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不搞特殊化，毛主席是怎样以身作则带好头的？

　　率先垂范，廉洁奉公

　　王传利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毛泽东逝世，中国官僚阶层的腐败之所以不特别严重，与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有密切关系。[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能够警惕腐化，与腐败作斗争，保持廉洁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有关。

　　（一）财产工资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政干部的工资收入分配由供给制向职务工资制度转变。在其他收入来源较少的情况下，定级定薪牵扯到每个干部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定职、定级、定衔、定薪时，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新中国成立后，干部工资几经调整，呈现几个特点：第一，降低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工资标准，缩小最高工资与其他工资标准的差别，工资越高，降幅越大。第二，党内外有别，降低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高级干部的工资，不降低党外干部和技术业务人员的工资。第三，在降低机关党员干部工资时，适当提高一线体力劳动者的工资。

　　几经调低，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领导人的工资情况如何呢？

　　1960年10月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资已经降低了4次，工资降为404.80元，一直到他们去世，再没有提高自己的工资。开支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别开支项目有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等。

　　1968年1月毛泽东家庭生活收支详细账表明，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的党费共40元。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积蓄够5000元后就交党费。周恩来去世后，留下不到5000元，都交了党费。按照规定可以领到6个月的抚恤金，邓颖超一分也没要。[2]这以后，邓颖超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工作人员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元帅工资较高。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朱德为十大元帅之首，但是，老人家一直到逝世前，从来没有拿过元帅工资。朱德逝世后，康克清按照他生前的嘱托，全部交给了党组织。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陈列着一张2万余元的存款单。这是朱德同志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

　　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18年间共收入工资161442.00元，平均每年8969元，月均收入是747.4元，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在这18年的全部开支里面，周恩来用于补助亲属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总收入的1/4。

　　毛泽东一家的工资收入是647.8元，其中毛泽东的工资404.8元。毛泽东每季度亲自审阅账据，如动用稿费，需亲自审批。1968年1月毛泽东家庭生活收支详细账表明，当月收入是：上月接转14095.45元（来自毛泽东的稿费）；毛泽东工资404.8元，江青工资243元。支出分为6项：“月房租费125.02元；12月、1月党费40元；日用消费品92.96元；液化气9.6元；伙食费659.13元；送王季范、章士钊4400元。”[3]

　　有人说毛泽东的稿费有1亿多元，这是造谣。有权威人士澄清，毛泽东稿费全部由中央特别会计室保管，有100多万元。毛泽东的稿费开支项目有以下几项：

　　一是购书。毛泽东的稿费，他自己动用的，每年不到1万元。稿费的一部分，用来给毛泽东买书。他晚年视力不行了，他看的书都要印成大字线装本。印书的钱，就从稿费中开支。

　　二是对早年支持帮助过他的人如王季范、章士钊的特别支出。王季范老先生曾教过毛泽东语文。早在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进城后的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都要亲派秘书前往章士钊家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坚持到章老逝世。

　　三是支付调查研究的费用。毛泽东自己下去搞调查，人们只给他看好的，不给看坏的，他苦于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他组织人员搞调查研究，调查结果直送毛泽东，路费由毛泽东的稿费支出。

　　四是退赔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随便收礼物，多吃多占。

　　五是招待客人。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常要留客人吃饭，除外宾外，他都是用稿费来招待客人。毛泽东请客，从来是四菜一汤。

　　六是家人用少量的钱。比如用来给他的前妻贺子珍买药。子女毛岸青、李敏、李讷每人曾分到八千元，以及一台彩电和一台电冰箱。

　　关于对毛泽东稿酬处理，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给江青和亲属。所以，毛泽东的稿酬不属于私产，毛泽东没有给子女们留下巨额财产，他留给子女和中国人民的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穿戴朴素

　　珍惜物品，艰苦朴素，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品格。了解和接触毛泽东的外国知名人士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廉洁。西德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见过毛泽东后说：“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他的生活绝对简朴。”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曾经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毛泽东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2001年4月，毛泽东女儿李敏在《生活时报》上发表文章，回忆父亲的简朴生活：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依然保持着这种简朴的生活习惯。1949年的一天，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这其中就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张澜先生。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见了张澜先生，又穿着补丁衣服见了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毛泽东一直不让给他做新衣服，直到准备“十一”上天安门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才让卫士找人为他做了一身新的中山装。[4]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1952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他有两件睡衣，用三床白棉布缝制的棉被，缝补了多次也不肯换，一直用到去世。[5]

　　在毛泽东家负责毛泽东家庭财务工作的吴连登回忆：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再没穿过。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主席有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长征时的那条毛毯。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带头艰苦奋斗，不吃猪肉和鸡，出差自带行装。1961年，毛泽东因公到无锡，服务员去取毛泽东换下来的衣服洗涤，发现他的衬衣背上打着一条长长的补丁，领子、袖子也都补过。服务员忍不住悄悄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毛泽东添几件新衣服？毛泽东的卫士长回答说：他们早给毛泽东提过了，毛泽东不同意。

　　在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属于工业产品的手表比较珍贵。老一辈革命家对手表极为珍惜。据有关人士回忆：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把自己的表给了主席。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越走越慢了，主席不得不让人拿去修理后再用。

　　在人们的印象中，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整洁，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与毛泽东一样，在衣着方面，也是尽量节俭，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衣边流泪。

　　（三）拒收礼品

　　毛泽东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他收到过许多书画家、收藏家、艺术家朋友馈赠的诗书画印之类文物,但他并未将这些珍玩国宝归为己有。他立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姚虞琴先生赠送的王夫之手迹《双鹤瑞舞赋》转交国家，“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6]获悉墨迹拨交故宫博物院后，他甚为欣慰。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将中外友人所赠之私人礼品上缴国家。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2年12月,毛泽东还将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故宫。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爱不释手,但仍按规定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

　　老一辈革命家请客送礼方面体现出高风亮节。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橘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参加会议的淮安县委领导同志带给周恩来爱吃的淮安特产——茶馓。周恩来退回茶馓，并让秘书转交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并亲自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7]

　　（四）饮食简单

　　管理毛泽东家财务的吴连登回忆：毛泽东的孩子们和中南海工作人员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主席也有购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曾经有过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毛泽东脚脖明显地因缺乏营养而浮肿。[8]

　　根据王凡、刘东平提供的材料，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艰苦奋斗。中南海机关干部吃粮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斤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毛泽东自报粮食每月26斤，朱德也是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在领袖带动下，其他工作人员也把粮食定量降下来了。中南海的炊事员们和广大干部便采集一切可以食用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俗称“瓜菜代”。中南海里可以吃的树叶和野菜，都上了领导的餐桌。[9]

　　刘武生有《周恩来的廉洁自律》一文说：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谢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10]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也有类似冰心关于周恩来请吃饭体现俭朴作风的回忆。

　　周恩来在家吃饭时，一般是两菜一汤。有了客人，一般就做四菜一汤。当然，吃完饭后，他总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交粮票，菜钱免收。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粮食都有定量，请客多了，粮食不够吃。周恩来的侄辈周保章曾经讲述在周恩来家吃过的大年初一饭：总理家吃饭与平民家一样按定量粗细粮都有，总理吃的是窝头，周保章如数按照自己每天八两的定量标准交了粮票。

　　周恩来一生反对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请客吃饭是个人买单的，工资除去房租水电及其他各种开支后，所剩无几。请客次数多了，还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因此有时请客后，周恩来会补充一句：“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我是慷大姐之慨。”周恩来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钱和粮票。外出时，他多次向随同人员交代：一切按标准价吃，按标准付钱；不准吃山珍海味，不准摆水果摆糖果。当超标准上菜时，均被周恩来一一纠正，绝不搞下不为例。

　　（五）住房方面

　　在住房问题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

　　进城前，毛泽东等领导人殷切嘱咐全党，要防止腐化，防止脱离群众，在住房方面也是要求严格。毛泽东在中南海住一座古式旧瓦房，院子里高低不平的砖地，屋子里的窗户是用纸糊的，直到1956年后才安装了玻璃。1959年才准许整修房子，但嘱咐要节约，并不准扩大面积。1960年秋，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见室内重新布置了一套讲究的新家具，办公桌、座椅、沙发、床和衣橱，一色浅绿，大都裹着名贵的呢绒。毛泽东坚持把原来的家具搬回才休息。

　　周恩来住的是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外地出差，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十分惊讶，大发雷霆，不搬走新置的物品不回家，让在场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感到：“总理脾气发到这样的程度是很少见的。”[11]周恩来以总理身份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房子翻修和添置物件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国务院几乎所有干部都知道周恩来“犯错误”了。周恩来故居在江苏淮安县城。他多次批评淮安县委维修总理故居。1973年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向淮安县委正式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建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六）防止特殊化，严格家规家教

　　毛泽东自己反对突出个人，搞特殊化。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修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5月20日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认为铸像“只有讽刺意义”。[12]9月20日，得知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修缮韶山故居，并修一条通往故居的公路时，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3]10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上批示：“不要这样做。”[14]

　　毛泽东反对任人唯亲。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收录了372封书信，其中有写给家乡亲友的几十封。在亲友们希望毛泽东给予照顾时毛泽东总是说：有困难找组织解决，按组织规定去办。[15]毛泽东深爱杨开慧，但在革命成功后，毛泽东严格要求杨开慧之兄杨开智。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16]同日，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智，规劝他“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17]。这样的信件还有好多，如：

　　1950年4月18日，毛泽东致信青少年时期同学毛森品：“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18]

　　4月19日，毛泽东致信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先生：“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19]

　　5月7日，毛泽东致信表兄文涧泉，嘱文涧泉同宗“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20]。

　　5月12日，毛泽东致信表兄文南松：“运昌兄（毛泽东另一表兄——笔者注）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2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奉献的第六位烈士是大儿子——毛岸英。他从苏联回国后，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种地锻炼，参加土改。后来他去了北京机器总厂当了党总支副书记，可以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毛岸英坚决地请求上了战场。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

　　有人猜度毛泽东派大儿子出国作战，毛泽东是在培养未来的“太子”。这是十分可笑的小农意识作祟，是一些小市民阴暗心态的暴露。毛泽东本人在1951年3月，向青年时代在长沙一师读书的老学友周世钊讲起这段往事时，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22]毛泽东考虑的是：“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毛岸英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遗骨至今依然留在朝鲜大地上。

　　毛岸英确实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好青年。他在答复表舅父向三立替人谋求“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时，指出父亲毛泽东坚决反对扶助亲戚高升：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种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这封信感人至深。毛岸英品格高尚，是毛泽东教育的结果。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看到了毛岸英的这封信，当即叫人复印了一份，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女，我们就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他还说：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对全党的干部子弟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要宣传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在这方面，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子女严格要求。3月17日，江泽民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在谈到干部廉政建设时，拿出复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几段给与会者听。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那样，我们的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

　　毛泽东严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刚上小学时，因为学校离中南海比较远，一个礼拜才能回一次家。毛泽东不同意派小车接送，认为这是搞特殊化，接受一位工作人员的建议，指示派一个能坐十几个、二十几个人的大车，一次把中南海的小孩都接回来。一位曾经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志对毛泽东严格要求子女记忆犹新：中南海的人都对毛泽东家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他们不霸道。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毛泽东的两个女儿至今保持着毛泽东时代的质朴敦厚作风，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生活宁静而又淡泊。毛泽东留给她们的精神遗产，却让她们受用终身。

　　周恩来1970年1月22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中说：北京和上海筹办“五七”艺术学校，临时筹委会1970年1月21日报告中提议，江青为艺校荣誉校长，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为荣誉政委。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江青不必任名誉校长。”[23]

　　周恩来以身作则，对自己、亲属严格要求的事例枚不胜数。1984年4月，邓颖超曾以自己为例，教育侄辈们：“我做了名人之妻，你们的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指周恩来——笔者注）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新中国成立后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当时是妇联主席，邓颖超是副主席）是三级，邓颖超知道周恩来的作风，邓颖超按部长级待遇不定四级而定到五级，报到周恩来审批时，又给压到六级。“国庆十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有我，又画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压我。”

　　[24]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要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她深有感触地说：“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德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二人分别应征参军。但周恩来认为他们搞特殊化，让二人办了离队手续，到农村插队劳动。周恩来没有子女，但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1953年5月24日，他视察北京101中学时，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25]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注意谦虚谨慎，勤俭节约。体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谦虚谨慎的文件有：1951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故意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195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用个人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等名字的通知；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体力活动的决定；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称呼问题的通知等。

　　周恩来两袖清风，一尘不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高风亮节，全世界景仰。他规定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他们进京探望伯父伯母，都得住国务院招待所，都得买饭菜票到食堂就餐，有工资收入的还得自己付钱。同伯父伯母一起照相，每人只能拿到一张相片，目的是防止他们拿照片去炫耀自己，滋长特殊感。

　　如果说周恩来有十条家规的话，刘少奇外出时对工作人员有“四不准”规矩：一、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的也要婉言拒收；四、参观时不要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王光美曾经回忆：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农村搞调查，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一切轻装简行，只要两部吉普车就行了。天遇大雨，泥泞路滑，刘少奇步行回到住处。住处是破旧房屋，窗户敞开，用布遮挡风雨。他们自带油盐柴米，自己起伙，刘少奇和大家吃一样的粗茶淡饭。1964年，刘少奇到济南视察。招待饭菜很丰盛，他要求撤下去换上便饭。

　　陈云几十年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大半辈子与钱和物打交道。从他手中经过的钱物难以计量，但是，他从不乱花国家的钱。陈云有“四不准”家规：不准坐公家为陈云配备的专车，不准看送给陈云的文件，未经允许不准进陈云的办公室，不准家人团聚时向陈云打听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对干部子女的要求也很严。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干部和家属廉洁政治，并身体力行，堪称楷模。对此，邓小平感触颇多。1978年6月2日，邓小平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26]

　　注释：

　　[1]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332页。

　　[2]参见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3]冯景元：《读毛泽东的家庭生活账》，《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文摘报》2002年10月10日第1版。

　　[4]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之爸爸的简朴生活》，《生活时报》2001年4月17日、20日。

　　[5]罗炎卿：《毛泽东对腐败深恶痛绝》，《党史文苑》1993年第6期。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8页。

　　[7]参考高路主编《共和国元勋风范记事》，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参考刘武生《周恩来的廉洁自律》，《人民日报》1996年1月8日。

　　[8]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之爸爸的简朴生活》，《生活时报》2001年4月17日、20日。

　　[9]王凡、刘东平：《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党史博览》2000年第8期。

　　[10]刘武生：《周恩来的廉洁自律》，《人民日报》1996年1月8日。

　　[11]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27页。

　　[14]同上书，第621页。

　　[15]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345、343、370、371、369、366、364、360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17]同上书，第32—33页。

　　[18]同上书，第306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20]同上书，第325页。

　　[21]同上书，第341页。

　　[22]毛泽东是这样讲的：“当然你如果说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就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毛岸青、邵华：《又是秋风秋雨时——缅怀我们的岸英哥哥》，《人民日报》2000年11月7日第11版。）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24]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378页。

　　[25]周恩来教育干部子弟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他讲了八旗子弟的故事，八旗子弟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战功的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国，可是到了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东游西逛，游手好闲，坐吃俸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