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毛主席为何会说“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

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

——论毛泽东对美斗争思想之二

江涌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一文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在处理对美斗争问题上，毛泽东善于以宏大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透视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如国际和平与国内建设），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东西矛盾与南北矛盾），从而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2]毛泽东的敌情意识敏感清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掌稳船舵、指明方向。

　　中国是一块肥肉，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浩瀚，且地处亚欧大陆最佳地带，分布巨大的物质利益，更潜藏重要的战略利益，远不是那些被称为“流着牛奶和蜂蜜”的膏腴之地可以媲美。古代周边强邻，近代以来大小帝国主义，都觊觎这块风水宝地，设法奴役这里勤劳善良的人民。“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3]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中国积贫积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实施野蛮侵略，切割瓜分、蚕食鲸吞中国这块肥肉；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不成了，于是乔装打扮，搞新殖民主义，搞代理买办，搞不等价交换，搞金融投机，搞和平演变，即侧重“文的”一套。

　　垄断资本的基因与资本积累的规律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帝国主义的本性与殖民主义的逻辑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或附庸国，借以对中国实施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是美国的一贯策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4]美国若是有了亚洲巩固的阵地，加上它认为已经巩固了的美洲阵地，那么，它便可以放心地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了。因而中国的得手，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关键。西方地缘政治学认为，从东欧到中亚的弧形地带是亚欧大陆的重心，或者认定中亚是亚洲的重心，谁控制了这一重心，谁就控制了世界岛即亚欧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毛泽东独具慧眼，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美国若是控制了中国，也就控制了亚洲，控制了世界。所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更合乎现实的地缘政治战略。

　　美国侵略中国时间最长

　　1949年8月5日，在内战节节败退、扶蒋反共无望之际，美国抛出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针锋相对，陆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文章，严厉驳斥艾奇逊（1893-1971年，曾任美国国务卿）在白皮书中颠倒黑白、把“侵略”说成“友谊”等无耻谰言，尖锐指出，1840年以来中美关系史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

　　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大陆止，共计109年，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例如：（1）1844年与满清订立望厦条约，首创治外法权与利益均沾条款，其后又陆续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政治侵略。（2）1862年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1872年进攻朝鲜（当时为中国藩属），1873年进攻台湾，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武装侵略。（3）1917年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权，1918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五四运动即由此而起。（4）1925年五卅惨案与1927年下关惨案中参加屠杀中国人民。（5）在蒋介石叛变后的10年内战期间，积极援助蒋介石屠杀压迫中国人民，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6）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7）日本投降后积极侵略中国，订立中美商约，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8）日本投降后积极援助蒋介石发动进攻人民的反革命大内战，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5]

　　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等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国民党反动政府，合法地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拥有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多项特权，实际上将中国变成了美国独家殖民地，当时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顽固地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态度，长期对华实施封锁禁运，并动作频频“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6]保家卫国，就是保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对于头上的尖刀，他说“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7]；对于腰上的尖刀，他说“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8]。“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9]；对于脚上的尖刀，他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10]为了中国国家的安全，为了拔除三把尖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中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从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合计二十多年间，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通过抗美援朝、金门炮战、抗美援越等一系列文仗武仗，斗智斗勇，中国赢得相对和平与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实属不易，可歌可泣。

　　但是，多年来，美国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明目张胆地怂恿支持中国西藏、新疆、香港等地独立，积极谋划实施旨在“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文化侵略，凡此种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各类）侵略一直没有停止，近些年来，美国得寸进尺，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尤为突出的是，美国实质地控制侵占中国台湾作为它的殖民地和附庸，使台湾成为它对付中国大陆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国际社会都清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耳聪目明的世人也都清楚，美国一直在侵略中国，只有一些装聋作哑的人不去不敢正视这一点，而片面地、一头热地谋求所谓中美“友谊”（甚或热衷所谓G2），从而给了美国以得寸进尺的野心。

　　美国侵略中国手段最狡猾

　　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除了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直接采用武力的一手、赤裸裸的一手外，还大量地采用欺骗的一手、隐蔽的一手或趁火打劫的一手。“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人接受美国传教也是一条。”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九 四九年八月三十日）[11]一文中揭露，美国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侵略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它最善于打扮和粉饰自己，明明是侵略，偏要说成是“友谊”；明明是掠夺，偏要说成是门户开放；明明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偏要说成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明明是一手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偏要说成是“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如此等等。美国实质性地不断侵略中国，还要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侵略表示感谢，把这一切看成是“友谊”的表现。美国帝国主义者，把对中国侵略的历史，说成了一部对华的“友谊”史，但是，这样的“友谊”杀死了几百万中国人，使中国的“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12]

　　毛泽东以犀利的文笔戳穿美国“友谊”的实质：所有美国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说穿了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掠夺中国、破坏中同行政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美国老爷的逻辑，艾奇逊的逻辑。毛泽东反复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狡猾性。美国狡猾的侵略手段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努力收买、培养、扶植在华代理人，从满清官僚，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积极为虎作伥，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帮凶。在中国硬实力不断壮大的今天，美国越发倚重这种狡猾手段，即属于所谓软实力、巧实力之“文的”一面。

　　美国最注重于精神侵略

　　最注重精神侵略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突出特点。这种精神侵略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实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更加注重文化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医疗文化等“慈善”事业上。中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据艾奇逊说，美国的文化侵略给中国人带来了“盖世无双的技术”、“高度文化”和“新思想”，据说还带来了“进取性”、“友谊”等等。其实，艾奇逊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友谊”，还是侵略？》批驳了美国的“假友谊，真侵略”，文章一连用了三个排比段：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毛泽东正话反说，揭露艾奇逊撒谎的可笑，揭露美国的“友谊”目的就是要征服中国人心；只有征服了中国人心，中国人才能安心做奴隶，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才能长久。

　　其次，注意培养亲美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在中国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特别热心，这是他们在中国办学校和吸引大批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原因。“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兴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他们在中国造成了少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美国帝国主义者把这些人看做精神侵略的开路先锋，对他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通过他们把西方的价值观源源不绝地输送到中国来，征服中国人民的思想。就是它在中国遭致大失败的时候，它还要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洒一点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13]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都招架不住美国这种精神侵略，都弯下了他们的腰，热衷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结果呢？大西洋的暖流融化苏共昔日的斗争意志和苏联人的钢铁品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结果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屹立不倒，不能不说，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一开始就高度警觉并积极防范美国的精神侵略、防范美国的和平演变等努力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实行侵略，威逼欺诈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1844年），加紧对中国实行政治、文化渗透。这样，美国扮演了把中国拖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刽子手的重要角色。因为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并且很多时候以反抗欧洲列强的受害国自居，本身靠殖民发迹而后又“杀个回马枪”，反对老欧洲的旧殖民主义，奉行以门户开放、自由贸易的新殖民主义，具有隐蔽性，蒙蔽了众多世人国人。尤其是，在抛弃孤立主义、迈向霸权主义过程中，高举着林肯的“三民”主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以及威尔逊“和平主义”的旗帜，这些主义旗帜令各国的自由主义者怦然心动，对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于今日的中产阶层）、一些以自我为中心（即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非常具有诱惑力、迷惑性。从剧变了的苏东国家来看、从政权被颠覆的那些独联体国家来看、从“阿拉伯之春”来看，部分中产阶层和自由化知识分子，是美西方实施“颜色革命”的基本盘、主动力。

　　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

　　二战后，美国要独占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为它的附庸，为此必须压制取缔中国一切民族民主力量，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美国高喊“不干涉中国内政”“要求世界和平”，敦促蒋介石用政治谈判的办法解决国内冲突，以所谓“中立”“调处”名义诱迫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所谓“民主和平”；另一方面，美国从各方面积极帮助国民党加紧全面内战准备。自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在“调处”国共冲突的名义下，帮助国民党抢占地盘（驻华6万美军积极参与），运送军队（从大后方运送到东北、华北、华东等原日伪敌占区），设立军事顾问团，装备了近50个美机械化师，还通过所谓的新援华案，援助了大批军火物资[14]，“像流水一样地接济”国民党反动派搞独裁打内战。自1946年以来的美国在华历史，毛泽东概括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15]很显然，美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将美蒋反动势力赶到台湾小岛，成立了新中国。但是，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在亚洲的失败，随后亲自介入朝鲜内战，赤膊上阵，并将战火延烧到鸭绿江边，直接以武力威胁中国，而且动用了除了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武器，包括骇人听闻的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的生物武器。[16]但是，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抗美援朝，将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及联合国军像赶鸭子一样，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美国最终被迫签署停战协定。通过蒋介石进行代理人战争不行、直接赤膊上阵也败下阵来，但是“中国是块肥肉”“中国是亚洲重心”的强烈利益诱惑，使得美帝国主义侵略总是欲罢不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武的不行就来文的，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直的不行就来弯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17]

　　苏联赫鲁晓夫当政，努力与美国缓和关系，美国将计就计，以“和平演变”来应对苏联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和平演变”的演讲。1959年11月8日，毛泽东在相关文件上批示：“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入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美国在标榜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18]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叛逃，印度扩张主义者趁机寻事，两国关系紧张，边境摩擦不断。中国实在不愿意与印度交恶，毛泽东苦口婆心跟尼赫鲁讲理：“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19]正因为认清美帝国主义本性，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凶恶敌人，中国不能也不会两面树敌，所以对于印度的无理的不断的滋扰，中国最后不得已实行“惩罚式”自卫战争，点到为止，让印度的地区扩张主义者们知难而退，中印没有结下深仇大恨，“确保西南边境二三十年和平”，实际超过半个多世纪。

　　1964年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记者谈话间的一个重要判断：“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中国的“主要斗争对象”。毛泽东还谈到中美关系之间的两大问题，一是“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另一是“它还试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20]。毛泽东所说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确实存在。有关材料表明，六十年代执政的美国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都认定，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中国是“最好战”的，“从长期来看，中国是最主要的敌人”。[21]1962、1963年美国两届政府都有过联合苏联以及蒋介石，以遏制中国核实验的计划。从1964年开始，美国对越南战争迅速升级，当年8月开始轰炸越南北部，并于1965年3月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越南港口，标示着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中国援越抗美符合国际道义，更是正义自卫。

　　20世纪70年代后，鉴于内外交困，美国缓和了对华关系，为了应对苏联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中美不断接近，一度还进入“准结盟”的态势，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各类交往十分热络，这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又做起了“友邦”梦想，甚或出现旧中国、原苏联那样的亲美狂热，“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华盛顿的草比莫斯科绿”。然而，针对中国实施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变中国为美国的实际附庸或殖民地（提款机）的努力，美国从来没有消停过。美国在实质支持台湾独立的同时，积极策动疆独、藏独、港独，试图分裂中国疆土，遏制中国发展，抹黑中华文明，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22]，美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这些（从无数个经验教训得来的）真理性认识不会改变。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必须丢掉对美国的一切幻想，积极进行伟大斗争，尤其是对美斗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页。

　　[3]1972年7月24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谈国际问题，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5]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

　　[7]《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36页。

　　[8]《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36页。

　　[9]《在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

　　[1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5-1508页。

　　[12]《“友谊”，还是侵略？》（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5-1507页。

　　[13]《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1497页

　　[14]1946年6月14日，美蒋签订了5170万美元信贷协定，并将在中国、印度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价值9亿美元的剩余物资转移给国民党。同月，美国在中国成立军事顾问团，赠送国民党海军271艘军舰，为国民党空军提供架939飞机。正是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撑，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人民解放军，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2月，美国务院向国会提出拨款5亿7千万美元的“援华法案”，4月3日在国会通过。

　　[15]《“友谊”，还是侵略》（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5页。

　　[16]1952年6月23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开始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8月完成调查，9月17日发表调杳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军队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8页。

　　[17]《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6页。

　　[18]子舒《毛泽东与“和平演变”》，《党史纵横》2004年第11期。

　　[19]《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0]《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1964年1月12日），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0-511页。

　　[21]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22]《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