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时年24岁的毛泽东发出的慨叹。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他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作为一位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曾国藩身上有哪些特质或者精神感染了青年毛泽东，让正值“少年意气，挥斥方遒”的他发出了“独服曾文正”的感慨呢？

　　一、思想理论：“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掌握和运用了“本源”。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73页）

　　这便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出处。要弄清楚青年毛泽东如是说的原因，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便是毛泽东在此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源”。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

　　何为“本源”？本源，或曰大本大源，是“五四”前期毛泽东在思想理论层面上所追求的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可以说，阐发他当时任何一个方面的主张，都多少要涉及他对本源的追求，以及他立足于本源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察和评价。所谓本源，事实上就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心目中的宇宙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精神实体。青年毛泽东最崇敬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便是用大原或大原则来表述本源。他认为，宇宙之所以为一个整体，是因为有一种贯通其间的大原则。青年毛泽东受其影响，也津津乐道于大本大源。在毛泽东看来，历史变革和发展的表象背后，存在一个更为普遍、更为具体、也更为永恒的支配物，这就是本源。因此，拯救中国，变化民质，必须首先从寻求、把握和运用本源开始，其他都是枝节。因而，他说，“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如何掌握和运用本源？毛泽东将其与人心结合在一起。他在1917年这封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进一步说明：“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如果仅把本源解释为“宇宙真理”，还让人琢磨不透，那么将它落实到“人心”上面，则更易为人所接受。在上述这段表述中，毛泽东认为，“本源”不是独立的或者说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不仅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密切相关，而且多多少少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心中。历史进步与人心紧密相连，如果没有这层逻辑关联，本源的价值就没有载体，本源的号召就没有回应，本源的寻求就没有意义。当我们将本源具体到人心上，其实就是一个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言行认知等，简而言之，就是“人格”。

　　青年毛泽东寻求本源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重塑民族人格，实现救国理想。还是在这封给黎锦熙的信中，青年毛泽东反思国民人格的过去与现状，探索新人格的重塑之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青年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需要改造。如何改造它？青年毛泽东提出需要先从学理入手，在学习研究中寻求和招回那作为新人格根基的本源。故而他在信中说：“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青年毛泽东。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获得了本源呢？毛泽东认为，获得本源的人，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济时势之危，并且集养身、进德、修业、建功于一体。这样的人，便是青年毛泽东所渴望的横空出世的“大气量的人”。然而，令青年毛泽东失望的是，环顾近世人杰，很少有真正掌握本源的。毛泽东以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当时赫赫著名的风云人物有三位：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三人中“独康似略有本源”。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尽管有大功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但从掌握本源的角度看，毛泽东认为单凭政治功业不足以接近本源。至于重蹈帝制覆撤，成为千夫所指的袁世凯，毛泽东认为他属奸雄而非救世人杰，不足多论。康有为之所以看似略有本源，是因为他不仅为变法的先驱，而且精通经典，大量著书立说，广为施教，提出了一套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理论，某种程度上符合青年毛泽东倡学和改造哲学、伦理学的追求。但是，毛泽东也指出，“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既然上述三人都没能掌握本源，那么，究竟什么人符合毛泽东心中的标准呢？毛泽东最终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曾国藩讲求本源，主张知行并进，力图把学术、心术、治术合一，使所学之理成为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显然与曾国藩的观点一脉相承。令青年毛泽东佩服并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是“收拾洪杨一役”。毛泽东说：“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收拾洪杨一役”，指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事。其时，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不过两万人，战争中也吃了不少败仗。但是最终，湘军获胜，太平军失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曾国藩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得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敌人的这一弱点，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号召，动员土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正如他在《讨粤匪檄》中所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

　　青年毛泽东从“本源”这一问题入手，发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叹，实际上正是当时还处于服膺哲学、伦理学阶段的毛泽东在思想理论层面对曾国藩的肯定。尽管“本源”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但其中却蕴含着“人民群众需要正确思想理论引导”的深刻内涵。而高度重视思想理论、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也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

　　二、道德事功：“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1913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讲堂录》笔记中，记录下这样一段话：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3页）

　　在这段记录中，青年毛泽东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分为“办事之人”与“传教之人”。“办事之人”指的是诸葛亮等立下事功之人，他们尽管建功立业于当时，却没有穷究宇宙之真理。“传教之人”指的是孔孟等著书立说、传教于后世之人。他认为，宋代并称的韩琦与范仲淹，清代并称的曾国藩与左宗棠，这四人中，韩琦与左宗棠只是“办事之人”，而范仲淹和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这样的人，不仅有智、有功、有力，而且能具德、明道、传教，也就是能做到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人。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五排左二为毛泽东。

　　毛泽东何以说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首先，从“办事”来说，曾国藩是清王朝晚期的肱股之臣。从清王朝统治的角度而言，他组建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维系了清王朝的统治。梁启超评价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这其中，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认为“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将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还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接受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在治军方略上，他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以此维系军心。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毛泽东也曾认真研读过蔡锷于1911年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毛泽东后来的战争生涯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除了军事上的成就，站在中国近代化的角度，曾国藩参与了地主阶级为救亡图存所作的尝试“洋务运动”，推动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不可不谓之“办事之人”。

　　其次，从“传教”来说，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曾国藩能够在思想层面上掌握并运用“本源”以改造人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在道德人格层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曾国藩自幼嗜学如命，崇奉孔、孟、程、朱之学。他重视人生理想，讲求精神境界和自我完善，如磨砺意志、勤俭自持、力戒虚骄等，常以“转移风俗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他提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添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下之完人”。这样的人格理想，恰恰是青年毛泽东所追求的。在人生实践中，曾国藩将其所学与晚清的现实相结合，在列强威逼和农民起义的危急存亡之秋，遵循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入世之道，治军从政，终获大功大业。他死后得“文正”这一谥号，清政府称赞他“学有本源，器称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

　　◆毛泽东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扉页上有毛泽东手书的“詠芝珍藏”字样（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收藏）

　　青年毛泽东曾经仔细研读过曾国藩的著述和有关曾氏生平的论著。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曾以曾国藩为表率勉励毛泽东，他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至今收藏有毛泽东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为光绪己卿传忠书局刊印的木刻本，共有四卷，每卷扉页上均有毛泽东手书的“詠芝珍藏”的正楷字样。《曾文正公家书》是曾国藩在长达三十年的翰苑和戎武生涯中，所写的一千多封致亲属的家信汇集。家书内容极广，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大到进德修业、经邦治国。按主题可划分为伦理、治学、修身、养身、朝政、宦务、军事、人事等方面。其中所蕴含的道德、理想、修养、人格等方面的内容，对后世产生着深远影响，也使毛泽东受到感染与熏陶。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记录下了许多曾国藩留下的与道德修养有关的名言。

　　如，“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页）此处引语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庚申（1860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记，原文是：“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仁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毛泽东赞同曾国藩忠厚为人、踏实做事的人生态度。

　　又如，毛泽东还记下了曾国藩提出的修身、治学、治军、从政的“八本”。他写道：“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页）这是道德修养层面非常重要的行为准则。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记有：“精神心思，愈用愈明，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6页）“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4页）“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1页）

　　凡此种种，毛泽东将其作为格言记录下来，可见曾国藩在道德人格方面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正是曾国藩作为“传教之人”的重要体现。

　　三、读书治学：“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的第三个原因，是曾国藩在读书治学方面的成就。

　　一是赞赏其“贵有恒”的治学精神。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写道：“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曾国藩治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有恒”。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写道：“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毛泽东引此自警，“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917年夏，毛泽东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写的序言。

　　二是赞赏其所编之书《经史百家杂钞》。青年毛泽东主要从“专与博”的关系角度对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表达了高度赞赏。他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与友人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的观点。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毛泽东认为：“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如何通群经？毛泽东以曾书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16〕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页）毛泽东高度赞赏了曾国藩所编纂的这部《经史百家杂钞》，认为其“孕群籍而抱万有”，是“欲通国学”的不二教材。他又进一步指出：“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18〕，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19〕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他以“统道与文”高度赞赏曾书，认为通过阅读此书，可以由此及彼，由专至博。他进一步将这种为学之法总结为“演绎法”，并对其进行了解释：“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在1917年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的自学笔记所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又重申此治学之道：“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其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青年毛泽东。

　　从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欣赏与评价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虽然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思想，在文化上渴望建立一种变化民质的新文化，但是，在精神渊源上，他却明显皈依中国传统文化。他对曾国藩的推崇，不仅仅是因为曾国藩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更因为曾国藩是有精深造诣的文人学士，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和湘士学风在近代以来最著名的继承者、发扬者。

　　让我们再次回到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写给黎锦熙的这封书信，在信的开头，他写道：“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这个时期“独服曾文正”的他，早已立下了为国为民的志向。青年毛泽东正带着这样的志向，走向更深更广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