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香港问题

　　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策略家，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他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也为香港长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营造了良好环境。

　　1946年12月9日，毛主席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对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949年初，毛主席在西柏坡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十分明确：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1956年5月28日，毛主席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香港问题时说：“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提到宣传工作时，毛主席说：“能够利用香港一些报纸登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透到台湾去，这就很好了。”（《年谱》）

　　60年代初，印度采用武力方式解决了果阿（Goa）问题。当时，美国共产党和苏联赫鲁晓夫趁机嘲笑中国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立场，说“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挑拨我国采用武力收回香港。对此，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和批示过的《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8日发表的《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社论中，重申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包括澳门问题）的立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新中国对于处理香港、澳门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

　　社论指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关于香港、澳门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你们“拿印度解放果阿来同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相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们无非要证明中国是胆小鬼。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朝鲜战场上，同朝鲜人民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达三年之久，洒下了自己的鲜血。你们现在竟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难道不觉得自己是‘愚蠢的’、‘可悲的’吗？”

　　1963年8月9日，毛主席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在谈到反帝反殖和我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时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但他同时指出：“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外交文选》）这就是说，毛主席坚持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既定决策不变。

　　六七十年代，中央政府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审慎选择，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东江水供港、“三趟快车”是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发展的典型事例，我们党对港的特殊政策是香港当年经济起飞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根据数据统计，香港进口食品中，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比例从五六十年代的43%上升至六七十年代的50%；在价格上，从中国进口食品的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价格便宜一半以上，原料要便宜30%、服装等消费品要便宜25%，这些措施帮助香港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

　　同时，香港（和澳门）以其特有的优势，为新中国打破西方阵营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

　　有学者称：“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够“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主席的远见卓识、革命策略性和“协商解决”的正确决策。

　　毛泽东时代抓住时机，使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从而从国际法例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排除了国际有关组织和其他国家插手港澳问题的可能性。这就为在条件成熟时，独立自主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此事意义重大。

　　1971年11月，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把香港、澳门列在了殖民地名单之中。1972年3月，我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黄华的信明确说：“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同年11月8日，经第27届联大多数票赞成通过决议，把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了。

　　在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后，我们抓紧时机使中英之间的关系升格；中英关系升格后，又抓紧时机，首次就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地区的时间和方式，正式向英国高层领导人表态。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从此，中美关系开始向正常化方向发展，美国的欧洲盟国紧随其后，纷纷积极向中国靠拢。首先向中国靠拢的是英国，毛主席看准时机，进一步发展中英关系。本来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但因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脚踩两只船，致使中英关系一直停留在代办级层次。1972年3月13日 ，中英签署了关于两国外交关系升格的联合公报，两国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从“半建交”发展为完全建交。中英关系的升格和发展，为通过外交途经的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必要的外交关系基础。

　　七十年代，毛主席多次发表谈话，进一步丰富了对港工作方针的内涵。1970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等人时，提到充分利用香港的主张：“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1974年5月25日，毛主席在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首次就我国政府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向英国高层领导人明确表态：“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他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毛主席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这就是说，中国政府要在1997年即新界租期到期的这一年，对整个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其具体方式是“平稳交接”。

　　在此次会见中，毛主席还说：“现在还剩下一个我们要求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机构问题，这是出于我们在那里的需要，我们不会搞小动作，不会以此达到其他目的。这个问题可以等你们考虑成熟后再谈，也许在你再任首相时达成协议”。（廉正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在会谈中，希思表示同意“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的时间明确了，与此同时也就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过渡”要花多少时间的问题。学者认为，毛主席所说的“和平过渡”，至少要花48年时间，即从1949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深圳中港边界沙头角中国一侧撤离并派保安部队维持边界治安开始，到1997年6月30日新界租期到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