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主张如何看待中医？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十分关心中医的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新中国的经济状况、卫生资源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就如何发展新中国的中医事业，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精辟论述。

　　如何看待中医，毛泽东主张“要批判地接受”

　　中医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当地的开明绅士李鼎铭是位有名的中医，一次他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见毛泽东身体不适，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毛泽东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果然疼痛很快消失，胳膊也活动自如了。这使毛泽东亲身感受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然而，由于中医产生于中国古代，其哲学基础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阴阳五行”理论，容易与玄学、封建主义文化混为一谈。

　　长期以来，对中医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另一种是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

　　如何认识中医，怎样利用中医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毛泽东主张科学地看待中医。他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毛泽东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认为对中医“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1954年，毛泽东强调，中医几千年前用的“‘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医药要从整体上分析、从临床疗效上分析。

　　◆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

　　195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指示必须改进中医工作。4月2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亲自修改了其中的几个句子，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中医问题重要性的认识。11月23日，由毛泽东亲自审核的《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随后，我国形成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12字方针。比如“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又如，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毛泽东认为，中医是临床实践医学，评判中医理论是否科学，要从整体上分析、从临床疗效上分析。毛泽东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还提出要运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研究中国文化，“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中国，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如何处理中西医关系，毛泽东认为“要团结互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对此，毛泽东强调要加强中西医团结。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讲中谈到：针对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毛泽东与中国中医研究院首任院长鲁之俊亲切握手。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医多、西医少，如何处理好中西医二者的关系，毛泽东高度重视。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

　　1950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毛泽东在为会议的题词中，明确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要求：“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据此确立了“团结中西医”方针，将之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共同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1953年12月上旬，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后，毛泽东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他从医务人员构成的现状出发强调：“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7月9日，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中央文委党组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重要指示。如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没有做好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我们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如何做好中西医结合，毛泽东强调“要注重实际”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只有3670个，医院、卫生院2600所，病床8万张，卫生机构数量少，布局不合理，医疗设施残缺不全，人民缺医少药。对于做好中西医结合这篇文章，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注重实际，坚持从国情民情出发，来制订相关的政策，并认真抓好落实。

　　从1954年起，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党和政府逐步构建了一系列发展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涉及中医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医疗服务、人才培养、中药产销管理、卫生防疫等方面，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4年7月12日，中央文委党组决定成立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到全国各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研究报告，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建议。这就是新中国医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6年，毛泽东接见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左一）。

　　1956年1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卫生事业12年规划，提出了培养中医接班人的两大措施：中医带徒弟和开办中医学院。3月，卫生部《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中医进修教育工作，从1955年起，全国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中，过去不教中医课或很少教中医课的现象已经改变，平均中医课已占40%至60％。”7月13日，《健康报》发表社论《大量吸收中医参加医院工作》：“不管大医院、小医院，不管城市的、乡村的医院，不管省、专或是县、区的各级医院或卫生院、所，都应该吸收中医，并且要扩大吸收的名额。”中医进各级医疗机构工作进一步推进。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

　　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党组将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报告，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主张扩大规模；1959年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审《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此社论全面总结了党的中医政策贯彻落实几年来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研究整理我国的医药学遗产等。毛泽东批语：“送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照发。”

　　1965年，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七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办法是因陋就简，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培训赤脚医生，而“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推广中医疗法，毛泽东指出“要走出国门”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以一个伟大领袖的博大胸怀，宽阔的全球视野，英明地指出，让中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惠及人类健康。

　　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豪迈而充满自信地说，在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1954年他在同周泽昭谈话中提出，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1954年7月9日，毛泽东说，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

　　中医出国的突破口是针灸。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是我国中医的传统疗法之一。

　　◆朱琏在延安。

　　建国之初，朱琏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1年，在她的建议和努力下，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开始针灸疗法的整理研究工作，朱琏任所长。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实验所改成针灸研究所，朱琏兼任所长。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话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毛泽东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1946年4月，朱琏在晋冀鲁豫边区开展针灸治疗工作。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51年，《人民日报》刊登有关推行、研究、整理针灸疗法的专论后，苏联医学界和官方就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同年，苏联医师团17人，到中国学习针灸6年。1956年，中苏两国签订保健合作协定，3名苏联专家到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考察学习针灸疗法。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这年7月，62岁的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并配有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本来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有一种神秘感，而针灸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更是引发了浓厚兴趣。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重温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医的重要观点和深刻思想，梳理回顾毛泽东情系中医药发展的心路历程，对于今天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