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借鉴，领悟毛泽东的告诫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毛泽东喜欢用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借鉴来看待现实的斗争，启发人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 — 李自成，那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革命力量的壮大已经接近成功夺取政权的时候，毛泽东提到最多的一个历史人物。

　　1944年，毛泽东读到3月19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郭沫若所著的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极为重视，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于4月18日，19日两天，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这篇文章呢?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清楚指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紧接着，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核心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前一天，他问卫士长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样啊?”李银桥说：“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太阳穴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他还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京了。我们进京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京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在前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决不当李自成”，就是毛泽东给即将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竖起的一面镜子。从当时保存下来的整风学习笔记可以看到，一些党员干部以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笔记中写道：“刘宗敏(李自成手下第一骁将)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一个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

　　直到全国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政权之后，毛泽东还一再用“李自成”告诫党员干部。一个负责机关施工的干部利用职权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毛泽东得知后勃然大怒，指着那个人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经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共产党的政权稳稳地站住了;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共产党的威望如日中天。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不太提到李自成的名字了，他竖起了另一面镜子，那个镜子，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的老对手 — 国民党。

　　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如毛泽东后来所追述的：“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有些脱离群众了。”到了1956年前后，国内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得尖锐起来，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原来带领群众共同战斗的共产党在自己执政以后却与群众发生了矛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这一类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党内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执政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员干部搞官僚主义、欺压群众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警惕党内出现贵族阶层的问题。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课题，其核心就是要解决执政的共产党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并因此提出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对共产党进行开门整风。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不断地提到“国民党”这三个字，他要让共产党的干部好好想想，国民党是怎么执政的，又是怎么垮台的;以国民党的那些“官”为镜子，照一照自己的样子。

　　1957年 3月20日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作整风动员的讲话。在讲到人民闹事的问题时，他说：“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

　　1957年4月19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严肃地追问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毛泽东以急迫的口气指示：“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查阅这段时期毛泽东的讲话，在讲到官员和群众的关系时，他频繁地提到“国民党”：“国民党的办法”，“国民党作风”等等。显然，为了整顿共产党内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用垮台还不久、人们记忆犹新的国民党给共产党的干部们竖起了一面镜子。

　　在这之后，毛泽东就一直举着“国民党”这面镜子告诫中国共产党。

　　1957年整风运动的结束，迎来了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如火如荼的生产建设高潮。毛泽东一方面为人民群众所迸发出来的高涨热情所鼓舞而兴奋不已，另一方面也对一些干部在头脑发热之下“旧病复发”，为出政绩而搞强迫命令瞎指挥而担心，所以在建设高潮刚刚兴起之时就预先发出了警告。

　　1958年1月3日，毛泽东主持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他警告干部们：“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

　　1958年4月9日，毛泽东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他再次强调：“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讲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阵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讲话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调门很高，看起来比谁都“左”的人，为了谋取政绩，滥用权力，用压服的方法强迫群众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国民党的作派。

　　为了防止一些干部不顾群众利益和身体健康，把“大干快上”搞成蛮干瞎干，毛泽东在58年大跃进处于高潮时，特别提醒各级官员要爱护群众，他特地给出了具体的指示：“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成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要能够吃饱，吃得好一点。”甚至还细致到叮嘱干部注意关心妇女，执行三期照顾(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

　　可是，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在一片捷报频传，大放卫星的锣鼓声下，掩盖着许多违背党的政策，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尽管毛泽东很早就觉察到一些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但是一些官员为了营造所谓政绩，不仅大搞虚报浮夸，而且竭力隐瞒真情，对中央封锁消息，以致许多严重的情况直到1960年夏才真正反映到最高层。1960年10月24日，李富春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造成大面积饥荒的调查报告上报毛泽东。报告揭露了信阳地区一些官员为了维持河南省和信阳地区严重虚报的农业产量，不顾毛泽东对“反瞒产”的再三批评，逼迫农民交出赖以活命的最后口粮，甚至不惜采取捆棒吊打，关押拘留等严重违法乱纪的手段。这些根本违背共产党宗旨的行为，就跟国民党统治时期欺压百姓的恶行如出一辙，完全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令他极为震怒。他绝对不能相信这是共产党员所能干得出来的事情，所以他断言这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反革命复辟”。

　　随着更多各地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196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多次提出要警惕“假共产党、真国民党”。他说：“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他所说的“假共产党、真国民党”，虽然其中也考虑到原来没有搞干净的国民党分子混入共产党的队伍，但主要是指“我们自己”队伍里那些“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的人。毛泽东把这种人称为“死官僚主义分子”。随着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他把注意的重心越来越多地放到这类“死官僚主义分子”身上。

　　1961年1月29日毛泽东同江苏省委江渭清等人谈话。他针对“死官僚主义分子”的表现及其根源，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同江华、林乎加等人谈话，在讲到“人祸”问题时，他明确指出：“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主要是‘五风’，瞎指挥”。他认定，造成农村严重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共产党队伍中那些“对群众没有感情”的人所搞的“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说到，这种行为就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带领人民群众推翻了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的共产党，在执政之后会在自己的队伍里出现这种“对群众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的“死官僚主义分子”呢?

　　在那次同江华、林乎加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分析道：“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说，这种怀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的人，掌了权以后，“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这就指明了产生“死官僚主义分子”的思想根源。鉴于这种情况在干部队伍中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毛泽东主张“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毛泽东随后不久就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出发点。

　　1963年2月26日，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在谈到农村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时，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这就进一步触及到了问题的历史社会根源。新生的革命政权脱胎于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的旧中国，以等级观念和特权观念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思想和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的官场作风不可避免地影响新生政权的官员;而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接手的“上一个朝代”，就是国民党的统治时期。

　　毛泽东以国民党为镜子来告诫中国共产党，有其特别的深意。国民党也曾经是一个革命党，有过光辉的历史，它在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终结帝制的革命中建立过功勋，在推翻军阀统治的战争中也建立过功勋。在这些斗争中，它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的，特别是在孙中山 “扶助农工”的政策下，它依靠人民的支持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曾经非常真诚地与它合作，毛泽东本人就曾经以积极的态度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过几年。然而，当工农运动的兴起触及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国民党对群众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国民党的官员们对民众的觉醒和奋起极为惊恐，生怕由此燃起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那个社会阶层身上，危及他们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社会地位，就由原先实行的利用民众的政策转而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就是在国民党向人民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起，这个政党就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党;也就是在这一刻，决定了这个政党注定要被人民群众打倒的命运。尽管它掌握了政权后建立起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机器，并且对人民实行极为严厉的专制统治，但还是逃脱不了垮台的下场。

　　毛泽东从国民党由兴而衰的历史，总结出一个历史的规律：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就是看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决定一个政党命运的最根本的因素，也就是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规律适用于一切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由此，毛泽东提炼出一个经典格言式的警句：“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直到毛泽东的晚年，尽管国共两党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消散，但他还是一再提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让许多人十分不解。实际上，从毛泽东一再发出警惕“假共产党、真国民党”的告诫就可以明白，他之所以认为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就是看到共产党执政后在自己队伍内部滋长起来的“国民党作风”有使它重蹈国民党覆辙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永葆其本色。

　　林之辛 202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