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浅析毛泽东同志酷爱古典格律诗词的动因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还是杰出的诗人政治家。

　　毛泽东同志终生酷爱古典格律诗词，并对其形成现代化语境，尤其是赋予其积极浪漫主义的文风范例，付出了艰辛探索，并取得卓越成就。他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眼光，把“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①的古典格律诗词作为切入点，怀着“诗人兴会更无前”的满腔热情，坚信“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②，为形塑具有悠久历史的旧体诗以新气象、中国古典文风以新气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以新风貌、师古不泥、从善如流的新风尚，构建祖国新文化观、乃至游荡在六亿神州上空的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幽灵，身先士卒、躬身笃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的合理内在遵循及强有力支撑。

　　毛泽东同志所以如此酷爱旧体格律诗词而徜徉其中享受其滋养，一方面，是源于他在理解与应用并深刻把握古典格律诗词的精神气质方面的卓越天赋。另一方面，还源于他对中华民族及堪当中华民族脊梁的历代进步诗人、政治家诗人深沉的爱及无限的仰慕之情。因此，加强对毛泽东同志格律诗词创作思想的研究与学习，不仅对我国今后在诗歌创作上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更对深刻理解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典格律诗词中宏大时空观之下的意象美与人格美。毛泽东同志酷爱格律诗词不仅是因其初识格律诗词的时代，白话文及新诗在文学艺术领域尚未形成主流体裁或主要表达载体，应该说还因其强烈地感受到我国古代诗人，尤其是政治家诗人笔下世界所展示出来的涵纳万象、吐纳山河、辗转乾坤的时空观及宇宙观，为其宏大意象所吸引、所折服。

　　自《诗经》以来，中国的诗歌创作深受儒家传统礼教思想之影响，充满了悲怨忧思、悲歌忧生的消沉气息以及挥之不去的逃避现实的伤感情结。毛泽东同志显然从旧体诗中看到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因时代及视野的局限性而流露出孤独忧愁的苦闷心境，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对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而发出“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的人生感叹。但他又看到了一大批进步诗人或政治家诗人，尽管在政治上受到迫害，或遭贬谪或被流放而远离故土，致使个人的政治理想与伟大抱负不能实现，却仍至死不渝地坚守自己的不变信念，而绝不背叛祖国的高尚节操，这种不甘消沉、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积极浪漫主义不屈风骨与斗争精神，不断地、深刻地影响并震撼了青年毛泽东的心灵。

　　毛泽东同志对先秦、汉魏六朝及宋元明清的诗词歌赋，几乎烂熟于心，对那些敢于突破个体困境的思考，强烈关照生命与人的主体意识而胸怀天下的诗人与政治家诗人的华茂词采，尤其是其中“虽囿于感情羁绊，悲怆欲绝仍对整个生命价值寻觅不止的浅蛟于渊的深长思绪”，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的宏阔视野及远大志向，甚感敬佩。纵观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新格律诗词，无不闪烁着古典格律诗词中所展现出来的崇高壮美的浪漫主义光芒，无不以前所未有的笔触再现那些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及历史与政治担当的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傲骨风范、雄伟气魄，这也正是他长期专注于古典格律诗词的研究与创新而毕生追求不懈的主要动力。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无不通过其艺术才华及富有鲜明的人民性、时代性、战斗性的艺术作品来直抒胸臆、展现其胸襟及表达其政治情怀的冲动，刘邦、项羽、曹操、曹植、诸葛亮、洪秀全、孙中山等无一不是。但毛泽东独具慧眼、感情真挚，在“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等对无限的时空感怀中，读出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对有限生命的超拔及追求以及坚守政治理想的伟大风骨;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百年忽我遒”等对生命无常、万物盛衰有时的无奈感叹及有限时光中，感受并感悟出政治家诗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一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尤其是为他们虽参透人生真谛然却发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卓越政治家抱负与宏大理想境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等藐视困难的大无畏革命斗争精神及人格魅力所激励，正是他们以其格调高昂激越、内涵博大精微的壮丽诗篇，建立并支撑起中国传统优秀诗歌的文化大厦，孕育出千百年来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形塑并奠定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近代“五四运动”富于牺牲精神的历史底蕴及铁血雄风，从而提炼出古典格律诗词“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及“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铁律，从而铸就其日后成为那一个“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的历史地位，成就其“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的一代历史巨人。

　　受中国古典进步诗人的伟大风骨之影响，毛泽东同志对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志的屈原、辛弃疾、陈亮、文天祥、岳飞、“三李”，再到“三曹”等伟大诗人总是给予高度赞扬，并用他们的诗作来鼓舞人民树立起改天换地“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雄伟抱负，从中看出他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厚爱，对历代优秀的进步诗人、政治家诗人的敬佩与仰慕。

　　二、鞭挞腐朽落后的封建传统礼教的匕首，改造中国

　　的文艺利器。旧体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发祥于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中，创作准则深受两千年来“怒而不怨”、“温柔敦厚”之影响，其所以延绵发展而不消亡，固然深受儒释道及禅宗等美学思想以重大影响，又为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专制体制所需要，但历史表明，在朝代更替、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死生无常的时代中诞生的伟大诗人及其瑰丽诗篇，往往具有形塑中国诗歌根脉、推动并引领中国诗歌发展走向封建主义专制反面的洪荒之伟力，其在世界的阔大与个体的渺小强烈反差下挣脱出来的超拔与豁达，闪现着一种不甘堕落、自己掌握命运的积极进取精神，一种不念私我、只为天下的壮志豪情及崇高境界，表现在古典格律诗词创作上构成了一首首慷慨激昂、坚守自我、奋发有为的历史狂歌。这绝不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的产物，而是很早就孕育于中国古代许多神话故事、中国汉民族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长期实践活动之中。

　　毛泽东同志在对古典格律诗词的研究与创新上的丰富实践，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化素养，由此坚定了其对稳定地长久地作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的自信，激发了他以格律诗词为武器，同封建传统旧文化彻底决绝的巨大动力。毛泽东同志说：“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正是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立场来从事他的格律诗词的创作与实践，他笔下的风雷中毫无沉郁与苍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对“逝者如斯夫”跨时代的精神进取;“五亿人民不团圆”是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英雄般惺惺相惜;“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是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千古对话;“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是对“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积极浪漫主义升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在意境、气势及文笔上的颠覆性超越;“唤起工农千百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豪迈讴歌;“久有凌云志”则充满了对未来世界大无畏的革命探索精神，诸如以上意象宏伟、境界高远、想象力非凡的旷古佳句，把古典格律诗中历代诗人的精神世界及超越事物现象的巨大感染力，成功地应用到新型格律诗中，并以其为文艺利器而引领与指导中国人民积极参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把旧体诗中表达个体或自我的内心世界的呐喊，蜕变成中国人民的心声，把作为一个人的主体变成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把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个人理想与政治抱负，提升为人民的愿望与憧憬，变成具有浩瀚伟力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是多么伟大的升腾呀。

　　结论：毛泽东同志开天辟地地第一次把执政党放在不是统治人民而是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位置，设身处地来理解屈原等历代进步诗人或政治家诗人的家国情怀，对几千年来为国捐躯、为民请愿的诗人文学家的高尚情怀予以高度评价，并为他们生不逢时，不能为实现其参政并建设美丽国家的愿望而不得不“远游自离去、追随彭咸归去!”的无奈选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自此，毛泽东同志的新格律诗词内容，一扫旧体诗中古代诗人因遭贬谪、受委屈、气无力而充满自我遗失、怀才不遇、彷徨迷茫、力不从心的消极人生慨叹及以忧郁、哀怨为主题的气息，篇篇发出人民的呼声，首首展现出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象。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生动地记录了他一生对古典格律诗词进行创新实践的活动轨迹，还高度艺术化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砸碎千年封建锁链“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宏大场景。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辉煌建树，充分反映了他老人家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具有的强烈自信，他以创作并创新中国传统格律诗词的亲身实践，向中国人民指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向，其赋予格律诗词具有新时代意味的思想内涵，必将重塑并固牢中华民族得以星火相传的文化根脉。

2021年1月31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