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映兰：重温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

　　在中国革命的各历史时期，毛泽东都极为重视革命策略问题。“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而制定的策略方针。时隔70余年，时代已发生巨变，但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所蕴含的理论智慧与实践魅力，仍历久弥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温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从中吸取前人的思想智慧和宝贵实践经验，对于正确把握复杂形势、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必有裨益。

　　一、“两手对两手”策略方针提出的背景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极大地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自信心。由于历经长期战争浩劫，中国人民无不热切盼望和平与民主的到来。然而，战后的中国上空仍布满战争的阴云。

　　从国际上看。首先，战后的美国依仗自己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极力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把中国变为其附庸，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企图通过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来维护其在华利益，于是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公然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美国高喊“不干涉中国内政”“要求世界和平”，并企图以所谓“调解”国际争端的名义诱迫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敦促蒋介石用政治谈判的办法解决国内冲突，以此诱骗中国共产党妥协缴枪。另一方面，美国从各方面积极帮助国民党加紧全面内战准备。

　　自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在“调处”国共冲突的名义下，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设立军事顾问团、装备了近50个美机械化师，还通过所谓的新援华案，援助了大批军火等。其次，战后在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一股妥协缴枪逆流。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纷纷缴枪，以换取资产阶级政府的几席官职。然而，资产阶级政府对待共产党“就像挤柠檬一样，挤干了就将残渣扔掉”，人民革命力量因此被白白断送掉。有人提出，希望国共两党订立条约，共产党“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并断言，如果中国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这又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任务，要防止“缴枪做官”的思潮在国内传播。

　　从国内看，得到美国支持和鼓励的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政策，亦公然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蒋介石早已下定发动内战的决心，在抗战期间，就采取了“袖手旁观，等待胜利”的政策，以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六大的中心议题就是：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继续维护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动员国民党的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为垄断受降权，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同时发出了三道命令：第一，命令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要求中国人民对日军不要“企图报复”，而要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第二，命令其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三，命令敌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之受降。

　　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将远在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队运到华北、华中和东北各地，抢占战略要地。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及对战略要地的抢占，给战后的中国蒙上了一片战争的阴云。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又大肆玩弄“和平”阴谋。1945年8月14-23日，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蒋介石之所以要装出“和平”姿态提出跟中国共产党谈判，一是由于解放区力量的强大和国内外人民反内战的强大压力；二是可以争取全面内战的准备时间；三是在国际势力的配合下，如果能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就可以达到不战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目的。此外，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国民党就可以将内战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共产党。

　　对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楚。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就认为，美国是“友好”的“盟邦”，能够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和“国内和平”；建议国共双方“铲除意气”，本着“君子风度”来解决问题；劝说中共放弃斗争，交出军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实现阶级合作。他们对蒋介石要吃掉“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办法表示“特别欢迎”。其次，“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内战危险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此外，有许多人害怕打内战，害怕美国的原子弹，没有胜利的信心。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

　　在此历史关头，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以及怎样斗争、怎样胜利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并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针锋相对”就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通俗地说，就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方针的提出，为党和人民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提供了思想武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

　　二、“两手对两手”策略的理论精髓

　　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其理论精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从认识方面看，毛泽东把革命策略的重要性提到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革命的策略问题。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策略”把革命“引向胜利”，而“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会因此受到惩罚。毛泽东更是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否则如果在政策和策略的任何一个问题上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就会失败。

　　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仍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峻考验，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端重视革命策略问题，及时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革命策略，从而为党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全国解放战争向前推进中，又总能根据革命形势和实际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且适当的斗争方式，从而使我们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能够一步一步地克服各种困难和危险，最终战胜美蒋反动派。

　　从制定方面看，正如列宁所言，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而是必须极客观和极清醒地估计到本国的和世界的“一切阶级力量”和“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来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在制定革命策略的过程中，毛泽东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泛而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强调这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基础。

　　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的制定，

　　一是基于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阶级本质的深刻认识。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毛泽东指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反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明内战危险。

　　二是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认识成果。在决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紧要关头，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吸取大革命的失败教训。他指出：“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由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

　　三是强调以自力更生为基点。毛泽东指出：“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面对美国的原子弹讹诈，毛泽东指出：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人”才是战争各种因素的焦点，是居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历来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伟力”的“最深厚的根源”。人民群众永远是多数的，他们的斗争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既具有物质属性，又具有精神属性，具有创造性和能动作用。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

　　从执行方面看，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这个结合，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贯彻。比如，面对美蒋反动派的和平欺骗，以及国内外有人希望中共“放弃斗争，交出军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实现阶级合作”的劝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毫不动摇。

　　但是，为了实现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民主，又可以作出最大限度的妥协让步。在谈判中，做到了争有原则，让有限度。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都会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具体行动口号，并采取合适的斗争方式。但是，为了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革命到底的原则丝毫没有改变。

　　这尤其体现在解放战争的两个关键时刻：

　　一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时期，敢不敢与国民党展开决定胜负的战斗，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面对美蒋反动派的欺骗和恐吓、国际上的警告与施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地执行“两手对两手”策略，使美蒋反动派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二是进入战略决战后，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大局已定。美蒋反动派又玩弄新的“和平”阴谋，要求重开和谈，以取得卷土重来的喘息时间。这时候，有人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至少带上温和的色彩；国民党当局则打算同共产党“划江而治”。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毛泽东及时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他明确指出：如果革命中途停止，“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那就会“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泽东提出了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国家政权的八项条件。

　　当毛泽东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驻南京的消息后，挥笔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雄伟诗句，这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彻底革命精神的生动表达。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这种伟大的革命胆略和彻底的革命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考验。

　　总之，全国解放战争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同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运用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是分不开的。

　　三、“两手对两手”策略在解放战争中的成功运用

　　解放战争是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最伟大、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运用“两手对两手”革命策略，在短暂的四年时间里，最终打败美蒋反动派，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充分彰显了“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的实践魅力。

　　1. 针锋相对，坚决捍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

　　首先，为使党和人民认清战后形势，毛泽东分析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政府垄断受降权的三道命令是其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也以延安总部的名义连发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的各武装部队积极发起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以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拒绝让人民军队“驻防待命”的命令。人民军队遵照党中央指示，不顾蒋介石的荒谬禁令，积极向敌占区进攻，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之投降。在战后半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收复了近60座城市和广大乡村。

　　2. 尽一切可能为争取国内和平而斗争

　　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洞察到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但是仍然坚持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正式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详细阐明了中共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并从实践上为之努力奋斗。

　　首先，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以行动证明中共谋求和平的决心与诚意。毛泽东在谈到重庆谈判问题时指出，由于蒋介石历来反共反人民，现在要跟他谈，我们有的同志不能理解，在重庆也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这种局面对人民是有利的。如果国民党仍然坚持内战，美蒋反动派的政治欺骗就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被彻底揭穿，其企图把内战的责任转嫁到共产党头上的阴谋也不能得逞。这将有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就同重庆各界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反复说明中共的基本主张，因此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这对于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可能地扩大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谈判中，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我党主动提出作有原则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具体表现为：一是提出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二是提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将人民军队缩编至占全国军队总数的1/7。中共作出这些重大让步，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与团结的诚意，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就是争枪杆子”的谎言。

　　其次，积极推动《双十协定》的签订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谈判开始后，蒋介石仍在不断地向人民解放区发动武装进攻，企图利用军事进攻来压迫中共在谈判桌上作无原则的让步。针对国民党的武装进攻，中共的办法是：“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

　　因为，“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由于解放区军民的有力反击，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斗争。国民党在“谈”和“打”两方面斗争中均未占到“上风”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和平团结的基本方针”，承认“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是。1945年10月10日，在经过43天的谈判后，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这是我党在战后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只是《双十协定》签订不过三天，蒋介石又迫不及待地发布内战密令，大举进攻解放区。蒋介石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和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舆论。在此情形下，我党及时提出愿意就停止内战问题与国民党重开谈判，并表示以停止军事冲突作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

　　在中共的引导下，迫于内外强大压力的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于同一天开幕，会议通过和签署了“和平建国纲领”五项协议。

　　在一个时期内，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五项协议的通过，造成了一种和平民主的局面，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民主改革，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去履行这些决议。但是，会议确立的和平建国纲领，在战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度成为人们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尺，即谁坚持它谁就得人心。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捷之后，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这时的美国政府，一方面组织国民党残余力量继续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国民党政府继续玩弄“和平”阴谋。蒋介石则一面发表“求和”声明，一面又乞求美、英、法、苏出面干涉中国内战，仍抱着“下最大之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态度，继续积极地执行反革命战争计划。

　　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已具备充足的条件，可以在不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实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

　　3.以革命战争坚决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全面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针对战后初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力争和平民主的同时，积极整军经武、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巩固解放区，作好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准备。首先，1945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时调整全国军事部署。“向北发展”，即调兵北上创建东北根据地。遵此部署，1945年11月底到达东北的人民军队已达20余万。

　　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斗争，中国共产党成功创建、巩固了东北根据地；通过开展全军练兵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向南防御”，即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准备应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其次，在各解放区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转为没收地主土地政策，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解放区的物质准备，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全面内战爆发之前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除战后因受降问题引发局部战争外，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更是不断地发起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比如，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部集中13个师的兵力，入侵人民军队控制的山西上党地区。国民党的其他各路军队也纷纷向解放区进犯。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早有高度警惕，在赴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就已昭示全党：绝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如有来犯者，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予坚决的反击。上党战役爆发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粉碎蒋闫进攻的上党战役计划。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历时近40天，共歼敌三万余人，夺取了人民革命战争的巨大胜利。继上党战役后，又先后进行了平汉、平绥、津浦等战役，并取得战争胜利。这些自卫战争的胜利，给内战挑动者以有力的打击，对重庆谈判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并扬言要在3至6个月内击溃和消灭解放军。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约430万人，拥有大量新式装备的陆、海、空军，有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全力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约为127万，基本是以“小米加步枪”装备的地面部队。由于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物质上也得不到任何外援。全面内战的爆发，在国内外有许多人产生了不小的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

　　在此紧要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战争发展的前途，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我们示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的世界，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他们“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而人民解放战争具有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所以必然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蒋介石的最大政治基础。

　　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从本质上看，反动派貌似强大实际虚弱。历史终将证明，我们所依靠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极大地增强了党和人民战胜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党中央及时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指示，明确了要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自卫战争不断取得胜利。

　　不失时机地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取得战略防御的重大胜利，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在没有经过战略相持阶段情况下，党中央作出立即转入全国性反攻的决策，这使得敌人来不及调整其战略部署。几十万人民军队离开根据地的无后方的大胆突破，又从根本上打乱了敌人的整个战略体系。此时正值国民党政治经济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中央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重大决策。

　　1948年9月8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任务。九月会议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党中央果断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全面进军。遵照中央指示，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全面进军，并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重温“两手对两手”策略的现实意义

　　“两手对两手”策略提出距今已70余年，虽时代已发生巨变，但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智慧及实践经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两手对两手”策略所蕴含的哲学智慧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对军事与政治、战争与和平、战略与战术、人与武器以及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战争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几方面辩证关系都作出了系统和深刻的论述，形成了系统且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两手对两手”就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即以打对打，以谈对谈，在战争与和平两条战线上与敌人展开坚决而巧妙的斗争。

　　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具体运用和最生动体现。面对战争初期时局复杂、斗争极为艰巨、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规模大且发展速度快、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的不利条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极其娴熟地运用了谋求和平谈判成功与揭露敌人“和平”阴谋、会上谈判斗争与会外的其他斗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最终战胜强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彰显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光辉。

　　“两手对两手”策略成功运用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现实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邓小平强调“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要有霸权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多变。从国际看，近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冷战结束后的合作与竞争两手并重，已变为以遏制为主。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并不断向多个领域延展，损害中国的正当利益，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其亡我之心不死，侵略掠夺的本性未改，惯用的“牧师”和“刽子手”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没变。从国内看，台湾当局仍在与其西方主子相互勾结，罔顾“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倒行逆施，公然顽固地坚持推行“台独”政策。还有人愿意充当政治间谍，干着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勾当。“两手对两手”策略对于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两手对两手”策略的思想智慧与历史经验，对于更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同时，“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重温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借鉴和吸取其思想智慧与实践经验，对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伟大斗争重要论述的深远意义、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不断增强人们应对各种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本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3]康明旭：《毛泽东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鲜明态度》，《学习时报》2019年7月8日。

　　[4]《孔德骐军事文史论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