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教员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1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之所以被选为毛选的开篇之作，不是偶然的。

　　这是因为不仅是毛选的前四卷，而且是在教员的整个一生中，他的一切重大决策，大部分都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1925年的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实相当于拉开了一个序幕，在这个序幕中，他将各个阶级当时的情况作了一个分析和交待。

　　自此，中国社会各阶级，摆脱了一般的国民身份的叙事逻辑，而是开始以他们的阶级身份进入历史的视野。

　　后来，他们的阶级关系随着历史进程也不断的发生变化，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诞生了，还有一些阶级复辟了，这就是历史。

　　那么，100年前的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各个阶级是怎样以自己的阶级身份进入历史视野的呢？

　　让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这篇文章中介绍的，1925年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他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到1925年底，毛泽东认为当时党内的绝大多数人，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而且最严重的情况是，不仅党内一般同志没有搞清楚，就连陈独秀本人也完全没有搞清楚。

　　一般党员没搞清楚并不算很严重，但如果作为领袖人物的陈独秀都搞不清楚，那就可能搞错方向，引错路。而事实很快将证明这一点。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经过了一番曲折和变化的，这些曲折和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最早的时候，也就是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认为敌人和朋友分别是谁呢？

　　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的敌人当然就是资产阶级。

　　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最终任务，当然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最早一大的时候，我们制定的纲领，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即认为应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废除私有制。

　　那么无产阶级的朋友呢？

　　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朋友。那时候我们对农民基本没有什么认识，而对于其他阶级的政党或政治力量，如国民党、各种资产阶级工会、以及各地不同的军阀势力，我们认为绝对不能与之建立任何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

　　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随着实践斗争的深入，我们在敌人和朋友的关系的认识上，很快取得重大突破，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这一年里，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组织工会、宣传马列、组织罢工、发展党员等等。

　　但是这些工作一开展起来，立刻就遭到了当时各地军阀的残酷镇压，尤其是罢工。类似于湖南黄爱、庞人铨被这类工人领袖被当地军阀杀头的事各处都有发生，其他血腥驱赶、暴力打压的事就更不用说了。

　　而工人罢工最集中的纺纱、矿山、铁路、船运等几个行业，几乎无一不与当时的帝国资本联系在一起。面对国内工人运动，帝国主义或出钱出枪帮助军阀镇压，或亲自下场镇压。

　　这个时候，大家对于敌人的认识，才具象化了。

　　以前虽然说敌人是资产阶级，但是对买办、军阀、一般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等不同群体的特点，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只是笼统的都把人家都叫资产阶级。

　　但有了一年的实践，敌人的面目变得异常清晰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也是最凶恶、最残忍、最有力量的敌人。

　　同时，对于朋友的认识，也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理由倒也简单，一年的时间让大家都看清楚了自己力量的渺小。经过一年的发展，二大的时候我们也才发展了195名党员，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也完全无法与帝国主义、军阀抗衡。

　　怎么办？

　　要联合，联合一切具有反帝、反军阀可能性的力量，大家一起先把这帮最凶恶的敌人都赶出去，才有可能思考下一步的废除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因此，我们对于革命性质的判断，也发生根本的变化，认为目前还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后来教员的两步走理论，其雏形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

　　要联合，就要找朋友。在找朋友这件事上，苏俄当时也是出了不少力的，先后考察过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后来还尝试过与冯玉祥建立这样的联合。

　　而这个时候的孙中山，遭遇连续的北伐受挫，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被自己视作“嫡系”力量的陈炯明，也背刺了自己。他一度寄希望的英美帝国主义，也纷纷选择各个实力派军阀站队，自己陷入了极大的孤立之中，也迫切的需要找到可靠的盟友。

　　双方都有需求，国共第一次合作就这样在苏俄的牵线下建立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敌人由第一阶段的比较模糊、笼统的资产阶级，变成了具体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而我们的朋友，则从一开始的没什么朋友，变成了与国民党的联合。

　　但很快，事情的发展，使得这种敌人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起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迎来了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敌人的基础上的。

　　这个共同的敌人，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当然，军阀和帝国主义是绑定在一起的。

　　但这里所指的封建军阀，真的就只是指各地掌握着枪杆子的军阀政权，它里面是不包括封建地主的。跟我们历史课本上说的反对封建主义不是一个意思。

　　国民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党内本身就有一大批地主，它当然不可能同意什么没收土地、土地国有之类的方案。但是它又不可能找到“平均地权”之外的任何方案来解决民生问题。

　　你民生问题都不考虑，还谈什么革命呢？

　　但出于共同反帝反军阀的需要，最后在土地问题上搞了一个调和方案，这个方案说的是：

　　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翻译翻译：就是等革命胜利后，国家从地主手里把土地买过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这不妥妥画饼嘛。

　　你不愿意把地主阶级当成敌人，自然也就不可能联合农民阶级成为朋友。

　　这个问题成为后来关于敌人问题上争论最严重的焦点问题。

　　那么，教员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呢？

　　还得从双方一开始合作说起。

　　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党，里面有大地主、大买办，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南方系军阀，官僚等等。

　　所以从一开始，代表国民党内的大地主、大买办、军阀等成分的党员，就激烈反对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们当时被称作国民党右派。

　　但孙中山也看出来了，以往一度依赖各个军阀尝试实现北伐胜利的想法和实践，均已幻灭。因此，他这个时候需要依靠苏联、依靠代表工农群众的年轻共产党人这样的新鲜血液，以便从群众中寻找革命力量的源泉。他后来遗嘱中“唤醒民众”的说法，就是这一观点的延续。

　　孙中山还在的时候，压制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对意见，联合党内其他力量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但即便他还在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在合作中各种反对共产党人的行为就屡屡发生。

　　1924年6月，张继、谢持、邓泽如几人就首先提出了一个《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的加入“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不宜党中有党”。

　　在教员所在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他们找打手破坏基层党部选举、殴打跨党成员邵力子、停发党部经费，甚至把一个宣讲反军阀的共产党员推下楼摔死。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还能压一压，维持住双方的统一战线，孙中山去世后，右派更加肆无忌惮。

　　1925年8月20日，也就是孙中山去世小半年里，在广州大本营，更是直接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事件。而这件事与国民党领导的各个南方系军阀直接相关，因廖仲恺一直反对军阀霸占税收，因此提出要统一财政，改组军队，结果大大损害了派系军阀的利益。

　　廖仲恺被刺三个月后，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几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公开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会议通过一系列反对共产党，要求开除他们党籍，解除苏联顾问职务等决议案。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教员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右派这一部分力量，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革命性，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就是需要被革命的对象，是敌人，而绝不可能是什么朋友。

　　那么国民党左派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作为朋友呢？

　　当时，我们认为国民党左派，他们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

　　那么，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这部分国民党内的政治力量，是否可以看作朋友？

　　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很重要。

　　教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主要受当时两件事的影响。

　　一件事是五卅运动，另一件事就是国民党内曾一度被视作“左派”人物的戴季陶的公开反共。

　　五卅运动是当时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工人运动，是一次全国各地大范围爆发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在这次运动之初，学生、工人、中小商人成为了参与反帝斗争的主力，掀起罢课、罢工、罢市的运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就是这一批人。

　　而民族资产阶级，即当时的一批实业家、民族资本家，起初受到运动的裹挟，也在运动之初参与到联合罢工、罢市中来。

　　但很快，在学生、工人、中小商人还在继续斗争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顶不住了，很快投降，倒向帝国主义和买办们的怀抱。他们还包装成一副拥护革命的样子，说你们先罢着，我先取消，开市以后赚了钱给你们提供罢工资金。当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上海总商会，用的就是这种理由和借口，等他们率先结束罢市后，不但不提供什么资金，还把海外华侨筹集到他们那里，用来支援工人、学生们的资金私下扣押。

　　最终，罢工主力的工人无产阶级，因生活逐渐陷入绝境而被迫结束了罢工。

　　这种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中的那种软弱性，在五卅运动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另一边，一向被视作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则公开从理论上提出了要坚决反共的主张。

　　他在1925年6、7月间，也就是五卅运动期间，先后写了两本小册子公开发表。一本叫《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本叫《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戴季陶通过这两本书及一些文章，系统的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反对国共合作的理论。印刷出版了十余万册，影响颇大。尤其被一部分国民党上层视作正确解释孙中山思想的最高理论。

　　教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一段，就点了戴季陶的名，描绘了这个阶级矛盾惶遽的状态。

　　这个阶级的典型特点，是受帝国主义和军阀欺负的时候，赞成革命；但是一旦他们发现革命有工人和农民参加，这些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分”要求，这种要求打击到他们身上，对他们跃升为大资产阶级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们立刻反对革命。

　　五卅运动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将这一特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政治上的代表，就是戴季陶这一类人。

　　然而，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仅是理论界有代表，国民党军事主官里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代表吗？当然有。几个月后，中山舰事件立刻证明，蒋介石就是“武装界的戴季陶”。

　　也就是说，国民党右派固然是敌人。然而，就是现在被我们视作联合对象、视作朋友的国民党左派，也不可靠。

　　教员有预感，按照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来看，按照戴季陶一类人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一旦革命高潮来临，也就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高潮一来，就必然不可避免的打击到这些所谓的中间阶级。

　　那时，这些现在还被我们视作朋友的左派，必然发生分化，其左翼可能还是我们的朋友，但是类似于戴季陶这样的右翼，就极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

　　这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的结论中说的：“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论断的来源。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教员在第三阶段上，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上的观点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大家只是很笼统的认为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

　　到了第二阶段，这个敌人目标就比较清晰了，具化为帝国主义和军阀；

　　到了第三阶段，在敌人这个问题上，先后经历了国民党右派的弹劾案、上海执行部的破坏和袭扰、廖仲恺先生被刺、西山会议事件等重大事件后，教员已经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国民党右派根本就是帝国买办和军阀们的代表，是革命的对象，是我们的敌人。

　　然而西山会议事件后，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采取的其实是敷衍调和、罚酒三杯的包庇立场。即便是我们这边的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也有人提出了妥协退让的方案，理由是维护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

　　这些现象当然就使得教员非常忧虑，在他看来，妥协退让是不可能换来团结的，反而可能滋长他们反共的气焰。

　　因此，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旗帜鲜明的把国民党右派列为敌人。

　　这也成为陈独秀反对他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地主和农民问题）

　　因为当时还处于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把维护统一战线看得很重，我们自己又处处感觉力量不足，反对人家也不硬气。因此，是否旗帜鲜明地提出国民党右派是敌人这样的观点，就必须仔细斟酌。尤其是还需要与国民党广州政府这边商议关于西山会议派的结论，在商议出结果之前，发表这样的文章，当然就有人觉得不妥。觉得这种观点太激烈，太刺激，容易影响团结。

　　其实，国民党右派的问题还不是最值得担心的，最值得担心的是当时还被视作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中间派，他们很多还以左派的面目出现。

　　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妥协、欺骗的面目和手段暴露的那样明显，曾经以国民党左派面貌出现的戴季陶，立场转变得那样的迅速。而掌握军事力量的武装起来的“戴季陶”有没有？肯定也是有的。很快历史为证明蒋介石就是其中一员。

　　这些人不但掌握着枪杆子，掌握着国民党大部分领导权，而且不像西山会议派那样公开反对。搞不好将来给你来个突然袭击，你怎么办?

　　这种危险是严重存在着的。因此，教员在这篇文章中，才认真分析了这部分力量，指出一旦当他们感受到革命的威胁，感受到工农运动对他们的严重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会怀疑革命。这时候其右翼就会变成敌人。我们必须要提前提防。

　　这种言论和分析，自然也容易被陈独秀看作是刺激国民党，对团结不利的言论了。

　　因此，在敌人和朋友这个问题上，在党内绝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第二阶段的认识上的时候，教员是最先旗帜鲜明的指出不应当同国民党右派妥协，应该旗帜鲜明的指出他们就是敌人。同时又指出，当时最严重和最危险的是，还留在统一战线中的国民党力量，那些被视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会随着工农群众参加革命，而很快走向分化。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而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

　　大家今天看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并不复杂。

　　但在当时不同，在1925年底的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些国共之间的裂痕，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发展、扩大、以至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从时间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北伐还没开始，这时候还是国共合作最密切，最亲密的时候。在这些裂痕的另一面，是蒋介石、汪精卫还积极拥护这种合作，蒋率领的黄埔学生军发展很快，战斗力很强，先后扫平了广东商团的叛乱，两次东征讨伐广东其余军阀势力，为统一广东立下汗马功劳。蒋本人还多次发表拥护共产党，拥护苏联的言论，并出兵支援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那时候很多人还把他视作国民党内坚定的左派力量。

　　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问题上，很多国民党左派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的。

　　而且这个时候，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大家正在积极的为北伐积蓄力量，为扫平北洋军阀作各种准备工作。

　　因此，当国共合作的裂痕出现以后，陈独秀等人就很自然地低估了这种裂痕将来可能演变出来的灾难。同样地，教员的言论在陈独秀看来，自然就太刺激国民党了，是有碍于团结，有碍于国共合作的。

　　然而，关于国民党右派和中间派要分裂的断言，还不是最刺激陈独秀的。

　　最令陈独秀不安，也最令陈独秀反对的观点，是这篇文章中，教员还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旗帜鲜明的列入了敌人的范畴。

　　我们之前说过，当初国共合作的时候，双方都是作了妥协的，这个妥协主要就体现在民生主义的问题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国民党不能接受把地主阶级当做革命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妥协的，双方制定的新三民主义纲领里，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只能在将来由国家出面解决，而不是现在去斗地主。现在的敌人只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地主阶级。

　　国民党那边，则是同意了要在政策方面，在实际组织工人和农民的运动方面，扶助工农。这体现在鼓励工农运动，允许罢工，游行，言论等自由，允许他们争取经济的一部分自由。后来制定的二五减租就是其中一种体现。

　　但现在呢？《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却毫不犹豫的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敌人提了出来，这不但超出了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也超出了国民党一大提出的双方合作的纲领所允许的范畴。

　　同时，如果只是把敌人列出来，还不至于引起国民党方面很大的紧张感，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还把去哪里寻找对付敌人的同盟军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也就是关于到底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不但列出了敌人，以及可能变成敌人的敌人，而且找到了如何对付这些敌人的同盟军——农民。

　　这问题就有点严重了，难怪陈独秀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会认为：这文章写得太刺激国民党了……

　　未完待续

　　下一节，我们再来聊聊这篇文章中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