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教员的这篇文章，能解决生活中百分之八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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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选》中有一篇文章我读了很多遍，受益匪浅。

　　无论你想用最短的时间梳理清楚一个领域的知识体系，还是掌握一门高效的工作方法，甚至是初步培养自己的战略思维，教员在这篇文章中展现出来的方法论，都能帮到你。

　　这篇文章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作背景并不复杂。

　　我们都知道，红军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军事路线争论——

　　其中一方以教员为代表，坚持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指挥作战灵活机动，经常以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另一方以博古和李德为代表，坚持外国的成功经验，指挥作战呆板生硬，具体战术则是堡垒对堡垒、硬打硬拼，宁愿损失红军的有生力量，也不愿意损失一寸土地。

　　这两种军事路线的对比很明显。

　　教员领导红军的时候，成功开辟了中央苏区，并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发展的蒸蒸日上。但博古和李德把教员排挤出领导层以后，红军便接连战败，中央苏区完全丢失，全国三十万红军也只剩下三万人，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直到遵义会议，博古和李德被批下台，教员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他代表的军事路线才又一次开始指挥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奠基陕北等一系列胜利。

　　但，遵义会议只是事实上纠正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告诉全党全军，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错在哪里，我们又该坚持怎样的军事路线。

　　鉴于这个原因，教员便在1936年12月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然后到红军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让红大的学员们，把这一正确的军事路线带回各部队。

　　可以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遵义会议的后续，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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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然是讲战争的，但如果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也完全可以把战争两字换成其他专业名词，一点都不影响阅读观感。

　　文中开篇，教员的出发点就与众不同，他没有直接讲战争细节问题，而是重点讲了“战争的规律”——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怎么理解这两句话呢？

　　其实很简单。你想蒸一笼包子，就必须了解火、水、锅的关系，才能生火烧水。了解面和水的关系，才能加水和面。了解肉、菜、面的关系，才能调馅、包包子。了解水蒸气和生包子的关系，才能得到一笼美味的熟包子。

　　而这些关系的组合、逻辑、顺序，就是蒸包子的规律。

　　所以说，理清一件事的各种关系，才有可能了解这件事的规律，了解了这件事的规律，才有可能真正做成这件事。

　　这就是教员一贯坚持的，从大本大源处着手来研究问题。

　　那怎样研究战争的规律呢？

　　四个字，实事求是。

　　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北伐战争的指挥方式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抄。国内外的军事条例可以用，但不能一板一眼的用。

　　用教员的原话说就是：

　　“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同样是蒸包子，北方人口味重，馅里喜欢多加盐，南方人口味淡，可能在馅里加糖或汤。如果南方人照抄北方的配方，肯定觉得齁咸，北方人照抄南方的配方，肯定觉得寡淡无味。

　　所以战争也好，蒸包子也罢，以前的经验和条例都只能是参考，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实践经验。

　　完美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讲清楚战争的规律，教员便顺势推进到下一层，战争的目的。

　　在教员看来，战争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彻底消灭战争，而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

　　毫无疑问，我们进行的就是正义的战争，要以此来拯救中国、拯救人类，把全世界推向新时代。

　　这是教员给“我们的战争”下的定义，直接从根源上解决了“为什么而战”的问题，能最大程度的调动红军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就像你给自己蒸包子、为解决全家人的早餐而蒸包子，和出钱出力并免费给邻居蒸包子，那积极性肯定是不一样的。

　　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说起来简单，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教员仍然没有讲具体的细节问题，而是提出一个概念——任何事都要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任何事都要从更高一个维度去理解。当你懂了全局性的东西，自然就能以此为起点，推演出局部的东西应该怎么做。

　　这种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从更高维度理解问题的思维，便是战略思维。

　　教员认为，战略思维是红军各级干部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唯有军级干部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师级干部理解军级的作战意图，才能给自己的部队制定合理的作战计划，互相配合，共同取得战争的胜利。

　　如果不能用战略思维去理解一场战役，仅凭自己猛打猛冲，一定是会失败的。

　　反过来说，有了战略思维，也不能放弃局部细节。

　　因为全局是由无数个局部组成的，战略胜利是由无数个战役胜利组成的，没有局部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全局的成功，没有战役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战略的胜利。

　　但局部细节千千万万，人的精力有限，每个都管肯定是管不过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抓主要矛盾，专心照顾对全局最具影响、对战略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其他无关紧要的大可以放弃。

　　能做到这一点，胜利就有基本保障了。

　　例如楚汉战争时期，项王屡战屡胜横行中原，但因为他的胜利都是局部胜利，对全局来说无关紧要，所以垓下一次战败就再无翻身的余地。汉王虽然经常被打的灰头土脸，但他坚守荥阳一带，始终不退让半步，最终等到了反攻的时刻。

　　项王就是不会抓主要矛盾，汉王则是抓主要矛盾的高手，非常清楚楚汉争锋的焦点在哪里。

　　正因如此，教员在文中写了两段话——

　　“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培养战略思维和抓主要矛盾，一全局一局部，都在这两句话里了。

　　如果说培养战略思维和抓主要矛盾是纵向的，那么教员接下来要讲的一个概念，便是横向的，即了解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内在的规律，然后用这些规律指导自己的行动。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孙子兵法》里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如果不能清晰的了解自己的情况，也不能全面的了解敌人的情况，仅凭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就去指挥战争，便造成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必然是要失败的。

　　那怎样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呢？

　　很简单，细致的调查。

　　教员说：

　　“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

　　教员指挥作战就是这样的。

　　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兵力少武器差，教员苦思冥想几天都没想到破敌的办法。于是他拉着彭总去敌军必经的白云山，整整转悠了一天，一边看地形一边模拟两军作战，经过反复推演，最终定下“一军团正面在某地迎敌，三军团在某座山后打包抄”的计划。

　　正是这个计划，为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再定下计划以后，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为任何事情在执行的过程中，都可能出现意外，给整件事情造成不确定性，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计划，再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总而言之，你得先干起来，然后在干中学、学中干，直至走向最后的胜利。

　　这，同样是指导战争的规律。

　　写到这里，教员做了一句总结：

　　“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成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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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最重要、对现代人最有参考价值的就是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

　　在教员看来，最重要的应该也是这一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有四万字左右，其中第五章是讲战役战术的，将近两万五千字，前四章讲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共有一万五千字，而第一章就占了七千五百字，是第二、三、四章的字数总和。

　　从这些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教员对战略思维和工作方法论的重视程度。

　　所以在长篇大论的写完第一章以后，教员才开始逐步深入具体的军事领域。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经过十年革命的锻炼，已经事实上拥有了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将来一定可以领导全国各民族各阶级，进行革命战争。

　　这是我们的优势和定位。

　　而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特点——

　　1、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由于帝国主义不统一、中国的统治集团不统一、各地域之间不统一，便让中国革命战争有了辗转腾挪的余地，红军长征就是因此而成功的。

　　2、敌人控制了中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命脉，异常强大。

　　3、革命根据地孤立而分散，经济和文化非常落后，导致红军非常弱小。

　　4、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土地革命，故而能得到四万万农民的援助，红军虽然弱小却是为自己的利益战斗，故而战斗力强大。这两点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持久作战，拥有旺盛的生命力。

　　这是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客观情况的分析，起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便是长期反复的“围剿”和反“围剿”，我们的应对策略则是积极防御、反围剿、战略反攻、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等等等。

　　等到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转变时，红军的力量就会比敌人更加强大，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敌人的“围剿”，反而可以去围剿敌人，彻底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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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篇军事、战争方面的专业文章，但对于我们来说，教员看待战争的视角、分析战争的方法远比文章的内容更重要。

　　其中一个视角方法，便是从大本大源处着手来研究问题。

　　教员在湖南一师时写下的《心之力》，就以“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为起点，梳理人、精神、宇宙的关系。现在梳理战争问题，也是以战争规律为出发点。

　　可以说，教员对事物有极强的判断力，和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强相关的。

　　我们研究问题，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

　　例如研究一个朝代的兴起，就得从前一个朝代的衰败开始。研究一门从未接触过的学科，就得从这门学科的起点开始。研究一个人的现状，就得研究这个人过往的历史。

　　总之，任何事物都是有起源的，它的现状、利弊以及将来的走向，都和它的起源密切相关。明白了它的起源，就能明白它的大致情况。

　　另外一个视角方法，是把要研究的大问题，拆分成比较小的条条块块来研究。

　　教员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便是把革命战争这个大问题，拆分成战争规律、战争目的、战争全局、局部细节、敌我情况、战争特点、战略战术等数十个小问题。

　　当他把一个个小问题都梳理清楚了，那个大问题自然有了答案。

　　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教授，总结出一套“西蒙学习法”，说只要肯下功夫，任何人都能在六个月内掌握任何一门学问。

　　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门学问包含的信息量大约是五万块，如果一分钟学一块，那么一千小时就能学完五万块。以每周学习四十小时计算，学完这门学问差不多就是六个月。

　　你看这套“西蒙学习法”，是不是和教员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很相似？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能把教员研究问题的方法论，转化为大脑中的肌肉记忆，就能随时切入任何一个陌生领域，极大提高工作能力，解决生活中百分之八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