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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每逢佳节倍思亲:毛主席的中秋节

2022-09-11 11:23:0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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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的一天,湖南长沙中学语文教师李淑一拿着一只大信封,快步地走进长沙第二女中初三的教室,激动地对学生讲:“毛主席给我写信了!”

  在学生们的掌声中,李淑一满含激情地朗诵了毛主席赠给她的词《蝶恋花·游仙》(后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主席与李淑一的合影

  李淑一是杨开慧同志同窗好友,她的丈夫柳直荀曾任中共鄂西北特委书记,1932年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惨遭杀害。李淑一因怀念丈夫在1933年写下一首词《菩萨蛮·惊梦》,于1957年初寄给毛主席请他指正。正是这首词,令毛主席“大作读毕,感慨系之”,遂挥笔写下了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回赠。

  发于亲情忆念、凭于神话古典,极具美感的丰富想象,交织出了这篇华彩词作,构成了对友情、亲情、革命情相交融的人生响应。

  古人常以月亮寄托思乡之情、思念之情,犹以中秋月圆之日为最盛,毛主席也不例外。比起“千里共婵娟”的思念之苦,更苦的是天人永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寄托的正是毛主席对妻子杨开慧烈士和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

  时间回到毛主席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的30年前——1927年9月10日的中秋节,毛主席刚刚于前一天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

  团长苏先俊和铜鼓当地的党组织负责人找到了毛主席,“毛委员,开完会我们就到乡下去买点酒肉,过个中秋节!”处于高度紧张忙碌状态的毛主席,才想起这本该是个阖家团圆的日子。但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不用买酒肉,我们也照样过中秋节。今天是工农集合起义的好日子,集合会师就是团结,团结就象征着团圆嘛!”

  而此时刚刚与毛主席告别的杨开慧,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回到板仓开展地下斗争,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策应丈夫的革命。

  虽然因为敌强我弱、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秋收起义受到严重挫折,但是,毛主席领导的这场起义,却是毅然抛弃国民党的旗帜,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对于宣传党的主张、唤起工农千百万,团结起来参加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了中国工农革命的真正起点。

  八一南昌起义打的仍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后成立的政权也还是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虽然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讲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惊世骇俗论述,但1927年8月21日,临时中央作出的决议案仍旧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毛主席通过几天来从武汉到长沙的所见所闻,了解到国民党军队对工农运动的残酷镇压,认识到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便立即向中央写信:“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9月初,毛主席主持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正式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因为毛主席的决策,1927年的这个中秋皓月,注定在中国过去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辉。

  秋收起义爆发后,毛主席兴奋地写下了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按照中央的指示,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城市中心暴动”道路一样,秋收起义原计划也是以攻占长沙为目标。但秋收起义同样遭遇了巨大挫败,在起义发动之后的第五天——1927年的9月14日,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毛主席又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29日,毛主席率领部队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

  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主席毅然决定在农村开辟新的革命阵地,走出了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其后,因为毛主席,被彻底改变的不仅仅是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城市中心”革命道路:

  “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保障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作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作用,提高了人民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官兵一致……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使革命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诞生了一支彻底区别于一切单纯打仗的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主席亲手制定革命纪律,“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局面自此形成,中国革命从此“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场开局就几乎注定了要被扼杀的中国革命,因为毛主席而被彻底拯救。

  有人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幸运”。然而,于毛主席自己而言,他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如果我们认真翻阅毛主席的传记就会发现,毛主席的“幸运”,是从青年时代开始,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总能碰到于他的事业有帮助的人;毛主席的“幸运”还在于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枪林弹雨,却总能幸运地活下来,就在秋收起义的前一天,他才刚刚有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毛主席又从来不是贪生怕死,在陕北毛主席率领200人与胡宗南的20万人周旋之时,最危急的时刻,敌我相距仅300米;即便如此,毛主席却总是害怕对不起“成千成万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的先烈”,“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临到去世,毛主席所挂怀的仍旧是如何使国不变色、党不变修,劳动人民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这样的“幸运”背后,绝不是英雄史观里的“主角光环”,恰恰是毛主席一以贯之的“人民史观”,是“历史合力”在毛主席本人身上的体现。

  毛主席又是不幸的。为了中国革命,毛主席一家牺牲了六位亲人,其中便有他的两个亲弟弟、一生挚爱的妻子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今夜,我们都是毛主席的亲人。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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