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过时了吗？（统一战线的智慧）

　　阶级斗争过时了吗？时下，反毛和毛主席时代的人，只要看见“阶级”两个字就破口大骂“左棍”，更不要说看见、听到阶级斗争，那就直接骂娘，污蔑为“文革余孽”。他们真的不清楚阶级和阶级斗争过时与否的问题吗？我看不是，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他们只是以这种过激言论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掩盖剥削压迫者的肮脏事实、卑劣行径。

　　阶级和阶级斗争永远不会过时，只要是在阶级社会。只是不同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形式和手段表现不同罢了。否认了阶级斗争，就无法成功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更加抹杀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而倒向资本主义。否认了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就看不清社会现实，就会造成社会思想文化、活动等系统性混乱。

　　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过时，也不能过时，更不应该过时。毛主席正是从中国革命成功实践中向我们一次次证明坚持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阶级斗争指导下，运用团结与斗争之间的辩证法，塑造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密码。

　　1948年3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这份诞生于解放战争关键时期的文件，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成为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理论的经典文献。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论断为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展现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精准与智慧。

　　阶级定位：革命中的“中间势力”

　　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定位极其精准。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他明确将二者纳入“人民大众”范畴，但强调他们不是革命的主体力量。

　　“所谓人民大众”，毛主席写道，“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具体包括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其中“学”指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商”指受迫害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指开明绅士。

　　毛主席对“人民大众”的组成分析：

　　开明绅士被毛主席定义为 “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 。他们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 在1940年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毛主席更早指出：“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

　　纵观革命和建设历史，毛主席始终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原则来实事求是地划分人民大众的阶级组成，促成统一战线，赢得革命和建设最广泛和最根本的力量。

　　抗日战争：团结合作的典范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合作的黄金时期。毛主席当时就敏锐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在陕甘宁边区，毛主席亲自推动了“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开明绅士不仅享有与人民相同的民主权利，还保证了他们在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的位置。 李鼎铭作为米脂著名的爱国绅士，1941年11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成为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

　　毛主席特别强调合作中的真诚相待。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主席工作再繁忙也要接见他，讲国内外形势，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他。 当李鼎铭希望将在国统区的儿子接回延安时，边区政府派人几经周折将其全家接回，令李鼎铭由衷感叹：“共产党真行！真行！”

　　面对与顽固派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应该适可而止。” 这些策略既保持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又维护了党的原则立场。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阶级策略的转变

　　随着革命阶段的变化，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策略也相应调整。在1948年的指示中，他明确指出团结开明绅士的条件已发生变化：“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时期，毛主席采取了务实态度：“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 对于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开明绅士，毛主席特别指出：“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

　　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更是明确了阶级斗争的重要。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一论断最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反修防修做了重要理论指导。

　　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策略灵活性。他始终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了。” 这一判断既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又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政策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如何灵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当代处理复杂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的智慧正是在阶级斗争的生动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