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进一步认识三线建设史研究的意义与任务

　　【摘要】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几十年来，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系统研究这些成就和经验，对于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丰富、弘扬、传承党的精神谱系，深入总结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保护和利用三线工业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大三线建设史研究者应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切实推进三线建设史研究，编写三线历史，讲好中国故事，继承和发扬“三线精神”，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成立时，我曾在贺词中说：分会的成立“标志三线建设史研究作为国史研究的分支学科，向学术殿堂迈出了重要一步”。7年来，分会在组织广大会员进行史料收集、课题研究、论文写作、舆论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参与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大三线》的摄制，创办了《三线春秋》杂志，召开了主题为“三线建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学术研讨会。在电视片首映式、研讨会开幕式、杂志创刊号上，我都曾应邀致了辞、写了寄语、发了言。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我结合当前的新形势，就如何进一步认识三线建设史研究的意义与任务，再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用三线建设史研究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服务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为加强战备和内地建设而做出的一项十分重大而英明的战略决策。它以沿海一些重要工业向西南、西北省份和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等内陆地区转移为目标，以国防科技工业、机械与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及铁路与公路干线建设为重点，前后投入2000多亿元和上千万人力，构筑起了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内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现代工业交通体系，为改革开放前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提供了强大而巩固的后方基地，也为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而雄厚的物质基础，谱写出新中国史册上伟大而光辉的一页。

　　三线建设于1964年开始酝酿，1965年中共中央做出决策，紧接着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建设委员会，以及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组、指挥部，开始着手实施。到1983年，主体建设结束，总共耗时18年。加上从1984年到2006年进行的后续调整改造时期，三线建设前后长达40年，横贯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囊括了云、贵、川、陕、甘、宁、青、湘、鄂、豫、晋、粤、桂13个省市自治区，涉及1/3的国土面积，其中的重点是川、黔、甘、陕等地。另外，各省市区还有自己的三线建设，俗称“小三线”。

　　经过14年三线建设，到1978年，中西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经占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工业总产值增长3.92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一时期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建成的第一个军用核反应堆，成功试射的第一枚远程导弹，建成的第一艘核潜艇和第一台电子加速器，制造的第一批国产喷气歼击机，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都在三线地区。三线地区还建成了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基地，金川、宝鸡等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四川合成氨、河南煤化工等化学工业基地，德阳东方、天水海林等机械制造工业基地，绵阳、都匀等电子工业基地，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工业基地，川、贵、陕等航空工业基地，葛洲坝、刘家峡、龙羊峡和焦作、秦岭等水电站、火电厂，成昆、襄渝、湘黔、枝柳、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以及西南合成、中南制药等轻纺医药企业；形成了攀枝花“钒钛之都”、绵阳“科学城”、六盘水“江南煤都”、德阳“重装城”、十堰“汽车城”、金昌“镍都”、梓潼“两弹城”、西昌“航天城”等6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所有这些，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的工业实力，完善了工业体系。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时，对三线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三线建设，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宝贵财富。然而，由于三线建设是以备战为中心的，整个建设处于保密状态，成千上万人都是悄悄地来，在深山僻野中隐姓埋名，一干就是几十年；加上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中也难免受到“左”的思潮影响，使后来宣传上颇多顾虑，以至于许多感人事迹、重要成就，直到现在仍然鲜为人知。唯其如此，更需要三线建设史研究者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及其在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污蔑歪曲，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从中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更加增强新中国的历史自信，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加自觉地听党话、跟党走。

　　2021 年，全党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同时，全社会也在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宣传教育活动。这“四史”合在一起，正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变为革命运动，在中国取得成功，再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过程和有机整体。其中，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三线建设史刚好贯穿这两个历史时期，对于我们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进而更深刻地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都有着直接的帮助。因此，研究三线建设史，无论对于党史学习教育还是“四史”宣传教育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用三线建设史研究为丰富、弘扬、传承党的精神谱系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用革命精神鼓舞人、教育人。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又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他要求我们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党的精神谱系继承下去，发扬光大。9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梳理公布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三线建设史研究者要借助这股东风，通过研究，更深入地挖掘三线建设史料，更系统地论述“三线精神”，为丰富、弘扬和传承党的精神谱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以往的三线建设史研究中，“三线精神”曾被概括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我认为，这十六个字对“三线精神”的概括是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推敲的。

　　“艰苦创业”是“三线精神”的精髓，浸润着三线建设的历史全过程。当年出于战备需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建设者，放弃相对舒适的生活和相对优厚的物质待遇，告别亲人，远离城市，奔赴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或扎根，或转战，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困难斗，披荆斩棘，顽强拼搏，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模范人物和英雄事迹。例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选址在总面积仅2.5平方公里、自然地形坡度达10%-20% 的金沙江边弄弄坪上，被国际同行普遍认为不可能建大型企业。然而，攀枝花建设者偏不信这个邪，凭着“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的精神，硬是靠人拉肩扛，把成千上万吨大型器材设备和生活物资运了上去。同时，他们又进行科学的总体布置，精心地设计工艺流程，合理地制定运输方案，终于在深山峡谷中建起了被誉为“象牙微雕”的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再如，成昆铁路沿线地形险峻、地质复杂，山体滑坡，危岩崩塌，以及岩溶、岩爆、泥石流等各种危险现象时有发生，被国外专家断定为“筑路禁区”。但是，铁路建设者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硬是逢山凿洞，遇水架桥，全线共建有各种桥梁991座、隧道427座，桥隧总延长达433.7公里，占线路总长度1100公里的40%，有些车站甚至建在了隧道中、桥梁上。因此，成昆铁路也被联合国誉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

　　“无私奉献”是“三线精神”的魂魄，传承着几代三线人的家国情怀。至今仍被广为流传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口头禅，正是三线人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把三线企业所在地当成了自己第二故乡，其深厚感情有的甚至超过了生育他们的第一故乡。在他们之中，有不畏烈火、保护油井的四川“32111”钻井队英雄集体，有抱病牺牲在工地的好干部陶惕成。修建成昆铁路时，有两千多名铁道兵干部战士牺牲，相当于平均每修一公里就牺牲两个人。修建地下核反应堆“816”工程时，百余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因为工程在当时处于保密状态，家人很长时间不知道他们为何牺牲，埋在哪里。在全国三线地区，到处可见当年修建的烈士墓园。它们是三线人英雄事迹的见证，默默传颂着三线人万世垂范的奉献精神。

　　“团结协作”是“三线精神”的根基，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三线建设时期，一线企业向三线搬迁是一项重要任务。当时流传着一句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一方面说明无论援建职工还是企业都是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援建职工还是企业，都随时听从上级调遣，只要一声令下，不讲价钱，不计得失，闻风而动，打起背包就出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那时，上海、沈阳、北京等一线大城市的许多重点企业，直接和三线地区进行对口支援。如鞍钢支援攀钢、一汽支援二汽、上海支援四川时，都是把最好的师傅和设备调过去。有两个车间的，调去一个车间；有一个车间的，调去半个车间。为了支援水城钢厂，鞍钢搬迁了1座568立方米高炉及相应配套的焦炉、烧结机、矿山、动力等一批设备到贵州六盘水。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更是冶金、化工、煤炭、铁道、电力、地质、机械、交通等十几个中央部委和云、贵、川三省团结协作的结果。据统计，1966-1976年，全国共内迁项目380个、职工14.5万人、设备3.8万余台，11个三线省区共投资1173.41亿元，从而形成了西南机械工业基地、华中机械工业中心和汉中、天水、银川、西宁工业区等一批新的、各具特点的工业中心。正是当年各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的这种团结协作，对改变全国工业布局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的落后面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勇于创新”是“三线精神”的旗帜，引导着三线人不断攀登高峰。与其他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相比，三线建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苏联终止援助、撤走专家之后的困境里艰难起步的，也是在西方实施物资禁运、技术封锁的包围中出奇制胜的，更是在荒山野岭、环境闭塞的条件下创造奇迹的。其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这些三线企业囊括了大量现代科技和高科技人才，成为其自主创新的基础。如钒钛磁铁矿冶炼是当时国内外尚未解决的难题，为此，100多名科技人员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用普通高炉攻克了这一难关，首创世界最高水平的钒钛冶炼技术。又如，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经过30多年攻关实验，建成了亚洲第一台航空发动机模拟高空实验平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年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被安排到山沟里的三线企业，改革开放初期大多面临停产和停发工资的困境，但三线企业职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服从大局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自筹资金，“找米下锅”，实现了由军转民，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走出了一条产业转型的创新之路，既实现了自身的长足发展，也为所在地的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四川省成都市的现代工业大发展和城市建设规模，就是由此而来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成都的大都市格局已具雏形，90年代更成为西南地区科技、金融、商贸、交通和通信枢纽中心。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三线精神”是与革命年代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精神一脉相承的，也是与建设年代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西迁精神等精神高度契合的。它彰显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团结精神、创造精神，同样是我们党的伟大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三线建设史研究者理应把挖掘、提炼、阐述“三线精神”作为研究的重点，为打造三线文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软实力，丰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用三线建设史研究为深入总结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服务

　　我们党历来重视总结和汲取党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2021年2月20日，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以上论述说明，认真总结党的历史，更好地发挥党的历史的鉴今、资政作用，是新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需要。

　　2021年11月，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到了党领导人民在一百年伟大奋斗中积累的十条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这些经验中，都饱含着三线建设的成败和得失，凝结着三线建设的鲜血和汗水，充满着三线建设者的智慧和勇毅。其中包括有长远谋划、通盘考虑的经验；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有服从决定听指挥、雷厉风行的经验；有抓住重点、合力攻关的经验；有拼命精神加科学态度、苦干加巧干的经验；等等。三线建设史研究者应当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三线建设宝贵经验的总结和研究，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智力支持。

　　用三线建设史研究为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三线工业遗产，同样是革命文物，是三线历史、三线文化、“三线精神”的载体，是弘扬革命传统、传承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和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当前，三线工业遗产一方面由于历史时间还不够长，而未被列入文物保护范围；另一方面，一些工厂在企业改制、改组中，工业遗产遭到拆除、破坏；一些地方在工业遗产利用中，较多重视空间转型、业态升级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其活化历史、寓教于乐的教育意义，造成不少有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濒临毁灭。尤其西部地区在三线建设时期留存下来的一些厂房、实验室，更面临保护不足、缺乏更新的困境。三线建设史研究者面对这种状况，更应当通过历史研究，提供史实依据，制定遗产标准，列出保护名录，积极参与到抢救、保护、开发、利用三线工业遗产的工作中去。

　　对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要重视厂房、实验室等物质类遗产，同时，也不能忽视文献史料、技术档案、口述回忆等非物质类遗产。当年三线建设从战备出发选址，需要“靠山、分散、隐蔽”，许多企事业单位分布在深山丛林。后来国际形势缓和，加之实行改革开放，一些机构向城市搬迁，一些人员向各地分散，一些企业改制解体，许多文献资料由于未能被档案部门、主管单位回收保管，导致有的流散民间、海外，有的甚至被当作废纸处理，使一些见证我国工业化历程的图纸丢失，一些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关键技术失传，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人物事迹失去了文字图片依据。三线建设史研究者在参与抢救、保护三线工业遗产的工作中，急需通过研究，寻找、发现、抢救、保护这些非物质类的遗产。尤其要采取措施，抓紧访问仍健在的三线建设领导人、参与者，进行录音、录像，开展抢救性的口述史研究，使其成为编写三线历史、讲好三线故事、传播“三线精神”的“活材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的研究宣传，重视革命精神、红色文化的赓续弘扬，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运用，重视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三线建设史研究者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继承、发扬“三线精神”，持之以恒地研究三线历史，把三线建设史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服务，为党的精神谱系发扬光大服务，为新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服务，为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服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三线建设史研究者的应有贡献。

　　【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