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927年8月1日，从此刻起，注定是一个惊心动魄却激动人心的日子。
在当天凌晨，万籁俱静时分。
一场热烈地风暴，正在唐才子王勃笔下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也就当时的南昌城里酝酿开来。
眼前残酷而惨烈的现实，逼迫着中共不得不如梦方醒般、方才恍然大悟地开始匆忙着手应对方案。
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即:将中共所掌握或影响的军队向江西南昌集中，发动南昌起义；
以及在即将到来的秋收时节，准备发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农民暴动。
可为什么会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
这就要回归到之前的宁汉之争了。
自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决定分共后，之前还在唇枪笔战、处于分裂状态的宁汉两方，一下子就又眉来眼去起来。
不过，双方如今，虽然在政治上没有路线上的分歧，但是却也并未立即实现和解。
是的，既然大家都交投名状了，现在是一路人了。
可一个极其现实，也是双方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
那么，接下来到底谁来当头呢？
还有，那谁又是正统呢？
现在是准备一样要同流合路了，但毕竟之前唇枪笔战那么长时间呀。
按所谓“合法性”，也就是国民党程序和发展历史来说，武汉方面应当理所当然的。
汪精卫，也是这样认为的。
要知道，当初接到无数电报信件催促回国调解双方关系的他，满心欢喜地赶回国来。
认为自己不愧是党国柱石、享有隆重威望，是宁汉双方一致公推的代表中央，代表正统的领袖。
正待大展拳脚之时，却没想到蒋介石这些人完全不把他真当回事。
全是假意迎合，借他来堵左派的嘴，希冀可以借此搞定国民党左派闹事，更好“清党”而已。
因此，才在他前脚刚到武汉准备尽力调解时，稍有不顺意就把他一脚踢开，在南京公然另立了中央和政府。
所以，才有后面那出大骂蒋介石等人是叛徒，势要不两立的局面。
但武汉糟糕的形势，他不免又怂了起来，现如今更是和蒋介石穿起了一样臭裤裆，走了一模一样的路。
天真的以为，把中共卖了就可以实现宁汉和解，幻想老蒋和南京方面就能继续拥戴他当领袖了。
毕竟，之前南京方面的实权派李宗仁等人私下不也是这样承诺的吗？
这等幼稚的想法，老蒋当然不可能买账。
反而更好的借题发挥，公然指责是他包庇共党，从而造成国民党分裂的罪魁祸首。
哑巴吃黄连的汪精卫，只能自吞苦果，不过他也不能任由蒋介石颠倒黑白，否则他忙活这么多天，不是什么都没得也就罢了还倒赔？
于是，再次批判起来蒋介石目中无党，操纵军队，挟持党部，企图搞军事独裁的非法行径。
可就此时，之前不听调、消极讨蒋的武汉方面的唐生智、程潜、张发奎等部军队，现在却是异常积极起来，鼓动他东征讨蒋。
而在东征军队里的张发奎部所在，则有大批中共人士和部队，如叶挺、贺龙的部队。
还有与张发奎的关系较好，深受信任的叶剑英，时任第四军参谋长。
在中共决定要发动武装起义时，其实最初，中央常委设想的起义地址是广东。
理由也很充分和明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时候主要区域在广东，在政治人脉和群众基础上都很不错。
但是，在7月20日党中央召开九江会议，就起义事项工作进行商讨分配时，有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是的，李立三。
当初，在长沙城内，赴会毛泽东“求友告示”的那个一声不响、默不作声就离去的年轻人。
也正是，在接下来的这次起义行动中的表现，为他在不久将来走上了人生巅峰埋下重要伏笔。
他认为撤退到广东时间上可能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在广东国民党力量也很强大，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可能有足够准备起事。
况且，汪精卫的清党行动，已经迫在眉睫、步步紧逼。
因此，还要必须在汪精卫发动武装清剿之前尽快起事，不然到时拖到军队里的共产党员被清除出去，只怕为时晚矣。
所以，最后经过讨论决定就地举行武装起义。
但这次会议上，虽然决定了就地起义，却并没有确定起义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是的，毕竟在形式上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而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当然必须得征取共产国际的同意。
在九江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则立即派李立三和邓中夏前去庐山。
向自陈独秀下台后，此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瞿秋白，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进行汇报，得到了瞿的同意和鲍罗廷默认。
得到同意后，于7月24日，赶忙召开了第二次九江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命令叶挺、贺龙各率所部向南昌集结，于7月28日晚发动南昌起义。
不过，在将第二次九江会议的决议发给在武汉的周恩来时，周恩来等人建议在九江南浔起义。
因为，当时九江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临时所在地。
所以，在指挥上协调比较方便，而且地理位置和群众基础也较好。
但，李立三认为九江地区的军阀部队已经开始调动，并且根据情报应该就是在为清共做准备，在此地起义很可能遭遇巨大阻力。
而且，叶挺与贺龙的部队，此时已经向南昌开拔，南昌方面也已经在准备接应了。
因为，朱德老总，当时正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可以掌控南昌全城的局势，更好为起义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现在再变动计划已经来不及了，经过商讨后，最终起义时间定在了7月30日夜间。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给出了正式意见，由张国焘带着正式文件，由武汉赶赴九江进行传达。
不过，张国焘却对起义有所怀疑和犹豫。
在中共武汉方面代表和九江方面回合后，为准备起义最后关头的会上。
他指着意见书上“起义要慎重”的叮嘱意见，认为起义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
不过，得到了大部分参会人员反对，最终党中央决定，于8月1日凌晨，发动南昌武装起义。
并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起义，由周恩来任书记，统筹全局，委员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等组成。
南昌起义，就在这样有些一波三折中却毅然决然地爆发了。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2万多人，在经过一夜的激战后，最终全歼了守军3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5000余支，子弹70多万发，顺利占领了南昌城。
与此同时，就在南昌起义看起来一切都向顺利发展之际。
中共中央，也召开一场关于“接下路该怎么走”和正式解决陈独秀右倾路线遗留问题的商讨会议。
是的，面对蒋、汪的白色恐怖，中国命运将往何处去？而革命工作下步又该如何开展？未来的道路又在何方？
这一系列的急待迫切解决的致命问题，都摆在已经接任陈独秀后，自瞿秋白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面前。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理清方向、统一思想，在汉口的鄱阳街召开了一场特殊的紧急会议。
因为，会议召开当日为8月7日，故又称八七会议。
在这场著名的大会上，已经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负责人的瞿秋白，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回顾总结。
并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主义进行了正式批判，对大革命时期思想混乱的情况进行了统一，并改组了中央，确定了以武装起义作为下步革命的指导方针。
而被“困于”武汉多时的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论断。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对于当下紧张形势，他更是依然满怀信心：“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就在八七会议召开两天之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发动湖南等地区的接下来秋收时节的暴动和安排。
不过会上，大部分人都提议把湖南的工农武装编成一个师，以便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取广东。
毕竟，“南下广东”的好处实在太多、太吸引了人。
首先，国共实力悬殊。而南昌距离武汉、南京又太近，况且中共在南昌根基并不深。
其次，广东有大量的苏联援助。苏共在听说南昌起义成功之后，就立刻派了一艘货船，运载大量武器赶往广州，以便援助我军；若是占领一个出海口，不但能得到这些武器，以后来自苏联的援助必将也会源源不断以及容易接收。
再者，广东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毕竟，国共合作以来，可谓是将广东发展成了一个革命老区，掌握着10万工人、60万农民，2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和3万多名农民自卫军，有很深厚的人和物质力量基础。
最后，广东的物质、经济条件很好。当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发达地区，仅其一地的财政收入就几可比拟传统富裕的江浙地区。
当然，除了客观上这些非常好的条件，还有一点就比较主观了。
那就是在才没过去多少年，孙中山和陈炯明、许崇智等人就仅仅率领两万多的旧式军阀队伍都成功收复过广东。
而有这样近在眼前的成功案例摆在面前，所以看起来难度似乎也不太大？
其实，这一点也是犯了“军事专业路线”的错误，还没有清楚认识和忽略了人民路线的本质和重要性，而这一点在后来抗日战争初期依然存在。
不过对此，毛泽东却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这次并没有后来抗日战争时那么深刻，但也可以从此初窥门径：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很重要的……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这等具有伟大前瞻性的正确言论，当然在此时必定是属于语出惊人的。
毕竟，我们共产党是来干伟大革命的，怎么能够上山当土匪？
也就是所谓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况且在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着山沟沟里的武装取得的独立。
因此，在会议快结束时，一番听完下来，瞿秋白就建议毛泽东还是不要搞秋收起义了，不如一起先去上海党中央工作。
不过，已经看到革命真正光明大道大门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放弃真正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机会。
他坚定的表示：“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必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而现实，也很快就给了对“南下广东”路线很是看好和支持的人沉重打击，也侧面佐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在南昌起义爆发后，匆忙得知消息的汪精卫，也管不上再讨论是不是还要继续挥师东征了。
武汉国民政府本来家底就不多，而今还正在与南京方面大打舆论战、争所谓正统。
现在出了这等事，不赶紧妥善解决，那么自己的声势和未来局面岂不是更加惨淡？
他只好急忙命令张发奎、朱培德等人，赶紧率领武汉方面的国军转向南昌发起进攻。
虽然，前敌委员会本来也没有想固守南昌，可敌人的反应如此之快，反扑如此之猛也是出人意料。
因为，敌众我寡、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形势直转向下，初始还很顺利的起义部队瞬间损失惨重。
于是，很快就开始南下撤退，在转移南下的过程中，更是遭遇了三河坝阻击战的惨败。
起义队伍，最终决定主力由周恩来等带领继续南下。
而朱德则承担起殿后拖延敌人追击的任务，而此时接连失败的阴影和殿后这客观上已经算被放弃的局面，濒临绝境的起义部队，一时军心大乱，人心思变。
但此时此刻，朱德站了出来并成功稳定了军心，“愿继续革命的跟我走”。
为了部队存亡着想，朱德决定暂时率领残存的部队投奔了他曾经的同学－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得以喘息并得到一批装备和给养，蛰伏了一段时间。
让众人都没想到的是，这支已经算是被放弃的断后部队却成为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最后根苗。
是的，起义部队主力在南下过程中也遇到了围追堵截。
而朱德面临的军心涣散、人心思动的局面，当然也一样如约而至。
最终，南下起义部队主力在艰难撤退到潮汕地区后，爆发了著名的汤坑遭遇战，几近覆灭。
这也代表着起义军南下的路径被彻底切断，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也彻底宣告破产。
此时此刻，已是真正的绝境。
当时为数不多的残余部队，大家都已经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而主要将领之间的意见也出现了分歧。
最后，在又一次敌人突袭下，周恩来在叶挺和聂荣臻的搀扶下，艰难地逃到了香港，而为余不多的残余部队也就此彻底被打散开来、走向覆灭。
中共准备且最寄以希望的南昌起义，最后只能无奈地以失败收尾。
但刚开始并没抱有太大期望，只是想为其鼓涨声势的秋收暴动，却给中共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而别开生面的另类惊喜。
在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豪爽地辞别瞿秋白的邀请前去上海党中央工作的建议，没多久就乘着夜色，从武汉赶回长沙，开始着手策划秋收起义。
可令他还不知道的是，正是他这般“绿林大侠”的气度和做法，在接下来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却引来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无尽麻烦和折难。
而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磨砺，更是对于处于“前途灰暗”中的中国革命一次真正艰难考验。
渡不过，则将迎来漫长的黑暗。
而待下一次赤色黎明之火，热情燃烧之时，就不是常人可以能较准确预测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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