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三面红旗万岁！

三面红旗万岁！　　

——参观南街村书面发言

陶   冶　　

纪念领袖诞辰形式新，同志们同车参观南街村。主席塑像前三鞠躬，《东方红》歌声震天云。导师的挥手还没落下，革命战士就该向前进！　　

老主任的介绍如春风，南街村的草木都姓公。干部肯吃亏群众无是非，不用“维稳”社会也安定。福利待遇人人有份，不肖说公平也公平！　　

讲解员的讲解有说服力，图片纪实一点不空虚。只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不用“代表”人民也受益。走社会主义道路莫回头，自然奔向共产主义！　　

大可尊敬的南街村的社员兄弟、姊妹们，必须尊敬的南街村的领导集体的同志们，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的一名普通社员，我向你们致谢了！在这片真正公平、公正、公产、公益的公天下的人民共和国的区区土地上，你们建成了人类真正和谐、和睦、和善、和合的理想小社会，作为一个50年代的老农民，我为你们骄傲，为你们自豪，更为你们自足啊！你们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屈从、不屈膝、不屈辱、不屈服，一如既往地、义无返顾地、一往无前地高举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出自己的“外圆内方”的生存原则和斗争策略，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泽东的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干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在你们这个小天地里实现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一员，我今天分享了你们的果实，感受了人间的美好，看到伟大领袖的毕生努力还留下了不可否认的历史见证，我为老人家庆幸，为全国人民庆幸，为中国共产党庆幸！你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们是无产阶级先锋，你们是社会主义的卫士，你们是反复辟的英雄。我，和我们一行的同志们，为你们叫好，为你们高兴，向你们学习，也向你们致敬！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替代的，伟大领袖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骗、不可欺侮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染变的！因此我要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三面红旗”万岁！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是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是1942年毛主席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一天来到人间的。1957年7月初中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乡务农了，当时不满16岁，就成了高级社的一名“半拉子”社员，跟妇女挣一样的工分，但是妇女是少干两气儿（上、下午）活提前回家做饭的，而我是整天的。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全过程我是经历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为了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各项事业大跃进，全国人民掀起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高潮。工业大干快上了许多项目，为了把钢铁搞上去，实行了土法上马搞“小、土、群”的土洋结合的大炼钢铁的群众生产运动；农业大兴水利建库蓄水，深翻土地改良土壤夺高产支援工业。这是当时发展形势的需要。尽管进程当中有不妥或失当的毛病，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后来掌权人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毛主席顺应了农民群众大联合办大农业的需要把几个相邻的高级社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整体运作，兴建水利设施，把苏联的集体农庄在中国农村用人民公社的形式取代了，达到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不仅要搞农村人民公社，还要发展城市人民公社，随着公共积累的增多，逐渐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设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好设计，是十分正确的。毛主席这样的主张决不是要老百姓永远饿肚子的，让人民受苦受穷跟着共产党“穷过渡”的。所以，我们农民宁肯勒紧裤带、艰苦奋斗，也要死心塌地多打粮食为国家做贡献，根本不考虑个人利益。国家也是许诺了的：等工业发展起来后，要工业反哺农业的。党中央制定了很好的强国富民的政策。由于毛主席的逝世，投降派葬送了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牺牲了2800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致使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而美好的理想也就落空了。农业又回到了建国时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原始时代。这样，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民公社社员又成了为养家糊口的自然生产者，已经改造过来的私心自然也就取代了形成多年的公心。把培养出来的蔚然成风的社会主义觉悟扬弃殆尽，旧社会的所有污浊和落后的东西都得以重生了，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初级阶段”的掩护下，顺顺当当地复辟了封建主义，老百姓迷迷糊糊地又成为了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积累财富的工具和奴隶。　　

我1958年4月份到水库工地推单轮车运土，8月份管理区派我到当地小学做民办教员，我就是人民公社社员了。那一年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学生搞住校化，就跟学生一起吃住，跟学生享受同样待遇，这样我就等于白干活，但是心里照样有奔头。一晃20年过去了，生产单位回归给家庭了，公社就空有其名了，到1984年中央指示人大，一纸令下取消了人民公社恢复了乡村建制，把“三面红旗”中极有生命力的农村政权组织给打入历史垃圾堆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是比现在的领导人还有发言权的。他们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当农民了。40个农民供养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还在农业第一线劳动。可以说是我们农民的血汗把他们培养成材的。没办法，那时候国家缺乏咱们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毛主席要改变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就让农民做贡献嘛。其中也有我父辈和我的份。就是自己上不了大学，同龄人上大学也代表了咱自己。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安心于本职（社员）的工作。后来毛主席发觉高校培养的并不都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家门进校门，再进国家机关门（三门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缺乏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让他们走出象牙塔，走出机关，深入生产第一线，跟工农相结合。现在，是凡干得好的领导干部都是经过这样的成长过程的。　　

我是1959年由民办教员转为公办代课教员，填表的时候在“参加革命”的空格里写上了当时的年月日。一年后转正，成为国家的人了。这样，就等于我在农业战线干了近两年。到1968年，由于个别人心术不正，借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之机，转移斗争大方向，公报私仇（怨恨）使我接受了群众审查，也就是通常说的挨触（触及灵魂）了。因为我不理解固然就不服并与对立面做斗争，被看成反对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的“三反分子”，于是就升级为群众专政对象，使得我跟地富反坏一起被批斗。但是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反，而不是“三反”（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分子。很快我就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回所住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改造10个月。归队后，公社要宣传县“双先会”精神，苦于没有宣传资料，想起了在对我抄家审查时发现了的我写的文艺习作中有剧本，就让我给公社写剧本和演唱材料，带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并参加了全县首届文艺调演。于是，我才有被调入县文化馆工作的机会，从此踏上了文学道路。到1976年我参加了普及大寨县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农村包队一年，带领社员批“唯生产力论”，学习大寨经验，修高标准水平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因为干得好，成果显著，1977年又干一年。到年末本该胜利结束回单位的时候，中央颁发了1978年1号文件，让我们贯彻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小队干部想不通，社员群众也想不通，我们更想不通。原来教育社员以社为家，爱社如家，怎么要把家（生产队）分了自己单干呢？社员哭，我们也心疼，觉得我们不是在干老百姓喜欢的事情，我们对不起供我们饭吃的社员群众。有的骂我们是叛徒，我们心里委屈啊，我们的党怎么了？好歹挨到撤点回到原单位，我觉得我跟社员疏远了，心里愧得慌，尤其是我蹲点的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进城办事时特意到单位看我的时候，我觉得没脸面见他们。我的作为前后不一呀，我是出尔反尔啊，我有什么资格教育人家？我也觉得我背叛了我的出身，背叛了我自己。这个痛苦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呀！我包的生产队10分工能分1块多钱，那就很了不起了，水田多，秋收搭场是用大磙脱粒机，不用人脚蹬，是电动的，社员只管拿着稻捆在大磙后面走一趟把稻粒刮净就行了，一点不累。稻粒扬净了就磨米，社员就把稻米领家去了。一分田单干，机翻地、机耙地都是问题了。不用拖拉机就白买了，用拖拉机谁先谁后就不好排了。尤其是灌水泡地准备插秧的时候，矛盾就突出了。所以，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社员心散了，都得各顾个了。于是，私心大发作，什么集体利益，什么给国家做贡献，全成了空话。　　

因为我下乡工作不仅仅是锻炼自己，具备被提拔的条件，我是要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所以，我觉得当这样的干部是最没意义的，不是起积极作用推动生产力，而是拉倒车，于是，我对长在自己脑袋上的嘴却不能说自己话的官场现象由鄙夷到厌恶，不再奔仕途还是搞文学。我写的农村和农业的题材，在我的作品中占有了一大些，但是苦于写不出歌颂现行政策的小说来；我就转行到县总工会做职工的宣传教育工作。可是不久，工厂也搞厂长承包责任制了，我掌握的素材都不能写，跟当时的政策相抵触。没办法，我就写纪实文章，歌颂工人、歌颂农民。　　

南街村早就吸引了我，可是，我走不脱来不了。一直到退休之后，就是2003年10月初，我来了，是办公室的王主任接待的。因为王宏斌同志出差了，我参观完就去许昌奔长沙了。因为我写的纪实文学《郑培民》在那里发行，心想回来再从许昌下车到这里呆上几天，充分采访后写本书，好好宣传南街村。可是，我在书店碰见了《中国有个南街村》，就买了一本阅读。我看作者写的是属实的，没有夸张。我参观时没看到的，书上也有了。这样，我就觉得没必要再写了。但是，为农民树碑立传的念头我却没有打消。在共和国里，不歌颂工农兵你还歌颂谁？领导干部我已经歌颂了，有谁能超越郑培民？郑培民是我的老乡，是我的校友，活着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写，也不接受我的采访。他不在了，我可以大书特书了。我毫无顾忌地写了60多万字，就是给那些当官发财的“公务员们”提供一面镜子。可是，他们不敢照啊。他们没脸照的，一照就现原形了。我没有军人的生活，工人的生活没有亲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赋予我充分的农民思想认识，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可不是专业作家所谓的“体验生活”所能获得的。我不是体验，我是经历，是亲历，是历练。正是1958年、1968年的两期社员生活和1976年、1977年的两次农村工作队的生活开掘了我的人生，是三年困难时期使我继承了农民的坚韧、勤劳、朴实、敦厚的品格；是大跃进时期的集体化、军事化、革命化培养了我的雷厉风行、说打就捞、不计后果的干练甚至有点儿粗野的工作作风；是文化大革命使我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读懂了人生明了了世态，锤炼了意志锻造了的性格，成了不仅是一往无前，而且愤世嫉俗、敢于牺牲，颇带盲目性的山野匹夫。于是我就写农民，就是人民公社时候的大队书记、陈永贵式的典型、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纪英林。他是吉林省白城市岭下公社的红石岭大队书记、翻身农民。东北是1947年解放的，当时他还是儿童，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合作化时，他所在的白城地区是干旱出名的八百里旱海，土地瘠薄、贫穷落后，十年九不收。他带领青年伙伴打井抗旱搞旱田水浇，夺得了好收成。1957年冬又带领全区青年组成高山老虎打井队在山上打井，1958年春，被认为打不出水的山岗地的石头层里硬是给抠出水来，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好评，1959年便参加了第二次群英会，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一个翻身农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又带领18个青年农民组成了青年高产队，把沙包地存不住水的漏风田改造成了“三保田”，亩产从3、400斤的基础逐年提高，到上《纲要》、过“黄河”。他们收入也逐年增多，吸引了附近的能工巧匠，到他们队落户，一个19户的小队发展成了大队，1964年响应党的号召真心实意学大寨，改土造田，把零星地块改成9块大方田，在全省最早实现了机耕、机播和机收。玉米亩产最早超过千斤（1200斤）过了“长江”，为国家人均贡献吨粮。为了增加收入，单靠粮食生产已经不够了，他们就大搞工、副业和养殖业，种果树建果园、办酒厂和植物油厂、办制鞋厂和羊毛毡厂，到1984年最后一次决算时劳日值（10分工）可达3元6毛5（为了多积累没有照这个数额分）。社员的年收入比公社党委书记还高。几乎个个劳力带手表、家家有“四大件”，大队自己有幼儿园、有小学。红石岭这个独立生产大队被树立为吉林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中央领导视察时是必到必看的。　　

但是省委要贯彻中央精神，这个红石岭大队在分田单干的小生产的一片汪洋中成了孤岛，这在不折不扣认真执行中央规定的省地领导眼里，就成了对抗作用精神的黑石岛，成了他们的心病和负担。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们要研究转变红石岭的对策。可是他们忽略了中央文件里“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灵活字眼，来个一刀切，大搞“一风吹”，硬是把吉林省农业战线的高产红旗给解体了。如果当时的省委能够灵活执行中央指示，给予红石岭大队的生存权，我敢说，红石岭不会比你们南街村差的。你们就是跟着分了，后来归回来了。吉林省消灭红石岭是农业战线的极大的损失，从此再没有可学的先进典型了。你们河南省能把你们南街村保住，真的是给全国的农业做了大贡献。x当权后，又要推行已经被全国人民批臭了的“拉马退社”、“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产阶级路线，但是不敢明说，就创造了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欺骗了农民，其实就是搞单干。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明说，说“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他们心里清清楚楚，就要把全国人民带到“河”对岸，甚至越过太平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全面反攻的号角。可是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不明了，我们的各级干部有些人虽然心里明白，却碍于权势假装糊涂。就这样，在“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诱饵吸引和捉弄下，我们走过了30年。30年不但没能共同富裕，反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才发觉我们都被骗了。财富是有数的，当它进入少数人的腰包后，“后富”怎么能“富”起来？你给先富的人打工，你能撵上他，那不就怪了，所以只能是“富后”，决不是“后富”，他也不能让你后富的。　　

为了记录中国农民60年的奋斗史，反映共和国60年的变迁，我就以红石岭为蓝本，写出了8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皇天后土》，去年向共和国华诞献了礼，今天也带来了4本送给你们图书馆（另有3本送个具体人）。　　

有我这本书，今天又有南街村的实际例子，我自然不用多说了。就是现在中央制定和实行的所谓“惠农”政策也是个自我安慰的托词。按毛主席的安排，工业早该反哺农业了。如果不是政权更迭，在80年代就该开始了。现在想惠农了，30年前的老农民还有了吗？我的父辈，大跃进时正当年，他们所做的贡献是后来人没法比的。他们大干社会主义了，却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待遇。就是他们的后辈，也就我们这代农民，你们看就我这把年纪，还能有多少？就是党给他们个金山，也没有意义了！毛泽东时代就说不能亏了农民，而我们现在还在亏着农民。中国的农民是最好领导的，把农业税免了，他们就高兴了，再给点儿补贴，他们就欣喜若狂了。把人民公社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鸟巢给摧毁了，他们不得不各自飞了，那帮无良教授们还说人民公社解体了，农民获得自由了。我们的国家就是让这帮黑心的知识分子给祸害了。那些个一心想报复毛主席、报复党和人民、报复社会的文革对象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总是觉得自己委屈，自己损失大了，对党和毛主席以及革命群众耿耿于怀，机会一到就翻案，就反把倒算，就疯狂地报复毛主席，毛主席提倡的他们全禁止或放弃了；而毛主席反对或制止的，他们全都允许或放开了。为了排挤工农干部，提出了干部必须知识化，高级领导干部还要专业化，就是不搞革命化。跟我同样是生长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靠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是吃着新中国的奶长大的，是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供养成材的。可是，在这样的所谓“三化”（其实是两化，革命化是虚的，是掩人耳目的）的影响和扶植下，他们翅膀硬了，飞上天空了，可是他们却忘了老百姓，而且竟然背叛了毛主席。因此我在里这要谴责他们；我在这里还要感谢“资改派”们，是他们欺骗了我们，也是他们教育了我们。到南街村我就看见了毛泽东思想的战无不胜，人民公社的蓬勃生命力，三面红旗的不尽光芒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而美好的前景。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搞下去，要搞多次。它不仅是在整治干部队伍，也是全民思想改造的触及灵魂、荡涤腐朽思想的群众运动，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革命接班人的大学校大熔炉，是提高中华民族社会觉悟的最好途径。实现共产主义光有物质的极大丰富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具备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正因为这个，中央才强调“两个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物质的富足和精神道德的贫穷还不如物质的贫穷好一些的，那将会导致这个民族的灭亡的。你看那日本鬼子的“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现在不正是咱们所缺乏的吗？正因为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民族精神，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到了灭顶之灾，但是不仅没有亡国灭种，反倒很快恢复、发展，再度崛起，还走在我们前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深思和反省吗！面对不可回避的现实，面对国内十分艰难、窘迫的，面对国际上十二分严峻、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伟大的人民公社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2010年12月23日　于南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