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那一年，接连发生了一些大事。其中一件事，毛泽东发出了罕见的震怒;另一件事，毛泽东又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宽容。前一件事，是对着昔日“亲密无间”的“老大哥”，后一件事，则是对着几十年“生死搏斗”的“老对手”。两件事，集中在毛泽东身上，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他的性格和人格，使我们对这个伟人有一个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问题上的冲突早已为人所知，然而，读到《毛泽东年谱》中有关的章节，其中详细地给出了毛泽东与苏联方面的针锋相对的对话，仍然感到震撼。毛泽东的讲话，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没有一丝矫揉造作，更一扫外交辞令，爱憎分明，敢说敢骂。读到这里，就像亲眼看到了他的拍案而起，感受到了他的雷霆震怒。这个场面，这个交锋，是那么惊心动魄，又是那么令人深思，将会成为永载于史册的重要画面。现摘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
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同志希望同中国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
毛泽东听到这里惊诧地说：“啊?!像农民搞合作社一样。”
尤金说：“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同志以及必要的助手到莫斯科，把我们的一切东西都看看，然后具体商量。”
毛泽东说：“我们想叫你们帮助我们搞，但对‘合作社’问题没想过，要研究一下。是否只搞‘合作社’你们才干?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我们先讨论，同意就去人，不同意，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会见龙金。
毛泽东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另外，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彭德怀说：“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打来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谈话又回到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帮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淡。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建立核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
毛泽东的尖锐态度，使赫鲁晓夫大为震动，他立即秘密来华面见毛泽东。他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没有讨论。只是国防部和马利诺夫斯基他们提出的。他们建议在中国的南方搞个雷达站，战时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当然平时也要用来指挥演习。雷达站最好由中国自己搞，我们可以给贷款帮助建设。这个雷达站对于我们两个国家都是需要的，问题就是个使用的问题。我们不是说由双方来指挥。我们请求中国方面在协定的基础上，允许我们通过这个雷达站指挥我们的舰队，所有权是中国的。”
毛泽东说：“那末，这就不是个‘合作社’啰!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在中国建设，认为不需要由苏方负担。我们认为，这个雷达站，既然苏联需要，而且我们也需要，所以我们同意搞，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一半一半。”
赫鲁晓夫一再说苏联提供贷款，毛泽东回答说：“不要你们出钱。要搞就我们自己搞，你们要出钱。我们就不搞了。”
毛泽东后来对此事做过评论。他说，“苏联对我们现在相当讨厌呢!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日本跟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
这件事，放到当时的局势下来看，更让人感觉其非同寻常。新中国建立不久，面对着美国的战争威胁和西方世界严苛的经济封锁，中国还不得不依靠同一阵营的苏联，中国许多重大建设项目掌握在苏联人手里，还欠着苏联一大笔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苏联人的这种毫不客气的指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从这些针锋相对的对话，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对于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高度警觉。核潜艇舰队和用来指挥潜艇舰队的长波雷达观测站，都是涉及国防的最核心机密，中国必须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决不容许外国插手。毛泽东一听到苏方的建议，先很诧异，但很快反应过来就坚决拒绝。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至于到了睡不好觉吃不下饭的程度。当毛泽东完全确定事情的性质后，他就为保卫国家主权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斗争，连“半个小指头”的让步也不做，就是“一万年”得不到援助也不退让。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叹毛泽东作为一国之元首对于保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高度责任感和他为之奋斗的胆略和气魄。在历史翻过一页后再来看就更清楚了。后来中苏矛盾激化，苏联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想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如果他们当初真的掌握了我国的国防核心机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与苏联发生争执差不多的时间，又发生了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炮击金门。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是要利用有利的国内外形势，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大业，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但是，炮击金门引发了美蒋之间的矛盾。美国想逼迫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制造两个中国，而蒋介石坚决抵制美国这一企图，表现出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毛泽东一旦了解了蒋介石的这个立场，很快就改变了战略，采取了联蒋抗美的方针，决定把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继续放在蒋介石手里。这时，炮击金门成了与蒋介石联手抗击美国分裂中国阴谋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给福建前线部队，并公开登载在当天的《人民日报》。
命令中说，“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命令解释说：“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 命令重申：“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 命令重申不准美国军舰护航的原则：“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同日上午，毛泽东会见党外爱国人士曹聚仁。周恩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章士钊、童小鹏在座。
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果蒋介石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没有吃的时候，我们就不打炮，让它备足粮弹。但以后还有可能打一点，只不让它损失太大，不打，蒋介石也是不好办的。……美国不要他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吴佩孚失败后不出国。不住租界，就是好的。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它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
当章士钊说如果这样美国会断绝对台湾的援助时，毛泽东马上说：“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请看，这不就是最早版本的“一国两制”构想吗?在这里，对于你死我活互相争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毛泽东表现出同样令人震撼的宽容。想一想蒋介石欠下了共产党多少血债，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本人的多个亲人;再想一想当年重庆谈判，蒋介石仗着绝对优势，不顾全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悍然发动内战，不斩草除根不肯罢休，根本容不得共产党的存在。两相对比，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胸怀的宽广所折服。
无论是对昔日的盟友，还是对多年的宿敌，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坚守着一个标准，那就是民族大义。只要触犯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使是以往的朋友毛泽东也会撕破脸皮与之抗争;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使是过去的敌人毛泽东也会不计前嫌与之合作。
值得提一下的是，毛泽东在台湾海峡的举措遭到昔日盟友苏联的反对。赫鲁晓夫因害怕中国把苏联扯进苏美对抗中去而压制中国。赫鲁晓夫忧心忡忡，以警告的口气说：“台湾问题是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 毛泽东当即回答：“那么你说要怎么办呢，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去办吗?我们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正像他们在华沙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我们保证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两个中国’。”对于赫鲁晓夫的施加压力，毛泽东毫不妥协地顶了回去：“我们还是照我们的办”。赫鲁晓夫无话可说，只得自嘲“毛泽东同志使得我们很难堪，好像我们是在替美国人说话似的。”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凡是涉及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事，他从来没有退让过，无论面对的是多么强悍的敌人;而且，最终都使对手不得不在中国人民的尊严面前低头。人们都说，毛泽东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确实是历史的结论。所有的中国人，不管其意识形态有何差异，只要认同“民族大义高于一切”这一基本信念，就不会对这个历史的结论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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