人格方面的“再教育”。

　　8、 在工作上，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交流，发扬群众的创造性。

　　9、 在学习上，让人们开动脑筋自己学习，自己思考。

　　为了形成开启民智的良好机制，使民族走上持续繁荣、富强之路，毛泽东一生坚持整党整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纠正党员干部盲目自大、自以为是、脱离和打击人民群众的错误意识，到最后发动了文革。

　　总的说来，为建立繁荣、富强、文明、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除了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方法外，其根本方法是开启民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4、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亚瑟.斯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指出 “中国需要的，我再重复一遍，仅仅是独立人格和良知。”因此他认为，内部改革、外交、商业、科学、选举都不能从根本上促成中国富强。 “为了变革中国，必须追溯其人格的起源，还必须让人格得到净化，良知得到实际尊重。” 这简直和《商鞅徙木立信论》的观点不谋而合。

　　作为基督徒，亚瑟.斯密斯先生指出：“中国所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取它，她绝对需要具有一套上帝的知识。”

　　毛泽东不是基督徒，他说“人民就是我的上帝。”他从他的上帝——人民——那里找到了正义和良知，并竭尽全力去保护她、开启她、发扬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毛泽东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本文姊妹篇:写于1919年的《祭母文》预言了毛泽东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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