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远：毛主席的这一法门，使书常读常新，越读越爱！

　　“多视角”读书，常读常新，越读越爱读

　　——毛主席一种独特的读书方法

　　徐中远

　　“多视角”读书法，就是从多个视角、多次去读同一部书、同一种书、同一本书的读书方法，笔者把它称之为“多视角”读书法。它是毛泽东一种独特的读书方法，也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读书方法。

　　我们在服务工作中知道，毛泽东读书，有些书一读就是几十年，例如《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二十四史》、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古诗词曲赋、鲁迅著作，等等。这些书，毛泽东生前都读过多遍。他自己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已读过“不下100遍”;李达早年写的《社会学大纲》，他说读过10遍;《资治通鉴》，他说读过19遍;《红楼梦》，他说“至少读五遍”才有发言权，等等。同一部书，同一种书，同一本书，他有时间就读，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一卷一卷、一篇一篇地读，有时全篇全文都读，因每次阅读的视角不同，所以每次收到的启发和收效就不相同。许多的书，他老人家是常读不厌，常读不倦，常读常新，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爱读。这就是“多视角”读书的奇特效果。

　　“多视角”读书，也是毛泽东读书人生的一大特点。读文学书，读历史书，读哲学书，读鲁迅著作等许多的书，毛泽东都是“多视角”多次去读，从青少年一直读到老年，几十年不厌，一生对读书都有浓厚的兴趣。

　　下面，笔者就密切联系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实际，结合本人在服务工作过程的所见所闻、所记所录，向读者介绍以下几种毛泽东是怎样用“多视角”方法读书的情形。

　　一、从历史的视角读《红楼梦》

　　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毛泽东说“至少读五遍”才有发言权。《红楼梦》与毛泽东一直相伴几十年，毛泽东到底读过多少遍?这是连他自己也是很难说清楚的。

　　我们知道，从历史的视角读《红楼梦》，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种主要方法。

　　早在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提出，《红楼梦》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过：“《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红楼梦》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1965年他对表孙女王海容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薄一波在一篇回忆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直到1973年12月21日，在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他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贾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红楼梦》除了具有上述的这些特色外，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他这样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看出家长制度是不断分裂中。贾链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要认识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当然重要的是要读历史，读理论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封建社会作出分析，通过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认识、了解封建社会。但是，仅读这些书还不够，还应当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阶级关系、人际关系和统治者与奴隶等人们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更细致地了解封建社会。

　　1967年10月12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不了解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小说了，它进到了读小说的更深层次。也是对读小说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人读小说，只注重小说本身的人物、故事等情节的描写。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等内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透过小说描写的字里行间看到一定的社会、历史，从历史的视角来读小说，这对读者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毛泽在这里说的，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笔者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是应当弄清楚《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思想与历史背景紧密的联系起来，把书中的内容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通过阅读，透过故事，明白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

　　对《红楼梦》的写作背景，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把曹雪芹和小说中的人物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部大作时的思想倾向，使其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因此，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刘汉民编写《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封建社会制度必然要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红楼梦》则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客观必然性。封建制度的“天”是无法补的，曹雪芹主观上想“补”也是不可能的。作者主观上的希望和封建社会家族必然衰败的客观结果的矛盾，《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萌生的新的希望和他们无法摆脱封建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的束缚还是以悲剧性命运告终的矛盾，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红楼梦》中通过一件一件的具体的事实和一个个的故事、一场一场的人物活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文学作品的意义上来说，《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佼佼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上来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6页)“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它又是一部历史小说和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所以，毛泽东一直把《红楼梦》当作“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来读。

　　第二，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封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红楼梦》不是直接描写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的专著，它主要描写的是封建社会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内部的冲突及其周围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曹雪芹创作这部小说时，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斗争。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其阶级等身份也就是“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是泾渭分明的。“四大家族”衰败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小说中也是很为明显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对《红楼梦》里写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多次谈及。早在井冈山时，他就说过：《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贺子珍的路》，第115页)在延安时，毛泽东一次与身边的同志谈读《红楼梦》时，他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时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还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在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说到这里，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又接着说：“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知道吗?……”(薛焰：《光辉的形象，亲切的教导》，《广州文艺》1977年第5期)

　　说到《红楼梦》第四回中的“护官符”和这部书中写阶级斗争的事，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很有兴趣地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引以为证。对《红楼梦》第四回中描写四大家族的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他记得很熟，和身边的同志谈《红楼梦》时，他常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笔者还看到，毛泽东在读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这几句话的天头上，他用黑铅笔画了三个大圈。在这几句话后：“雨村……细问这门子，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这一段文字旁边，他用铅笔都一一划了圈。毛泽东所以把第四回看作是《红楼梦》全书的纲，大概也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的形式和法宝，封建统治者就是利用这一法宝来剥削、欺压平民百姓，来剥夺和占有奴隶们用汗水和血创造的财富。这个“纲”最能体现作品的主题并能引导读者透过文字的表面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这个“纲”就是抓住了“阶级斗争”，就是抓住了作品的主题，就是等于掌握了理解整个作品的钥匙。所以，毛泽东读《红楼梦》很关注这个“纲”，他与人谈《红楼梦》时谈得最多的大概也是这个“纲”。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谈《红楼梦》，来理解《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独到之处。

　　第三，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笔者理解还有这样一个意思，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读《红楼梦》。

　　《红楼梦》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细节的描写不是很多，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谈到：“《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中，当然也包括经济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对平民百姓和奴隶们的剥削、侵占等主要的表现也应当是在经济方面。然而，《红楼梦》中“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这是因为作者曹雪芹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的着重点不在这个方面。尽管作品中关于经济问题的描写不是很多，但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也都一一注意到了。对于这一点。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有关谈话中有所谈及。根据当时有关人员的记录，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读文学作品，对类似这样的话，人们一般是不太关注的。读《红楼梦》时，除专业研究人员外，一般人员对上述有关土地买卖的话也是不会关注的。然而，毛泽东却注意到了有关的话，还能够随口背出来。由此可见，毛泽东读《红楼梦》与读马列著作、读历史著作、鲁迅著作一样，是一丝不苟的。

　　说到毛泽东从经济这个视角来读《红楼梦》，笔者再介绍一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情况。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作者在本书卷首语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本书第七章新索隐(三十三)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红贴上贡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作者对其中提到的“胭脂米”做了考证。作者一共摘引了四种古籍中的有关记载，这里笔者照原书抄录如下：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云：

　　浙、闽总督范公时崇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食馔，内有朱红色大米饭一坛，传旨云：此本无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迥异他禾，及登剖子，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广获其米，一岁两熟，祗供御膳。

　　此康熙时人记康熙时事;后如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六页十一亦云：

　　康熙二十年前，圣祖于丰泽园稻田中，偶见一穗，与众穗迥异，次年命择膏壤以布此种，其米作微红色，嗣后四十余年，悉炊此米作御膳，外间不可得也，其后种植渐广，内仓存积始多。世宗时河东总督田文镜病初愈，尝以此米赐之，作粥最佳也。

　　记此最详者当属康熙《御制文集》四集卷三十一页十，有一段云：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种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中略)曾颁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这，闻两省颇有此米，惜未广也。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

　　《永宪录》卷一页三十二一条云：

　　其供御膳曰御稻米，出京师西山，颗粒长巨味香，更有一种可长成树，每年结实，其色鲜红，品又口(缺字)御稻上。是年(按康熙六十一年)冬曾以示大臣，分赠之，则往籍所未闻者。——乃种于御苑——云：树上天生者白如粘米，与朱红分两种。

　　当然是“一云”之说分红白两种为是，因康熙自记赠督抚织造者即红米，而非树上生也，《张文端公全集》卷七页五十二云：“集畅春苑，谢赐御谷种。公同诸大臣具奏恳恩颁给广种，奉旨每人给二石，赴瀛台领讫，具奏谢恩。”可见织造曹家确曾与诸大臣领此米种，雪芹非夸又明。然观其一年之间，仅获二石，红粥一碗，丰餐凤姐，则其珍罕亦可见矣。景梅九《石头记真谛》卷上页七十一云：“惟御田胭脂米为丰润县所产，据友人云：‘共四十八倾，其米长寸许，红色，在前清纯系贡品，庶民不得尝云。’其意盖以此证明《红楼梦》所写为皇室也;不知曹家食用，多同内庭，已见上举。……其米盖玉田种，所始产于御苑，雪芹作‘玉田胭脂米’，亦当日实名也。胭脂米，谷名‘红粳子’，色粉红，作粥饭入口有异香。”

　　对“胭脂米”这一段考证文字，虽然都是6号宋体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划。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对与《红楼梦》有关的“胭脂米”这样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看得这样认真，可见他对《红楼梦》中有关经济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毛泽东爱读这一段考证文字及其所作的各种圈划符号，这是毛泽东从经济的视角读《红楼梦》的一个佐证。

　　总之，《红楼梦》包含的内容是极为深广的，既描绘了封建家族一段家庭和爱情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又写了封建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阅读这部小说，既可以看书中描绘一个个生动、细腻的爱情故事，又可以看封建社会的历史，看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读《红楼梦》不仅仅是从历史这一个视角，还有经济的视角、典型人物的塑造的视角、语言的运用视角，等等。大概就是因为每次都从不同的视角去读《红楼梦》的，所以，他每读一次，就有一次收获，越读越爱读，几十年爱不释手。

　　二、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

　　一部《水浒》，半个多世纪，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也不知读过多少次，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内容，他都熟记在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随口引用恰到好处。

　　笔者知道，毛泽东读《水浒》，如同读《红楼梦》等其他的古典小说一样，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视角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人物的分析、问题的研究等着眼点和结果就可能不同。由于阅读的视角不同，理解不同，收效不同，所以，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政治的视角。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从政治上来理解和评价《水浒》，这是毛泽东读《水浒》的又一个特色。

　　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从农村开始的。毛泽东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在进行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和关注农村工作和农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村问题和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早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说明现实的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来阐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当时，毛泽东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说明他的这个基本观点，当时他就举了《水浒》中农民造反起义失败的例子。他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即为农民利益，因为毛泽东在当时的表述中对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利益还没有加以区分，他所表达的二者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笔者注)，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运用《水浒》故事来印证或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

　　《水浒》是毛泽东读过多遍并且十分熟悉的一部古典小说。他在讲话、报告和著作中时常引用《水浒》中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这一点，薄一毛波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国家政权，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形势下，《水浒》中英雄好汉们的造反斗争精神和行为模式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仍然还留有深深的印记。

　　1956年2月20日，一次在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在新的工作中仍然要保持和发扬光大《水浒》中英雄们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一次在谈到当时社会上刮的“共产风”的问题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说道：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引注)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9页。)

　　毛泽东在这里把宋江等人取的不义之财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取的不义之财是一并加以肯定的。他认为这些做法是对的，都是义行。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们的集体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要拿就拿，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事例是很多的。就拿重视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来说，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就这样说过：《水浒传》里若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物，梁山的事业就不行。又如，在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常常从读《水浒》中得到启示。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他就联系到《水浒》。

　　他说：“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水浒》里人物印象是多么深刻。毛泽东读《水浒》，特别注意书中的一些细节和情节的描绘，善于从政治的视角分析人物和事物，从而有目的、有针对性引申出一些有益于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三、从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的视角读《三国演义》

　　笔者知道，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如同读《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一样，很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去理解，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和说明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特点，也是他阅读《三国演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之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与一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也是时代的产物。就拿《三国演义》来说，书中描写的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虽然经过作者对历代民间传说进行精心地综合溶裁和再创作，但是字里行间仍然反映了动乱的三国时代的社会状况，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到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社会背景和作家创作的主题思想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认为，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必然要影响到作品的主题。阅读、研究文学作品，不可不重视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作者罗贯中是不是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各家更是各执一词。历史上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汉末至西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因此，要其不表现皇权正统观念是很难做到的，作者罗贯中“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创作主题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古今一些文人学者的这种看法，毛泽东一方面是沿袭此说，一方面又有其独特的见解。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一个“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又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43看作历史上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参见陶鲁茄：《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党史文汇》1993年第9期。)

　　1959年，一次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毛泽东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58页。)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与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前面说到的毛泽东曾批阅过的《三国志集解》，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中有关曹操的内容，毛泽东作了许多圈划，写下了不少的批注文字。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还有曹操所采取的政策。从这些圈划和批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张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我们从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鲁迅著作中还看到：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用红铅笔划上了粗粗的着重线，这一条条红线，把他与鲁迅连接到了一起。对曹操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和鲁迅是相通的?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曹操不仅是一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的战功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给李敏、李讷的信中写到：“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李敏、孔令华：《怀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曹操的诗作，毛泽东是很爱读的。在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期间，我们常常翻阅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图书。我们这样做，一是为了了解掌握毛泽东读书、批注的具体情况，二是为了熟悉毛泽东平常爱读的书。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做好为毛泽东的服务工作。当然，翻阅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化有点什么了解的话，这一时期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在工作实践中的实习是极其重要的。在翻阅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过程中，我们记得有四种不同版本的《古诗源》，还有《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这些书上曹操的诗，毛泽东差不多都有批划。有不少的诗，如《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却东西门行》等等，毛泽东阅读过多次，每次阅读他都要在这些诗上圈圈划划。读一次，圈划一次，多次阅读，多次圈划，时而用红毛笔，时而用红铅笔、黑铅笔或蓝铅笔，因此，有不少的诗，都圈划得密密麻麻。有一本《古诗源》，毛泽东用红铅笔在作者“武帝”两字旁划了两道粗线，“武帝”的注释：“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这段文字，毛泽东逐句圈点。《短歌行》这首诗的标题上，他还用红、蓝铅笔各划一圈。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文字旁，都划上了密密的圈记。曹操的诗，因为很爱读，也因为读得多，所以，有不少的诗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毛泽东都能熟练地背出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大概差不多都知道，在中南海散步时，或者漫步在海岸沙滩，或者在山间崎岖小道行进，或者在办公室里，毛泽东常常饶有兴致地吟诵古诗。曹操的一些诗作，就是他常吟诵的古诗词之一。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有些天，在海岸沙滩散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常这样低声吟诵。毛泽东不仅爱读爱吟曹操的诗，而且在练习书法时也常书写曹操的诗。《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央档案馆编辑，文物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就收入了两首，一首是《观沧海》，一首是《龟虽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墨宝，书法行家们都认为是当今我国书苑里的精品。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诗句，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胡乔木生病，8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劝其“不计时日”养病，这封信中就引用了曹操的这两句诗，并对胡乔木说“此诗宜读”。从此，我们足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诗是很喜爱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爱曹操的诗呢?毛泽东生前在和他的子女们的一次谈话时这样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显然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相悖的。作者笔下的“汉贼”“奸雄”， 毛泽东认为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作者罗贯中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小说中“扬刘抑曹”，除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当时的现实社会方面的背景对作者有没有影响呢?毛泽东认为有，他还一路发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58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看出，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不迷信书本，不拘泥于古人，敢于冲破作者“扬刘抑曹”这一皇权正统思想的束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独到之处。

　　四、从政治的视角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读《西游记》

　　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革《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一样，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实际，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所以，到了耄耋多病的晚年，他老人家还常常夜以继日地读《西游记》。

　　一是政治的视角。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视角。

　　《西游记》是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从政治的视角去阅读这部小说，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是怎样从政治的视角阅读《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呢?这里，我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有关的几次谈话。1957年2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的同志有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旨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对当时在座的文艺界的同志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闹天宫，反官僚主义。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神话故事与反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阅读《西游记》与国内当时的政治斗争还没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他把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与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就紧密联系起来了。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是很严峻的。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下的光辉诗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严峻形势的最好的写照。1963年7月，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中央攻击的回击形象地比喻为“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同苏共中央的斗争中，毛泽东本人就像大闹天宫的孙大圣，高高举起千钧棒，奋力澄清万里埃。在斗争的实践中，他坚定地号召全国人民“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率领全党同志“大闹”苏共中央这个“天宫”的同时，对国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等政治问题也极为关注。1964年9月7日，在故乡湖南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号召人们：要斗争。他说：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毛泽东这里说的批评的对象显然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激情欢呼的“孙大圣”也不是泛泛而谈的革命者的代名词了。

　　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直接与现实的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号召人们站在孙悟空一边，保护孙悟空，为孙悟空欢呼，向孙悟空学习，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这是毛泽东从政治斗争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独到之处。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所以能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不止。毛泽东所以爱读《西游记》，这大概也是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生前曾与一些领导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西游记》时都说过：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毛泽东还说：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这是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团结奋斗，毛泽东对此是极为关注的。

　　二是政策和策略的视角。早在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行动之前，必须向党中央委员群众说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1948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的前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中又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河中，毛泽东一贯是非常重视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在读《西游记》这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个神话故事时，他也非常注意从政策和策略视角去寻求启示。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独到之处。

　　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视角读《西游记》，并从中寻求启示的事。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备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 ，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这里，毛泽东将孙悟空比喻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西游记》第7回谈到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虽然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这个神话故事说明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斗争是必然会胜利的。同时还谈到了“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的具体的斗争政策和策略。这里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在谈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时，毛泽东指出：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毛泽东说：“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为了说明这个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在这里还讲了唐代大作家柳宗元写的《黔之驴》这个寓言。毛泽东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宠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883页。)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用《西游记》第59回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孙行者就是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以战胜任何兴妖作的孙行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36页。)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西游记》第59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不过是反其道而用之，把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比作孙行者，把我们自己比作铁扇公主。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时，又一次谈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武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客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革命斗争和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在实际工作中，在谈到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时，毛泽东常常是这样不拘一格地与《西游记》相联系，从具体的神话故事中寻求启示。许多的政策和斗争的策略，通过毛泽东的口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或故事来加以阐明，说来引人入胜，道来妙趣横生。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说到这一点，笔者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段小故事。

　　1961年国庆节前夕，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浙江省绍剧团来北京汇报演出根据《西游记》第27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演出。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精彩表演，使毛泽东对这出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演出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始终很有兴致地观看。他时而点头，时而微笑。当演到“天王庙”一场戏时，看到孙悟空被贬，唐僧被白骨精擒住，猪八戒逃走时的蹉步、蹁步、跑跳等夸张动作，毛泽东则捧腹大笑。这出戏先后在北京演出多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曾三次观看演出。看了演出之后，他特意写了一首七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全诗是这样的：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老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唐僧的憎恨，提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看到郭老诗的诗后，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认为郭老对唐僧的看法有些偏激。因此，他于1961年11月17日，也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和诗后，认为毛泽东的诗，气势宏伟，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看问题。他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改正他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于是，于当天又依韵和诗一首，《再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和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看了郭老的这首和诗后，于1月12日，非常高兴地挥笔在郭老这首诗旁边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浙江省绍剧团的主要演员也挨了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绍剧团著名演员的“解放”工作很关心。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南巡到杭州时，第二天，他就向有关方面询问了扮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那个美猴王的情况。毛泽东十分风趣地问道：美猴王现在是不是还压在五行山下?9月5日下午，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后来，绍剧团的著名演员都很快“解放”了。

　　这里，毛泽东把“对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对著名演员的“解放”政策，和《西游记》中的有关故事联系起来，话说得不多，但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字字句句都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五、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读《聊斋志异》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如同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一样，也有多个视角。不同的岁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条件或不同的内在要求，阅读的视角是不同的。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

　　战略和战术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聊斋志异》不是兵书，也不是战略战术的专著，毛泽东怎么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阅读的呢?

　　为了说明毛泽东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里，笔者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在60年代初与何其芳的一次谈话。

　　时间是1961年1月4日上午，地点在中南海毛泽东丰泽园住地的颐年堂。大约在1959年4、5月间，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的需要，提议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编选工作落实到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大概是到这一年的夏天，《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说明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以便引导读者结合实际更好地阅读。序言，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起草好后再送给他看。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毛泽东看了这篇序言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他的住地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毛泽东在与何其芳谈话时说：“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象少了一些。”接着，谈话就转入正题，谈到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笔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说完《妖术》和《宋定伯捉鬼》这两篇故事，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这次谈话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对序言又作了修改。1月16日，何其芳将修改稿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值北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会议间隙，毛泽东又一次审阅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并且在这个修改稿的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亲笔加写了以下一大段话：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O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挎。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除了加写的这一大段话之外，毛泽东对这个序言修改稿还有两处重要的修改。一处是，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增写了：“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序言中原话是这样写的：“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的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看了这段话之后又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句话后来毛泽东又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两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地又一次约见了何其芳。一见面，毛泽东就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说着，他还把他自己添加的上述那一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其他在座的几位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要何其芳再增写几句，讲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129-130页)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本书序言中说：“这里选的不怕鬼的故事，都是着重描写人的勇敢，描写他们对于鬼怪无所畏惧，而且敢于打击它们，因之或许更多地表现了战略上藐视的精神。但其中有些故事也是可以用来说明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密切结合的必要的。《聊斋志异》中描写的许多个妖、狐、鬼的故事，如同《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许多故事一样，既表现了战略上的藐视，又描写了战术上的重视。正如毛泽东所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就拿《妖术》这篇故事来说吧。这个故事里的于公，不相信街上的算卦人说他三天就死的预言，没有受到讹诈。但他回去以后，并不是毫无警惕的。到了第三天，他静坐在屋子里看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便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一个荷戈的“小人”来杀害他，他用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一纸人。接着又一个狰狞如鬼的怪物来了，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一个土偶。后来又来了一个高与檐齐的巨鬼，它一推窗子，墙壁都震动得要倒塌的样子。于公怕房塌被压，就开门出去和它搏斗。因为它会武术，这个巨鬼终于被他打败了，原来是一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器和武术的准备，他不是就会被那个算卦人派来的鬼怪所杀害吗?这个故事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就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人只要不怕鬼，敢于藐视它，敢于打击它，敢于战胜它，鬼就怕人了，鬼就必然要失败。

　　说到毛泽东从战略的视角读《聊斋志异》，还有这样一段历史趣闻：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与会的同志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在讲了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之后说，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他那如同我国历史文化知识库的大脑里立刻又浮现出了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我国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说着，他就很有兴趣地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狂生夜坐”的故事：

　　《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完了这个故事后，又强调说：

　　《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毛泽东还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炮击金门、马祖的实际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泽东风趣的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们哄堂大笑。当时的会议记录上，注明“笑声”二字的就有六处之多。毛泽东认为，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在这次讲话之后的第21天，即5月6日，在与周恩来、陈毅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讲了上述“狂生夜坐”这个故事。在毛泽东看来，对鬼也要讲究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相信，任何鬼都是可以战胜的。

　　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就是这样，他不仅在看故事，而且在看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在阅读过程中，还紧密结合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实际，由与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联想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实斗争的战略战术。既联想到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又联想到中国国内的种种魔鬼残余。他把《聊斋志异》中一个个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50年代，60年代，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之所以那样用心，那样津津有味，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知道，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身边就一直放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办公桌旁还放着《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毛泽东终身爱读《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一直拌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如今，毛泽东已经离去，然而，他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还一直存放在中南海故居里，成为人们永久的纪念。

　　六、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视角读《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记载着我国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众多史学家、文学家等经过长时间的呕心沥血编纂而成的。毛泽东所以对这样一部的宏伟巨著始终充满着浓厚的兴趣，除了史书本身独特的吸引力之外，还有书中记载的著多的内容吸引着他。它是一部史书，又是一部百科全书。毛泽东除了把它当成史书来读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视角，因为视角不同，所以，兴趣就不同，理解就不同，启示就不同，思维方法就不同，收效就不同。显然，从不同的视角去读《二十四史》，这也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个独到之处。

　　《二十四史》虽然不是兵书，但它记载和叙述了许多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内容，历朝、历代许多著名的战争、战役，《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有记述。毛泽东爱读《二十四史》，更爱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记载和描述。《二十四史》不是兵书，可是毛泽东把它当成兵书来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战役和战略、战术的记述，他读得多，划得多，批注也多。

　　我们在服务工作中知道，《二十四史》一书中，凡记述农民运动的文字，毛泽东都有浓厚的兴趣，在阅读中都有圈划和批注。就是起义军作战的路线，毛泽东也字字披览，圈圈点点。例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附有毛泽东亲笔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黄巢与秦宗权合传，在全书之末)，从此可以看出他读《黄巢传》时是多么地用心。毛泽东高度肯定农民起义战争的积极作用，他说，陈涉、吴广的功绩甚至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陈胜字涉)、项藉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同时他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批注，如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类的批语。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披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心潮汹涌，曾写了大段文字，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巨大意义，并指出了这种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性质上的原则区别;同时，又说明其间相同的地方，即：“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级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他认为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在长期的封建时代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且直到今日，仍然蕴涵着要求改变一穷二白、摆脱贫困、追求平等自由的旺盛的革命积极性。农民美好的愿望和革命积极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才能成功地得到发挥。他认为：“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漫长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历史，得出的一个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结论。

　　我们在图书服务工作中还知道，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战略战术思想很为欣赏，曾对李世民“坚壁挫锐”的战略战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与“坚壁挫锐”战术相配合，李世民在战争中还有效地利用了“以弱当强、以强当弱”的战术。明朝冯梦龙编著的《智囊》第22卷《兵智部·制胜》中阐述孙膑的“驷马法”时，引用了唐太宗的自述：“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

　　毛泽东读到此处深有同感，提笔批写：“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毛泽东也因此盛赞李世民：“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在读《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第3页，书中记载：在立皇诸问题上，唐太宗明知李治为人柔弱，思虑不精，缺少雄主的韬略;李恪则“英果类我”，文武兼备，堪当重任。却只因国舅长孙无忌极力保举李治，而放弃了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打算，结果酿成了武则天的专权。毛泽东认为这一祸患的根源应始于立李治为太子。因此毛泽东在《新唐书·李恪传》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无不遗憾地写了批注：“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对李世民既有称颂，也有批评。尽管如此，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还是毛泽东很欣赏的一代雄主。在建立唐王朝和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和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史籍记载：李世民在军事决策上，他首先做到了纵观全局，深谋远虑。绕过河东，先取长安;巩固关中，再伐关东;大胜刘武周;抢占虎牢，一举克双……一次次正确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李世民能够从全局出发，不以暂时的优劣决定进退的思想，而且一旦决策，就能果断执行，贯彻始终。

　　在战术运用上，敌强我弱时李世民善于打持久战。休兵秣马，竖壁挫锐，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兼具连续作战精神。穷追猛打，不给敌军喘息之机。

　　李世民对骑兵的运用也十分精妙。相持阶段，他善于分遣骑兵抄袭敌军后路或切断敌军粮道;决战阶段，他又经常率骑兵迂回到敌后或侧翼，攻其不备;敌军溃败时，他也常运用精骑的高速度追击敌军，扩大战果。

　　李世民经常深入战略要地，勘察敌情。多次遭遇伏击，但他都临危不乱，镇静应对，化险为夷。每次战役中，他都亲自率军冲锋阵前，与士兵同场杀敌。这是李世民用兵的又一可贵之处。对史书上的这些记述，毛泽东读得很细，字字句句，入脑入心。

　　毛泽东称赞李世民是自古以来最能打仗的人，确实是言之有据，名不虚传。

　　毛泽东欣赏李世民，称赞李世民，爱读李世民。不仅对《二十四史》一书中关于李世民的记述，他都一一阅读，一遍又一遍阅读，而且其他史籍如《智囊》等，他也读得很细，批注，圈画满书。

　　读历史，读战争，读战略和战术，把史书当做兵书来读，这是毛泽东读史的又一独到之处。翻开毛泽东读批过的《二十四史》，很多的批注，都是读有关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记载时写下的，如读《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先后写了三条批注，全是关于战争或战略、战术的评论。把史书当兵书读，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还有著名的农民革命运动，等等，大战、小战，战争、战役，战略、战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毛泽东说“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有许多都是用枪、用刀等武器打、杀出来的。《二十四史》中记载的帝王，民族之间的战争斗争，比比皆是，很多很多。毛泽东所以爱读《二十四史》，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缘由。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视角读《二十四史》，常读常新，越读情致越浓。

　　在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还有许多的视角。例如：历史的视角，把《二十四史》当历史来读，这是很自然的;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历朝皇帝治理统治国家，都有各自的政策和策略。这些政策和策略，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经验、有教训，有启示，学习、借鉴这些历史经验，对做好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定会是有益的;选人、用人的视角，干部教育管理的视角，组织工作的视角，借用历史成功做法和经验，建设好当今的干部队伍等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外交的视角，读历史，读外交，妥善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用历史为现实服务，这也是不能缺少的;还有民族统一的视角，民族团结的视角，等等，所有这些视角，都是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常用的。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联系毛泽东的读书实际，我们认识到，书是同一部书，人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视角去读，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效果。在读书过程中，常变换变换视角，常换换方法，这样读起来新颖，读起来有新意，读起来有兴趣，读起来有新的效果。这样读书就会越读越爱读，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想读。这就是毛泽东的读书实践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本文节选自作者撰写的《毛泽东读书十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2023年9月第7次印刷，第334—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