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看中的就是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对于这个过程和特征，毛主席于1939年12月在他主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课本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述，他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他们通过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控制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中国的交通事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

　　“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除此之外，“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帝国主义实现市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无不是控制他国主权，培植买办势力，输出精神鸦片，实施文化侵略。

　　近代中国就经历了这样一条丧权辱国的过程，没有主权保护的市场完全是向西方列强洞开的，洋货充斥了中国的都市和乡村。

　　中国的民族革命就是要收回主权的独立自主运动，中国的大市场要由中国人自己来作主。

　　1936年7月间，毛主席接受首位采访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斯诺的采访，他在回答苏维埃的外交问题时，对中国独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贸易利益、资本利益等问题进行了逐一解答，他说：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毛主席对于中国未来的市场潜力有着充分的估计，同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市场的需求也有着充分的认识。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

　　“文明社会五千年来，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因此打起来。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时代。”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七大上讲到国际形势时说：

　　“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1949年3月5日，在中国人民全国胜利的前夜，毛主席在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各项胜利后的工作方针，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的问题，其中包括“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他说：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

　　正如毛主席所说，资本主义国家是现实主义的，西方列强虽然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有一万个不情愿，但他们却无法抵御自身对于中国这个大市场的诱惑。

　　1949年12月22日，正在访苏的毛主席向中央发来电报，提出对苏贸易应从统筹全局出发，他在电报中说：

　　“据稼祥说，波兰、捷 克、德国 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1954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要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从而分化、孤立美国，分化反苏、反共、反中战线，他预见资本主义国家“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以美英为例，他说：

　　“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所以情况是很好的。”

　　1954年8月24日，毛主席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他说：

　　“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 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

　　中国的大市场是本钱，也是底气，是毛主席能够从容应对美国禁运、封锁的法宝。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为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对国际关系，他说：

　　“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也有两重性。我们应该被承认，而它不承认，这当然不好。但是这有个极大的好处，最好再过十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等我们建设得差不多了，请他们来看一看，他们就悔之晚矣。但是有个台湾问题，台湾必须归我们。不归还台湾，你承认我们不算。”

　　1958年9月，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分两次谈到国际形势问题，关于禁运和不承认问题，他说：

　　“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利害究竟怎么样？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 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 那个时候它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它们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谈到中法之间的商贸往来，他说：

　　“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

　　1964年6月23日，毛主席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指出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中美关系，他说：

　　“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毛主席的“生意经”收获颇丰，至1964年10月，中国对外贸易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占百分之六十，社会主义国家占百分之四十。对此，毛主席说：

　　“这个合理嘛！资本主义世界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十几个。”

　　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吸引到中国大市场里来了，他们已经顾不得美国的脸色了，也顾不得那个反苏、反共、反华统一战线了，跟中国做生意，跟中国建交，成为他们最佳的选项。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的“背信弃义”，跟共产主义的中国“来往密切”，美国也越来越坐不住了。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老朋友斯诺时说：

　　“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人气爆增，美国空前孤立，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以跟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为荣。在11月15日召开的联大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大会上，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芬奇就单拿中意贸易说事，他说：

　　“中国和意大利之间在人员、意见和商品方面的交换在最近几年中有所增加，就在现在这个时候，某些重要的意大利人士正在访问中国，中国专家们正在我国的重要制造业中心旅行。几天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长白相国阁下访问了意大利，并签订了一项三年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缔结的第一个这一类的协定，从而在更密切的合作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加速向前推进。

　　1972年2月，正如毛主席预测的一样，美国总统尼克松踏进了中国的大门。

　　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会见基辛格，谈到中美贸易问题，他说:

　　“你们总统现在又好像要把中国的长城搬到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

　　1974年4月，中国代表团在联大特别会议上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其中包括：

　　“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这些主张充分彰显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是中国民族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是中国独立自主的重要体现。

　　从中，也能看到毛主席善于运用资源优势、扬长避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小胜为大胜、化腐朽为神奇的战略决策和斗争艺术。他把“中国大市场”这一法宝用活了，用的出神入化，用的有声有色。他可以用它团结朋友，也可以用它分化敌人，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一手牌就打好了，一盘棋就下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华的铁板就牢靠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建设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主，国际贸易为辅。”国际市场才处于一个“辅”的地位，尚且能发挥出无穷的力量，假如中国需要国际市场的范围再宽一点，地位再提高一点，那还有西方资本主义说话的份吗？

　　毛主席经常说“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中国是个大市场”就是一笔大本钱，毛主席用它做出了大文章，大“生意”，不但熔化了禁运的“铁板”，而且获得极高的世界声誉和国际地位。只要主权在手，“大市场”就是一副好牌，足以令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怦然心动，可如果怀揣着一副奴颜和媚骨的心态，好牌也会打臭。

　　中国是有本钱的，对于那些所谓的制裁其实是用不着惊慌失措的。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禁运，毛主席曾说“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对于中美关系，毛主席曾说“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毛主席的办法是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最有效的办法，是最好的出牌方法，是把好牌打好的惟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