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的几则文献
我认为胡适的世界观是错误的，更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但对其真正有力的批评是实事求事而不能是片面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作出了表率。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
胡适就自己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图后来有过解释，他说：“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 [1]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说的“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为些观点批注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2]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 [3]
1956提1月24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4]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说：“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5]
[1]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张文木，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战略策略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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