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企业普遍采用的经营管理方法是物质刺激的，各种各样的绩效考核办法，甚至于非经营性的组织机构也借鉴采用了这种企业管理模式，一举一动，靠钱拉动，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它是当今的“通则”，目之所及，皆是如此。
而在过去，象“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这样的经营管理模式虽然也会存在，但它不是所提倡的好的经验，而是被批判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毛主席对这些做法也是持鲜明的反对态度的，这从他对一篇报告的批示中可以看得出来。
1964年12月5日，毛主席审阅薄XX转报的一篇“蹲点报告”，报告是公安部长谢富治写的，根据当时的政策，谢在沈阳冶炼厂蹲点劳动，他写了一篇题目叫“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报告，报告列举了这个工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八种表现，其中之一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布置任务靠奖金；执行任务靠奖金；刺激情绪靠奖金；ZZ工作靠奖金)。毛主席认为这个报告“很可一看”，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作了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他还写了批语：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ZZ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
毛主席对于谢的这篇报告的态度，是他对“物质刺激”这一管理方法的一贯态度。
1959年1月27日，毛主席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向外宾介绍人民公社时，他说：
“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付酬。物质刺激与精神教育，都要以政治为主，物质为辅。专门搞物质刺激，有走向歪路的可能性。”
1959年7月1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报酬问题，他说：
“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革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建设也要有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一章时，对物质刺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
“教科书上说，物质剌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对于教科书中说“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的说法，毛主席表示赞同，但不能“当做决定性动力”，他说：
“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在这次读书活动中，毛主席还提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问题，他指出：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1959年12月28日，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一章，对于书中频繁把物质刺激作用提到重要地位的问题，他批评说：
“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1960年1月7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讲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不足之处，他说：
“追逐个人名利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样多年的仗，没有一个上将，还不是把蒋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工资在四百元以上的干部，永远不再增加工资。党委制打败了一长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要限制、改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处强调物质刺激，为什么?一定是没有别的法宝了。”
从毛主席的众多谈话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对“物质刺激”这一被人捧为“管理圣经”的方法是不认同的，既便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样板的苏联如何推崇这一做法，也改变不了他的认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一直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利益，而是还有其他的“法宝”，那就是他一直强调的“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即所谓精神的追求和力量，这是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所依重的思想，那些真心参加革命的人，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不会是受“物质刺激”的诱惑而参加革命的，而是为了他们的“救苦”的初心。
在中国的传统中，“发财”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过年的时候也忘不了互助“恭喜发财”，毛主席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生动地描写了小资产阶级急于发财的众生像：
“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
因为这种发财意识的普遍的社会存在，自然会在政党的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代表了大地主、大资本家、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往往具有浓重的发财意识，他们的政治目的不是为了“救苦”，而是为了“发财”。比如蒋介石的果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蒋介石在指挥打仗的间隙，也不忘打听一下上海的股市行情，看看自己持有的股票涨跌和市值。他领导的果党的腐败是出了名的，四大家族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果党的各级官员、军队内都是贪腐成性。
美国驻中国战地记者白修德曾描写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景象：
“在通货高度膨胀，道德全然破产的风气下，重庆的这般贪财无厌的官员们又回来洗劫被解放的城市和省份，为中国政治道德所一向容许的中饱和贿赂，便猖獗到漫无边际了。上海的人们以难堪的感觉，坐视他们所迎迓回来的政府出售执照，出售特权，霉烂国外的剩余物资，宽宥囤积居奇的事实。”
白修德还用这样一句话来描写他看到的果党军队的腐败：
“华军内部的贪污，好象心脏里生了癌，四肢百骸都受到感染。”
与果党的“发财”初心不同的是，共产党的初心则完全是为了“救苦”，它是不允许发财的，在解放区，与果党相比，它表现出了一种洁白，一种清明，即便是共产党的领袖，也过着跟普通战士差不多的苦行僧一样的艰苦的日子。
毛主席的表哥文运昌抗战时期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说家境艰难，想到延安谋一份差事接济家用，毛主席在回信中劝表哥不要来了，为什么呢？看毛主席是怎么写的：
“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
毛主席还托表哥带话给自己的亲友：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这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他没有任何的私利，连自己的亲友都无法从他那里谋取得任何的好处。
1938年4月9日，毛主席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为新生发表讲话，题目是“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他说：
“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
“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这是毛主席所要求于人民军队的，不是物质的刺激，而是精神的勉励。在抗战这样事关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果党上上下下也忘不了捞上一把，大发国难财。毛主席曾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说：
“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捌玖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
他在“七大”的ZZ报告中还把国统区与解放区进行了对比，指出了其特色的差别：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初心”不同，决定着结果不同。果党一心想着“发财”，它打起仗来的积极性就全靠物质来刺激，不然就没有战斗力。过去看电影，里面有一些描写国民党军队打仗的情节，长官为了让士兵冲锋，往往会说这样一段词：弟兄们冲啊，拿下XXX，赏大洋XXX！生动地刻画了果党的思想本质。
一个只想发财的政党是没有战斗力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人的对决中，从一个庞然大物，迅速变成了一只病猫。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曾经不可一世的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宿县西南的狭小地带，全军覆灭。在被包围期间，毛主席曾写过一篇劝降的广播稿“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广播稿中写道：
“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
靠“赏大洋XXX”的国民党没有干过“牺牲发财”的共产党，这就是中国现代史活生生的现实，也印证了毛主席的那句话：“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
这也是中国现代史提供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也就能够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反对过分强调“物质刺激”的思想和做法。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及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中说：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这是毛主席对于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是毛主席从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他在讲话中说：
“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1958年8月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XXX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和全党办工业问题，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政治教育，政治挂帅”，他说：
“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产主义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觉地做工作，懒汉甚少，或者没有懒汉。实行薪水制以来的缺点就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都要有等级的，办公桌是有等级的。这样一来，脱离群众，战士就不喜欢军官，农民就不喜欢我们县、区、乡的干部，城市里的工人也不喜欢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呢?你是当官，党官、政官、军官、学官，还有商官(做生意的) ，还有工官(当厂长的) ，官这么多，就出官僚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整风一来，就整官气，提政治，政治挂帅，从前争等级，争待遇，争薪水，后头不争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
1966年1月24日，王任重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政治挂帅的发言，发言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以后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后来看过这个发言稿后把它批示给了刘：
“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1969年4月28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并讲话，他说在不少工厂里存在着不讲ZZ的现象：
“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看历史，不靠“物质刺激”的毛主席，却做出了惊天伟业，他所依靠的那个法宝叫政治，叫精神，他不靠“物质刺激”却给了老百姓巨大的物质利益，他不靠“物质刺激”却激发出了蕴藏在民众之中的万丈豪情。难道说“物质刺激”没有用吗？是有用的，但决定成败的绝不是它，这是已经被历史验证了的，“物质刺激”用的久了，它的效应会发生递减，而且还会象毛主席所预言的,“专门搞物质刺激，有走向歪路的可能性。”
歪路会是什么呢？用我们今天的观察来看，那就是吞噬企业文化，侵蚀民族精神，增加社会裂痕，拜金主义盛行，一切向钱看，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更有甚者，那些握有一定权利的人，可以借“物质刺激”之名，行“乾坤大挪移”之实，把大量的好处名正言顺地装到自己的腰包里，装到少数人的腰包里，真真切切地走向歪路了。
【文/耿来意，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疫观全球”，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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