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和平演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性文化武器。核心是通过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摇敌对国国民信念,以及制造社会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
史料记载,“和平演变”源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原本是美国颠覆苏联政权的战略思维。由出身情报部门、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来在外交舞台叱咤风云的杜勒斯,发起并积极推动。不久,由于红色中国的建立和快速崛起,杜勒斯将针对红色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作为一个重点。
因为职业关系,杜勒斯不是放空炮。自二战末期开始,逐渐形成了“和平演变”战略战术体系。
杜勒斯
在总体纲领上,杜勒斯将其定义为最高战略。他宣称,“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在可行性方面,杜勒斯胸有成竹。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在实施策略方面,杜勒斯不拘一格。他提出:
我们一定要在(对方)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
瞧瞧,抛开政治立场即可看出,这确实是一套高明且完整的套路。
随即,美国政要很快将“和平演变”转化为具体的措施和实践行动。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构建了一系列专业的“第五纵队”,以“自由”、“民主”、“人权”、“快乐”、“爱情”等名义,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进行渗透。且章法分明、资金雄厚、攻势凌厉,花样繁多。
1958年某一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内容后,毛泽东立刻警觉起来。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维,对相关资料认真阅读,加上自己的批注,并指示将自己的批注连同杜勒斯的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相关人员。
自此,毛泽东不断在会议上对伙伴们发出防范“和平演变”警示。须知,那是1959年,举国上下极端困难的时期,是近忧连连的形势。
毛泽东提醒,“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不久,1964 年6 月14 日,谈到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时,毛泽东忧心忡忡地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此后,在不同场合,对着不同对象,毛泽东多次警告人们:我们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毛泽东对这个“和平演变”的攻势如此忧虑和警惕,小题大做吗?
非也!这份忧心忡忡发自内心,且有根有据。
因为,他明白这是“攻心为上”的文化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招。
而且,深谙人性的毛泽东,深知对手此招确实厉害。
大家知道,人心是行为的大本大源,人心向背是在原始本性基础上、受舆论引导的。但是,尽管人性有善有恶,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即“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用俗语表达就是“学坏容易学好难”,这就使得美国的“和平演变”很容易生效。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领导的红色事业,推动的是“天下为公”的体制,倡导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理念,是大善之举。“和平演变”的攻心理念则是满足个人私欲的自由、维护权贵利益的弱肉强食,还有抛头露面的表演式民主,等等,均属于人性的恶点。
所以,对方出一分力,我方要出十分力,也未必能赢。
同时,共和国和平环境中生长的人们,没有在西方模式主导的社会生活过,不知道灯红酒绿的背后是什么,不知道绅士型笑脸的背后是什么,更不知道繁华背后大多数普通人的艰辛和痛苦,容易被表面的灿烂迷惑。
还有,“好了伤疤忘了痛”。即使是不久前有苦难的经历,也容易忘却,容易被纸醉金迷的表象蒙骗。
何况,对方借助先行一步发达社会的光鲜外表,占领舆情制高点,强势夺取和掌控话语权。将因为先行一步、强取豪夺的繁华包装成所谓民主自由的成果,用各色光鲜的名目包装“恶”的内容,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策逐渐侵蚀。
大多数人不会去深入思考和分析,无法辨识,容易误判、跟风叫好,进而被对方成功演变。
事实上,“和平演变”的双方打的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对方诱导、激发人性之“恶”,可谓“顺风顺水”,潜移默化十分容易。我方引导、巩固、升华人性之“善”,可谓“顶风逆流”,防微杜渐十分费力。
所以,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且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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