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科学技术研究有个“奇怪”的说法：没有成绩不要紧

　　某高校海归教师手刃同事的悲剧，让一个“非升即走”的词浮出了水面，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它，认为它才是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

　　据说，“非升即走”是高校从美国学来的一种制度，意思是大学对招进来的教师，只签6年的临时工合同，到了第5年的时候，如果觉得你不行，比如没有达到为你制定的考核目标，对不起，你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有人说：这很好啊，国际通行的制度，市场法则，能者上，庸者下，完不成考核，学校不能白养你吧。

　　有人说：这是在养盅，逼着年轻的教师们疯狂地内卷，把青椒们逼上绝路的非它莫属。

　　国际通行的就好吗？

　　据了解，那拿刀杀人的也并非泛泛之辈，毕业于名牌大学，留学美国，数学博士，学业优秀，不乏论文发表，却因为了“非升即走”，毕业多年在高校间来回奔走，临近不惑之年仍无法安顿下来，能够说这是个选拔人才的好制度吗？

　　这不禁让人想起毛主席在推动尖端科技工作时说过的一段话。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听完汇报后，毛主席说了一席话，他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谈到搞反导弹武器时，毛主席说：

　　“死光（激发），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

　　这是毛主席对于科研工作的基本态度，不只是针对“死光”这一研究领域，他讲究一个“专”字，他也没主张一定要研究出什么名堂，甚至说“没有成绩不要紧”。有人会说研究不出东西那不是白吃饭吗？恰恰相反，这正是毛主席对待科学问题的最科学的态度。

　　科研是一种创造性工作，需要千锤百炼，需要无数反复，并不是立个军令状，搞个考核办法，抑或是采取个高压的办法，那成果就汩汩而出了。毛主席是深谙其中的道理的。

　　1956年2月14日，毛主席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在谈到技术问题时，他说：

　　“新产品试制，应该多鼓励、少批评。试制一件新东西，开始时总要差一点，限期改正就是了嘛!要搞一个奖励办法。”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在谈到对技术人员的关系问题时，他说：

　　“有发明的人不被信任的问题，也包括在内。对人不大关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帮助人，不关心人的死活，对人冷淡，这个问题应该注意。”

　　1960年3月19日，毛主席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一些工厂厂长、革命能手、工程师时说：

　　“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在大搞技术革命的时候，尤其要记住这条真理。不试验，不失败，不会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物理学家钱学森、地理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就农业、地质、核武器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他勉励大家说:

　　“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1965年1月24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余秋里计划工作的汇报，当余秋里汇报新技术设计问题时，他说：

　　“我看了关于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文章，有些设计经过二次、三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1968年9月3日，毛主席对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提出一个问题，对那些与工农兵结合得好的、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对那些不好的极少数技术权威，他说：

　　“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那个时期对于科技的紧迫感非常强，要解决挨打的问题，要解决强国的问题，对于科技尤其是尖端科技可以说是“只争朝夕”，技术革命的呼声高涨，技术强国的要求迫在眉睫。

　　毛主席曾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知识分子分子会议上，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说：

　　“现在是打什么仗呢?现在是要飞机飞上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飞的速度是超音速。那个东西，没有他们不行的，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变成他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将来我们还要作一个全面的规划，把这件事抓起来。”

　　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主席在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 我国也要这样。”

　　1959年12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严峻的国际反华形势，毛主席提出了应对之策，他说：

　　“我们从来相信广大群众，我们不会孤立。我们怎么办?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华东协作区这次开会，他们感到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队伍，希望各大区都注意这个大问题，各大区、各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

　　1960年1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讲计划问题，谈四个现代化，他说：

　　“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这个东西，我看是备而不用，要在八年内搞起来，搞个吓人的东西。”

　　1960年7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提出：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1964年12月13日，毛主席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人大三届一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在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方面，他加写道：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攀登科学技术尖端的高峰，成了那个时期科技工作者的豪情壮志。也是在那个时期，毛主席提出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毛主席这样的要求，是否不利于科技的进步呢？是否不利于科技出成果呢？是否花了钱养了一帮吃闲饭的呢？

　　先看看数学家陈景润吧

　　当某高校传出教师杀人的事件时，我首先想到了一个叫陈景润的人。那个杀人的海归教师跟陈景润是有几分相似的，他们都是研究数学的，都属于那种基础理论类的，在人性上也属于那种被常人认为的怪人吧。陈景润学业优异，分配到中学当数学教师，可他不善交流和表达，肚里有却倒不出来，并不适合教师这个职业，他为此很忧郁，因状态长期不好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成了医院的常客，更没有精力好好教学了。后来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近十年才磨出一剑，写出了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要论文，又经过6年磨出一剑，发表了“1+2”详细证明，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为国争得了荣誉。陈景润在出成果之前的漫长日子里，尽管被称为一个怪人，科学院也没有解聘他，他仍然有时间、有精力、有经济基础搞研究工作，他有足够的条件“吃完饭不干别的事”，而且不用担心“没有成绩”，假如，也给他搞个“非升即走”，陈景润怕是要饿死街头了。

　　“吃了饭不做别的事”，“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些话给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工作者吃了定心丸，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让他们得以安心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贡献出最大的聪明才智，这样宽厚的要求，恰恰最有益于基础科学的创造，因为任何更大的理论突破，无不是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前人看似“没有成绩”的研究，实际上奠定了后人突破的基础，是没有成绩的成绩。在科技理论的研究上，是扎实的积累和漫长的付出，来不得丁点的急功近利，那些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所谓考核，所谓“非升即走”，是建立在资本法则之下的行事方法，背离了科学精神，注定是出不了巨大影响创新成果的，只会造成毫无价值的内卷，空耗科研工作者的才华和宝贵精力。

　　没有“非升即走”这一名堂的时代，中国产出的可都是“大制作”。

　　我们不妨列举一下：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杂交水稻，大型喷气客机，微电子，卫星回收，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导弹驱逐舰……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顶尖的尖端技术科学家队伍，航天之父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氢弹之父于敏，卫星之父赵九章，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钱三强，导弹之父彭桓武，数学家华罗庚……中国在科技领域从一穷二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地位而跃居世界前列。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也禁不住由衷地赞道：

　　“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这些巨大的创造是无数的科研工作者默默地干出来的，他们团结协作，隐姓埋名，把全部的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人民的科技事业，没有人拿“非升即走”考核他们，他们不用分散精力去考虑完不成指标怎么办，没有成绩怎么办，不用提心吊胆地思虑着“非升”要滚蛋这档子糟心事，他们想到的是“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这是他们的一门心思和专心至致。

　　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干部会议上批评了压服的工作方法，他说：

　　“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够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

　　现在不少人，不少的行业，都热衷于“压”的方法，认为“压”能解决一切问题，“压”出数字，“压”出效益，“压”出成果，“压”服的方法象病毒一样传染到越来越广泛的地方，以前总觉得大学应该清静一些吧，没想到也卷的厉害，还盛行“非升即走”这种鬼办法，把人往死里“压”，但这个办法总归不是个好办法，于人不利，于科研也不利，真正出大成果，还是要行毛主席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