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芒 王娟：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前进道路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并把“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新征程上“三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坚持敢于斗争，不仅是走好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回顾历史，毛泽东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遇到外部势力对中国攻击、挑衅、打压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困难之时，就发出了“不怕鬼”的号召，强调不要惧怕包括反华势力在内的国内外各种“鬼”，要敢于和善于同“鬼”斗争，敢于和善于战胜困难，显示出非凡的胆识与斗争艺术。本文拟从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影响的角度，对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作一些梳理和分析。

　　一、毛泽东提出“不怕鬼”的历史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形势动荡而复杂。中国遇到了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西方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大合唱”。美国一方面对中国持续采取制裁、封锁、包围和打压的政策，并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纵容蒋介石以金门、马祖等岛屿为基地对中国大陆沿海实行侵袭和破坏，意在制造“两个中国”；一方面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促进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的分化”，从根本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英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对中国也采取敌视态度，借机攻击、分裂中国。1959年3月，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干涉中国内政；1959年8月，印度军队武装袭击中国边境，中印在边界爆发军事冲突。中苏则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矛盾与冲突逐渐加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另一方面是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中国逐渐处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地位。

　　在国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困难局面。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由于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规律和实际经济形势认识不足，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反而造成了生产力破坏。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在北戴河会议上通过，随后以“一大二公”“大办公共食堂”为主要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席卷了全国多个粮食高产区，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大量农村人口陷入饥荒。这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巨大的困难。

　　为了抵御来自多方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种种困难，毛泽东不仅在许多场合作出关于“不怕鬼”的重要论述，还提议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册子，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以“不怕鬼”的大无畏精神开展工作和斗争，并战胜各种“鬼”。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匈牙利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曾说：“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后来此书编撰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担任。1959年夏，此书编撰工作基本完成。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又指示何其芳将已编撰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予以精选充实，并要何其芳为《不怕鬼的故事》写一篇序言，送他审阅修改。1961年1月4日和1月23日，毛泽东两次与何其芳谈《不怕鬼的故事》序言修改事宜。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同与会者谈到这本小册子。他说：“我也60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之后，《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于 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收录了从中国历代笔记小说中精选的60多篇打鬼、斗鬼的文言小故事。由何其芳几易其稿、经毛泽东多次审阅批改的该书序言，也于1961年2月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二、毛泽东关于“不怕鬼”论述的主要内容

　　围绕“不怕鬼”，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刻，讲清了“鬼”是什么、为什么不要怕“鬼”、如何对“鬼”进行斗争等问题。

　　（一）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

　　鬼在中国神话故事中经常出现，是古人封建迷信思想的产物，比喻让人惧怕、不可战胜的事物和力量。但毛泽东所指的“鬼”并非神话、迷信意义上的鬼，而是那些富于反动性、危害性、阻碍性、破坏性、恐吓性等类事物的象征或借喻。1961年2月5日，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言就曾指出：“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可见，毛泽东所说的“鬼”具有多重指代，并与现实紧密结合。总体来看，毛泽东所说的“鬼”大致具有如下三层含义：

　　一是指国际上一切帝国主义及国内外反动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将日本帝国主义称之为“鬼”，他说：“‘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我认为它就是姜子牙的‘打神鞭’，专打妖魔鬼怪，我们有了这个‘打神鞭’就什么都不怕，可以打冒失鬼——日本帝国主义，也可以打怕死鬼——汉奸。”毛泽东将日本侵略者与汉奸卖国贼视为“鬼”，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视为“鬼”具有内在一致性。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匈牙利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基于上述论述可知，毛泽东所说的“鬼”，即代指一切需要奋起反抗斗争的压迫力量和反动势力，这是毛泽东心目中“鬼”的重要内涵之一。

　　二是指国内严重的自然灾害，即“各种自然灾害都是鬼”。从 1959年开始，全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大幅度减产。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面积减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威胁。因此，“严重的天灾”自然也被毛泽东列入“鬼”一类的东西，需要全国人民奋起斗争和战胜。

　　三是指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及遇到的挫折、阻碍等。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曾对毛泽东关于“鬼”的界定作过说明，他指出：“遇到困难或挫折，说是‘碰了鬼’。我们前进中发生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说是‘出了鬼’。鬼都是要作祟的。”毛泽东十分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敢想、敢干，要有“不怕鬼”“不信邪”的锐气和志气。他经常指示各级领导要以“不畏鬼”的精神努力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种种困难挫折。如1961年12月，他在听取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汇报时，就强调要以“不怕鬼”的勇气战胜困难。他说：“不要怕鬼”，“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战胜困难。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二）“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毛泽东认为，不要怕“鬼”，越怕，“鬼”越多，不怕“鬼”，就没有“鬼”。1958年5月初，毛泽东与秘书林克谈话时就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随后毛泽东举《聊斋志异》里狂生夜坐的故事来阐明他关于“鬼”的思考：“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在毛泽东看来，畏惧“鬼”，“鬼”就会害人，不怕“鬼”，“鬼”最终就会被征服、会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长期支持并武装蒋介石集团，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主权。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国纵容下，蒋介石集团频繁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断破坏、中断自1955年8月以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58年7月，蒋介石趁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之机加紧军事演练，对大陆进行更为猖獗的破坏和骚扰活动，并伺机“反攻大陆”。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发动炮击金门的斗争，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迫使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军。毛泽东强调，“金门炮战，意在击美”，并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军事指导方针。炮击金门后，美国迅速在台湾地区集结重兵，并威胁中国共产党要将侵略势力扩大到金门、马祖等岛屿。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论调，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这极大地显示了毛泽东不惧怕战争挑衅、不惧怕霸权主义的精神。1959年4月，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可见，我们炮击金门，对美国及蒋介石集团等“鬼”进行打击，“鬼”反而不敢作祟了；不怕“鬼”反而把“鬼”震慑住了。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策动下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制造“西藏独立”。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指出在叛乱地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迅速平定叛乱，粉碎了西藏反动分子及外国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5月6日，毛泽东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谈到西藏问题时说：“鬼是怕他好呢，还是不怕他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他还说：“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5月10日，毛泽东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再次就西藏问题指出：“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他还问及德国文学中是否有这种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的材料。随后他谈到：“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在毛泽东看来，不怕“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条重要原则，“鬼”是怕不得的，越怕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

　　综上而言，从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及平息西藏叛乱的决策来看，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敢于同“鬼”斗争、战胜“鬼”而不为任何“鬼”所吓倒、所阻碍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正如他在《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里的发问：“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当然不是，相反，只有不怕“鬼”，敢于同“鬼”斗争，才能战胜“鬼”、消灭“鬼”。

　　（三）在战略上藐视“鬼”，在战术上重视“鬼”

　　1961年1月，毛泽东在谈《不怕鬼的故事》序言修改时，指示何其芳在序言中加入战略战术方面的内容。即是说：在战略上要藐视“鬼”、不怕“鬼”、敢于同“鬼”斗争。“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

　　在毛泽东看来，与“鬼”斗争同样要讲究战略战术，“必须既在战略上藐视，又在战术上重视”。

　　如何理解“在战略上藐视‘鬼’”？毛泽东首先在哲学层面作出回答。1961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批阅《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加了一段文字：“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1月24日，毛泽东再次批阅何其芳修改稿，将原来加入的文字修改为：“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该段文字的修改，更加强调了“斗争”的意味。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斗争”，事物双方的地位才发生转变，这是事物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因此，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十分渺小的存在”，“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我们应当完全藐视它们。所以，对待包含困难和挫折在内的一切“鬼”一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藐视并战胜它。

　　既然在战略上要藐视“鬼”，那么就要解放思想、破除对一切类似于“鬼”的事物的迷信。毛泽东指出：“如果心存怯弱，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为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念、迎难而上，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战略上藐视“鬼”，破除对各种“鬼”的迷信。为此，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与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与非洲12国代表谈话时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那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怎么不行呢？我不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的好些。”毛泽东不仅谈及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而且还强调，“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他分析指出，从二战以来，帝国主义反动力量与世界革命力量的对比已然发生巨大变化，世界革命力量日益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力量日渐衰落。新生的革命力量战胜腐朽的反动力量，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战胜压迫者剥削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毛泽东反问道：“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所以，不需要惧怕西方帝国主义及亚非拉国家中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一切反动势力，要破除对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的迷信，扫除落后的“怕鬼”思想，敢于同一切“鬼”作斗争，不“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低头屈膝”，不做“二十世纪里的怕鬼的人”。

　　除了强调在战略上藐视“鬼”之外，毛泽东还指出要在战术上重视“鬼”，认真研究它们，从中取得必要的经验教训，并寻找出战胜它们的有效办法。《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指出：“总的来说，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不怕鬼的故事》中有很多故事突显出战术上重视鬼的重要性。比如《聊斋志异》中的《妖术》篇和《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篇，都是讲主人公战术上重视鬼，认真对付，最终以正确办法制服鬼的故事。毛泽东喜欢读《妖术》篇和《宋定伯捉鬼》篇。在同何其芳的谈话中，他从战术角度评价道：“《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有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显然，毛泽东讲于公和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是要强调，对于“鬼”，在战术上要重视，要通过正确办法和谋略将其战胜。在毛泽东看来，对待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都要善于斗争，要讲究不同的斗争艺术，利用智谋最终达到打倒帝国主义及形形色色反动派等“鬼”的目的。

　　早在 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经典论断。1948年，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紧接着他强调，“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所提倡的“在战略上藐视鬼、在战术上重视鬼”，正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

　　三、毛泽东关于“不怕鬼”论述的重要影响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约见何其芳时说：“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毛泽东指导编辑出版《不怕鬼的故事》，就是要使广大干部群众通过阅读、思考、实践，扫除落后的“怕鬼”思想，从而更好地克服来自国内外的各项困难，团结一致奋斗，建设社会主义。而广大干部群众在结合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深入学习《不怕鬼的故事》后，切切实实增强了同各种“鬼”开展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不怕鬼的故事》和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还传播到了国外，使世界人民“得到一次教育”。

　　鼓舞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勇敢斗争。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倡导的不畏“鬼”且敢于打“鬼”的精神，增强了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的勇气。1958年7至8月，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毛泽东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坚决拒绝。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苏联援华专家，废除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让我国本就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发扬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迎难而上，不断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推进。1961年底，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华反共浪潮。毛泽东在无锡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搞联合反华，但我们不怕孤立，也不会孤立。这些人总是少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在我们这边。真理在我们这边。我们顶得住，我们很乐观。”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不怕鬼”的精神对外部势力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进行斗争，抵抗住了各方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激励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披荆斩棘。在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正是由于倡导“不怕鬼”，我们党正视问题和困难，带领人民积极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扭转了工作中的被动局面，使形势逐步向着好的方面转变。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提出整风整社和渡过困难的12条政策，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克服严重困难作出的重要部署。1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对“大跃进”以来的急于过渡问题作了深刻反思和政策调整。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要求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正是这次全党大调查的丰硕成果，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一些问题，从而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党中央又相继制定其他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等，进行全方位的国民经济调整，使国民经济持续好转。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就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党历来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的”，不能因为这几年我们工作中有那么一些缺点错误，“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气，就怕起‘鬼’来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认清了形势，提升了思想觉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在经历国内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后，中国人民重新振奋起来，鼓足干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工业、农田水利建设、国防尖端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使世界人民“得到一次教育”。20世纪60年代初，《不怕鬼的故事》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促进了“不怕鬼”有关论述的国外传播。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这本小册子，多次在外交场合谈及《不怕鬼的故事》。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说：“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这个鬼了，不怕池田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接着他又说，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还问陪同会见的廖承志，有没有日文本的，如果有，就送他们每人一本。同年 1月14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谈话时也说，“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就是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过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法文版，你们见过吗？如找到英文、法文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的书，很有意思”。毛泽东亲自向外国友人赠送《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其重要目的就是要“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毛泽东有关“不怕鬼”的论述深刻说明了只要我们“不怕鬼”，“在战略上藐视鬼、在战术上重视鬼”，“善用谋略同一切鬼作斗争”，一切“鬼”终会被打倒的道理，其背后反映出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工作方法。中国人民拿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和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英勇气概，不畏敌对势力、不惧强权政治、不怕艰难险阻，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扭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局面，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关于“不怕鬼”的论述，认真领悟其中的思想意蕴和方法论意义，从而为进行伟大斗争，战胜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滋养。

      作者：唐正芒，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王娟，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