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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靴:每每离京巡视的背后,是在京遇到阻力……

2022-04-18 08:21:4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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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下半年,视察天津

  当时正值刘青山、张子善贪污问题处理完毕,这两人一个是前任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在任天津地委书记,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

  对于他们两人的处理,党内一直是存有分歧的,有些领导同志认为对待刘张二人不必过于“严厉”、“杀无赦”。

  但是毛主席却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的干部!”

  1953年大年初二,南下巡视

  这次出巡,主席有两个目的:一是探寻农业合作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一是探寻治理长江。

  当时,“五反”运动在全国推进过程中遇到了阻力,某些中层、基层领导和资本家团体阳奉阴违、暗中阻碍五反运动的深度落地,让毛主席十分光火。

  尤其上海这座老牌资本主义城市里的资本家,更是以故意停工、停产、停业对中央进行逼宫,还对全市超过十六万家商户进行煽动,合伙对呛毛主席。

  对此,毛主席表示:“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在商业当中再分为,普通从宽,投机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做到斗而不乱……不能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不能误解从宽政策,失去斗争严肃性,否则会引起群众不满,资本家再行嚣张。在广大上海人民的支持下,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1953年底,去往浙江杭州

  这次去南方,他是着手彻底解决“高岗问题”,尤其是由高岗一案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所浮现的某些人与事。

  需要看到,不久之后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的主持人和全会之后的“高岗问题座谈会”的主持人——是同一个人——且均在毛主席没有参加这两个会的情况下,却不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意见,纵容了会上陈云同志、亚楼同志等人的对高麻子的攻击。

  高岗同志这个人,可以说是“军事上的大家,政治上的孩子”。

  论军事能力,从西北到东北,从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连任三届边区参议会议长)到夺下东三省(林和罗几次被装备一流的国军打得支撑不住,都是高岗同志用后勤稳住局势),并在建国后大搞建设的同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后方为彭老总输血,这是共和国历史数得上号的将才。

  毛主席亲口称赞过:“(陕甘边区)这个地方,就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虽然来陕北五六年了,无论是了解这儿的情况方面,还是在与这个地区的群众联系方面,我都不能与像高这样的同志相比。”

  彭老总更是在抗美援朝战后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一级国旗勋章时说:“这枚勋章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予高岗。”

  但是在生活和政治上,高岗一是作风问题(小资尾巴高高翘),二是格局问题。

  特别是,他严重曲解了毛主席1952年“五马进京”的意图,过分高估自己,以致于最后竟然用自杀来逼宫……这都属于重罪。

  我一直认为高岗“一手好牌打稀烂”,那是因为他连续错过两个“好机会”:

  ① 某些同志对东北富农问题的认识(主张“剥削有理”)引发毛主席不满;

  ② 还有些同志的新税制改革引发了金融混乱。

  这原本都是高岗这个“军派”的机会,结果他却用力过猛,到处拉帮结伙、搞串联,过分高估了自己……

  除了解决高岗问题,1953年底在杭州,毛主席还带领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1954年10月底,去往广州

  那次,他是去审核修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的。

  赴广州和返京途中,毛主席持续地找沿途五省负责同志开会,还亲自找一些农民谈话,对所传农民苦、粮食紧张做实际调查。

  他始知问题仍有,但一般尚好,比去年好得多。

  在这个过程中,主席察觉到一些端倪:说“农民苦”的往往都是一些富农,他们以此来反对统购统销;而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均是拥护中央的统购统销的……

  很显然,富农的背后,有人在指挥他们。

  1955年1月初,离京巡视

  还是上面说的统购统销的问题,根据一些部门和人士反映,统购统销、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商业改造,引起了所谓“各地不满和关系紧张”,甚至有些“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1955年1月2日晚上,主席登上专列,到郑州、徐州、济南、天津巡视一圈,又向河南、安徽、山东、天津市的领导调查。

  结果发现,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农民们事实上是非常拥护统购统销的,是有人在浑水摸鱼、搅动舆论……

  1955年6月,再次视察杭州

  前文的巡视结束后,毛主席回京找到邓子恢做工作,并召开了十五省农村合作化会议,希望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

  但是,这又在北京遇到了抵制……

  当时,浙江是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运动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也是反对毛主席的人的重要抓手。

  为搞清楚那里的情况,毛主席不得不再次离开北京直奔杭州,深入新登县视察了农业合作社。

  在杭州,主席还派身边警卫战士分头回乡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村情况,他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

  离开杭州之后,毛主席又经南昌、长沙、武汉、郑州、保定,继续沿途调查研究,一定要将合作化推进下去、一定要将农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下去。

  1955年11月初,再去杭州

  这次在杭,主席主持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此前他沿途已经在天津、德州、济南、泰安、兖州、徐州、蚌埠、滁州、浦口、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松江一路找干部座谈。

  待文件起草后,他在杭州、天津召集了华东和北方省份的省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农业十七条》

  1955年12月22日,离京南下

  这次离京,毛主席先后经保定、邢台、郑州、武汉、长沙、南昌,一路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当时,党内对他的《农业十七条》存有部分反对声音。

  又到杭州后,毛主席又主持起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返程途中,他经过上海、南京、天津,视察了农村和工厂。

  1956年下半年,离京深入基层

  那年主席直接到基层做群众工作,是为了去各地宣讲他的思想和主张。

  1956年下半年,国际上发生了影响极坏的波匈事件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事端,导致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共高潮,国内也有人遥相呼应。

  毛主席适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主席认为通过争鸣和积极的思想斗争,可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以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但这些思想在党内遇到了很大阻力。

  1957年夏天,北戴河

  毛主席原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放”而不是“收”。

  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党内当时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

  与此同时,急剧变化的客观环境也迫使他改变了初衷:一些过去的统战人士竟然借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建议搞轮流执政……更有人跳出来,公开辱骂共产党,甚至对跟着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进行威胁。

  这种政治上的挑战,不可能不受到政治上的回击,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反右派斗争已不可避免。

  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持续两个多月后,在青岛召开的会议又对反右派斗争做了总结和部署。

  毛主席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需腾出手来抓农业。

  后在北戴河,主席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1957年夏天,南下巡视

  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后去到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调查了解整风、反右派、工农业生产情况与群众情绪。

  他在武汉视察了国棉四厂,观看了职工反击右派的大字报。

  当时,主席一进工厂就被大道两旁的大字报专栏吸引住了,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党能领导一切吗?》,公开叫嚷:“共产党只能领导打仗,只能搞土改,搞农村斗争有一套,搞工业生产不行,还是需要资产阶级来领导。”

  这张大字报毛主席从头到尾看得很细,看完以后高呼一声:“好家伙!”

  他询问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在场的厂领导作了回答。主席又问厂领导你们怕不怕?厂领导回答说:“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怕。”

  主席又问“你们能不能顶得住?”回答说:“我们顶得住!”

  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面前,不要怕,要顶住!”

  1957年12月,去往华东地区

  11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后,毛主席回到北京,但他感到北京的空气“沉闷而华东的空气活跃”,就想到“以地方来促北京”。

  1957年12月8日,毛主席离京,到华东停留将近一个月时间,并在杭州、南宁召开会议,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某些重要领导人。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他用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

  1958年初开始,巡视大江南北

  其时,“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主席和全国农民同志都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但是党内有人不认同“大跃进”的思想,毛主席就利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会间隙,于2月5日到济南做了调查研究。

  济南之后,主席又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1958年3月4日,主席再次乘飞机离京,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会议,传达、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冶金、农业、铁道和化工四部部长参加,各大协作区负责人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到会。

  成都会议后,毛主席又去往武汉召开会议,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省纷纷参加,这实际是成都会议的下半场,也可以说是南宁会议的继续。

  武汉会议后,主席又在广州召开会议,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准备,同时讨论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的跃进问题。

  此时,党内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58年夏天,视察河北河南山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定于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召开,开会前夕,毛主席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

  视察过程中,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要亲眼看一看。

  主席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他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视察结束,毛主席飞抵北戴河,顾不上休息,立刻召集会议,讨论钢铁生产问题。少奇同志、朱老总、林老总、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主管计划及工业工作的富春同志、一波同志、鹤寿同志、尔陆同志,各大协作区主任均参加会议。

  会上,毛主席感到1958年1100万吨钢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受到1957年参观莫斯科大阅兵的鼓舞)。

  于是,主席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再度离京

  北戴河会议后,毛主席又一次决定离开北京,前往湖北、安徽、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视察,查看北戴河会议后钢铁生产的情况。

  巡视途中,主席对治中同志说:“你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我看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1958年10月,连开五次地方会议。

  关于大跃进、浮夸风的“妖风阵阵”,我这两年写过太多了,大多数读者同志应该都有了解了,不在此再做赘述。

  毛主席当时也是觉察到一丝“不对劲”后,决定离京查看一番。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这些会议都只有一个目的:强力纠左,遏止浮夸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到底是毛主席发起来的,也是毛他支持和肯定的——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他老人家也是最先冷静下来。

  在全国大刮“共产风”、大搞“供给制”的情况下,主席提出:“不能鄙视交换,鄙视商品生产,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要坚持和保留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按劳取酬。”

  但是在当时,毛主席这些更接近于实际的声音,被大跃进的狂涛和发热的激情所掩盖,他泼出的冷水和清醒的告诫,已经很难被人们所接受。

  他也不免焦急了,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好的政策与想法被一些人弄坏了,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受到动摇。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在郑州,他力主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要划线,但会上多数人不同意;

  在武汉(八届六中全会),他力主压缩过高的生产指标,钢的指标1800万吨根据不足,要减到1500万吨,但也被与会者拒绝。

  在谈到减任务时,毛主席非常严肃地警告:“如果像这样搞,会死人的!水利任务,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8年大跃进在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上所造成的被动,对毛主席的触动很大。

  他说:“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这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凡是违背客观规则的,就要受挫折。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严重不足,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如不抓,很危险。”

  1959年6月,回到故乡

  1959年6月25日,主席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

  早已有些筋疲力尽的他,在韶山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美诗句。

  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体会他在想些什么,这句诗的意思是什么。

  他是在为7月2日登上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着准备……

  1959年下半年,视察大江南北

  庐山会议之前阳奉阴违的浮夸风挫折和庐山之上某些同志的发难,让毛主席非常愤怒。

  1959年9月9日,主席乘坐专列前往密云水库视察。

  他登上大坝坝顶时,水库工地顿时沸腾了,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王宪同志向主席汇报了密云水库库容情况,并告诉他水库由清华大学等单位负责设计,由组织内部施工,全部设备包括发电机组都是国产的,施工工期在国外需要七八年,而密云水库一年拦洪蓄水,两年完工。

  主席满意地频频点头,感慨地说:“中国人民就应该有这样一股志气,不信神、不怕鬼,打仗要这样,搞建设也要这样。”

  这样的话显然意味深长,社会主义苏联当年能做到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样能做到、甚至要做得更好!

  毛主席当时憋了一口气,下决心要反右倾、鼓干劲、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他深入田间地头,看着牌子上的内容:亩产3000斤。

  “3000斤,真的能收到吗!”主席存有警觉,而庞书记忙纠正说:“1000斤,1000斤。”

  毛主席阴沉着脸,边走边谈“不要做假、不要盲目刮风…”

  他走得有些热,便脱下中山装,看到一块大牌子上写着几类棉花的对比情况,还有一首小诗:“大桃棉,不简单,个个大得像鹅蛋。全国产量要列类,争取主席来看看。”

  他风趣地笑着说:“争取我来,我这不是来了嘛。”

  10月23日,毛主席又从北京出发,途经河北、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等十个省市,于1960年3月26日才返回北京,历时五个月零三天。

  在近半年的外出调查研究活动中,主席可以说是日夜兼程,紧张繁忙。

  其中停车开会、谈话59次(在专列上18次),视察参观工厂、公社、部队7次,研究政治经济学30次,审订《毛选》8次……接见外宾5次。

  这反映出毛主席花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上的时间之多、范围之广、活动频率之高是多么惊人——也反映出当时他对报纸上、对北京传到耳朵里的消息有多么不信任。

  与其听,不如自己去看。

  那次将近半年的出巡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乘火车途经天津、济南、郑州、武昌、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等地视察;其后抵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和各省、市委书记的会议。

  毛主席说:“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工作搞好。”

  1961年10月,忍无可忍再离京

  迅猛刮起的“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一些地方农村甚至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等情况。

  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主席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

  他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说:“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

  1961年10月,他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调研究。

  同时,自己又带着急迫的心情离开北京,在天津、济南、南京,他听取了三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

  三省都谈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

  毛主席也说:“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

  江渭清经过调查向毛主席汇报,现有的基本核算单位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主席则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问题很重要。应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解决社与社,队与队,人与人的平均主义。食堂要划小,办食堂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办事,否则总要垮台。给农民自留地,规定队为基础七年不变,自留地二十年不变。再反复就是你们说的饿、病、逃、荒、死。如果按有些干部的意见,社员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调的东西也不要退赔,生产指挥权也不能下放,那我们就得不到群众,就不能取信于民。”

  此后又上庐山,在山上主席谈到自己的志向:“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邯郸召开座谈会说:“三级所有,基础在队(过去的小队),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

  回到北京,他给有关同志写信说:“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非走此路不可。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之后,中央决定召集全国县委书记来北京开个会,总结这几年的工作教训,即后来所说的“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会前,毛主席又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无锡等地视察。

  他一路感慨良多,说:“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想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里有很多条件,就像你们游泳也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一样。比如,要想游泳,必须一是要有水,不能旱游;二是水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碗里缸里不能游;三是不能在滚开水里游。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

  他还说道:“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

  1962年夏天,北戴河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

  毛主席讲话,谈阶级、形势、两类矛盾、阶层等问题。

  会上,他批评了一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

  1962年下半年,南下巡视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

  当时,主席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

  他说:“人口越报越多,土地越报越少,产量越报越低,灾情越报越大。这种情况改变没有?要依靠农民,引导他们到生产上去想办法,不要引导到分配问题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党、政、军,公社,民兵,都是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能太多,抗战时期就规定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只有五个人:我、恩来、弼时、定一、乔木,只有我有一个秘书。现在省级机关人很多,减人要继续贯彻。”

  主席还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

  他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又说:“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少,要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

  主席最担心的其实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5月15日到6月15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

  7月4日,彭真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

  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

  之后,主席又离京巡视中南、华东,分别在邯郸、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召开山西、河北、陕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省委及一些地委负责人参加的四清工作座谈会。

  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他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主席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1964年夏天,北戴河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退居二线,连“后十条”的修改也不参与。

  他当时准备骑马沿黄河考察——然而与此同时,某些领导同志就跑到华东、中南视察然后回京讲话:“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以后不要强调了。‘两个依靠’,靠不住。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不要经过基层组织。”

  之后,毛主席又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四清”运动。

  在武汉,主席对王任重说:“十五年了,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总结起经验,主张中央有个领导小组,加上各大区书记,来实现计划经济的统一领导。”

  在长沙,主席对湖南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越到中央,越脱离实际,越没有知识。制度不合理,不违反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要顶住。一切正确的东西是下面来的,工人、农民、技术干部、支部书记,我们请教了他们,才有一点知识。正确的东西就是从他们来的嘛。有人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

  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

  这是大幕拉开前的最后一场风雨。

  之前我已写过了。

  推荐阅读1965年,重上井冈山

  

  1966年之后的不写了,写了也发不出来。

  同志们明白我想表达什么就好。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支持领袖,理解领袖,体会领袖,拥护领袖。

  作为群众一员,真真切切地领悟:

  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冬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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