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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宜回忆主席: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为人民服务啊!

2017-04-16 10:55:46  来源:微信公众号“激流网”  作者:谢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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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静宜,女,1935年出生,河南商丘人。曾任17年的毛泽东机要秘书,历任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198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曾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2017年325日凌晨6时零7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1965年春夏间,谢静宜随毛主席去南方视察。车辆停在一支线时,主席下车观察路旁的庄稼长势。(钱嗣杰摄)

  毛主席自踏上革命征程,几十年如一日,披荆斩棘,勤勤恳恳,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又指引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为我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付出了毕生精力和智慧。不仅如此,毛主席作为人民的领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子女,以及素不相识的普通群众也是充满了深深的爱和关心。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亲身经历了很多事,可以说不胜枚举。

  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

  大约是1965年夏天,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江西,停在一个铁路岔道上。那天上午,主席安排的是请当地领导同志到列车上开会、谈话。列车所停之处,道旁是水沟。在江西,有水即有鱼。主席在车上开会,我们工作人员没什么事,跟主席出差的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贾秋和提议,下水给主席摸鱼吃。于是干部队(警卫队)和我们部分工作人员一齐响应,男同志纷纷脱掉鞋子,挽起裤子下到水沟里摸起鱼来。我和摄影师舒世俊等,站在沟边,一边看热闹,一边帮助他们捡鱼往水桶里放。人欢鱼跳,热闹非常。大伙兴高采烈地说:“今天要给主席改善生活哩!”因人多,工夫不算太长,我们装了大半桶大大小小的鱼,其中还有个别的小红鲤鱼,在水桶里翻腾,大家都为这次的收获而兴奋异常。等主席那边的会开完了,我们也就收摊上了车。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主席那里报信,他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休息。我说:“主席,今天给您改善生活,辣椒炒小鱼。”他问是怎么回事,我就把摸鱼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原以为主席听了会高兴的,没想到他反问道:“鱼活着没有呀?”我答:“都活着呐。”主席说:“谢谢同志们噢,告诉他们,把鱼放掉吧!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我一听很沮丧,就辩解说:“那不是谁家的池塘,要是池塘我们也不会去捞人家的鱼,那是铁道旁边的小水沟,水是下雨积存的。”

  主席听我说完很认真地说:“那虽说不是哪一家哪一户的池塘,可它是江西人民的池塘啊!”在主席的一再坚持下,大伙只好按主席的意见提着水桶把鱼全部放了回去。

  毛主席不吃江西水沟里的鱼,说明老人家仍然牢牢地遵守着红军时代他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民争利,秋毫无犯那一条。

  一张唱片的故事

  有一件事是我惹出来的,终生难忘。那是1961年春天,主席视察武汉之后,他的专列即将向湖南开去。临上车前,我和小胡觉得湖北招待所利用吃饭时放的一张唱片很好听,是梅兰芳先生的唱腔“四平调”。我们几个人都喜欢听这个“四平调”。在招待所时间短,还想在路上再听一听。我就去请示东兴同志,能否先把唱片借走,待专列返回时,再送还。东兴同志听说是借用一下,也就同意了。我们与当地同志说了一声就把唱片带上了列车。开车后,趁主席在餐厅吃饭时,我就放这个唱片给他听,以便松弛一下他的情绪,使大脑暂时得到休息。我说:“主席,这张梅兰芳的唱片是从武汉拿来的。”主席疑惑地说:“不对吧,我们有这个片子,是小张、小田(主席卫士张仙朋、田云毓)他们带来的吧?”我说:“当时咱们走得急,小张、小田忘了带来。这张唱片是我们从武汉拿来的。”听我说到这里,主席马上严肃起来问:“王任重同志还在车上吧?”(一般当地领导同志都要上专列送主席一程再下车)我说:“在呀。”主席接着说:“请汪主任来一下,等王任重同志下车时将这个唱片带回去。”这时,我意识到自己违反了纪律,对主席说:“这事不怪东兴同志,是我们自己想听,要求先借用一下的,是我错了。”主席看我认了错,他微笑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怎么把人家一个唱片拿来了?”我辩解说:“不是拿的,是借的。回来时会还他们的。”主席笑着又给我驳了回来:“唱片这东西,放一次就损耗一次,放久了也就不能用了,还人家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听主席说得有理,无言以对,深感羞愧,只好表示:“以后再不会干这种事了。”主席见我有些难过,反又安慰我道:“没关系,你们不是说是借的吗?现在就还给他们。要是我们没带来,告诉我,我们可以买嘛!”主席还说:“你们要是想听,就再放一遍吧,然后再请他们带走。”我连忙说:“不放了,现在就还给王任重同志吧。”随后,汪东兴来了,主席请他交给王任重,归还主人。

  “我的药谁急需就给谁用”

  记得1973年前后,清华大学四川分校一名女大学生,兰州人,因患肠穿孔,被误诊为感冒,结果腹内已大量浮水,情况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校医院大夫和学校领导同志告诉了我,希望我帮助找到一种对症的特效药。药的名字我现在说不上来了,这药四川那里没有,清华校医院也没有。

  我立即先给305医院打电话,一位负责人接电话后很重视,但找遍整个药房也无此药。我又给卫生部打电话,请他们帮忙,他们也很重视,答应马上去找。过去遇到疑难病人,他们多次帮过忙。过了一阵,仍没回电话,我估计一时还未找到。迫于情况紧急,我不得已给中央警卫团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多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负责主席安全的张耀祠去电话询问,问那里有没有这种药,并提出能否在不影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用药的前提下,拨给我们一些去抢救四川分校这名大学生,若可以,我们立即派车去取。不一会儿,也就是几分钟工夫,张局长给我回了电话说:“小谢,我让他们查了一下,咱们这里有这种药,你们赶快派车来取吧。”我们都高兴极了,立即派校办公室副主任吴生荣和校医院大夫取来药后,直接去机场乘飞机送到了四川成都人民医院,使这位女同学转危为安了。

  由于当时来不及,事后我才将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我说:“老人家,用了您的药,救活了一个病人。”主席当时对我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感到莫名其妙,抬起头来问我:“什么事啊?”于是我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做了汇报。主席认真地听着。当我说到取来药后校医院的大夫已乘飞机送走时,主席打断我的话急忙问:“抢救过来没有?”我说:“药到得还及时,救过来了,听校医院大夫、护士长说,这位学生已转危为安,没问题了。”主席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关心地说:“好!好!这样就好。”然后加重语气说:“什么用了我的药、中央首长的药啊?根本不对,救死扶伤,谁急需,就给谁用。”之后又笑着用一个食指,指着他脚下的地盘,小声对我说:“今后再遇到这种事,还到这里来找药好了。”我和主席都会心地大笑。我说:“当时来不及请示您了,张局长和我也都知道这种事您会百分之百地同意的。”老人家点点头,以微笑赞许了这样的做法。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又去主席那里请示其他工作时,主席又问起这位大学生的健康情况,他还想着这件事。他问:“四川那位学生怎么样了?完全康复了吗?还能继续读书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老人家才放心地说:“好!好!”他微笑着点点头。

  事后,我为这位女大学生高兴。我想要是这位女同学能知道在她病危时,是用了毛主席的药救活了她;毛主席知道后,又一直在关心着她的健康情况,她该多激动啊!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工作纪律,我没有向这个被抢救过来的女学生讲,我也不认识她,也许至今她还不知道。因为主席不让说的事,身边工作人员不能随意传达,就连校医院大夫、护士长也不知道真情啊,只知道是来自中南海的药就是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大学生名叫刘德萍。

  “我就是葛忠仁的领导,我应该帮助他”

  葛忠仁同志,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管理处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50年代,他的母亲--葛奶奶给我们青年忆苦思甜时曾讲过,他们家很穷,解放前带着儿子葛忠仁来北京逃荒要饭。解放后,葛忠仁参加了工作。葛奶奶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良,又极为爱护公共财物的家庭老太太。夜里,只要她发现公共厕所没人亮着灯,她总去关灯。

  大概是1975年,有一天我回家时,葛忠仁的女儿带给我一封信,是她爸爸写给我的,他想见我,同我谈谈。我立即去他家了,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小谢同志,多年来我一直患病,但由于生活不宽裕,不得不坚持工作,比如打扫卫生,扫扫院子之类的事。我怕长期不工作,扣发工资,养不了老母和三个孩子。我妻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工资也不高。所以自己认为能干什么,就坚持干点什么吧。这样,别人还以为我没病,就把我调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小谢,我患有心脏病,又患有脉管炎,我在干校是拄着棍子在菜地里干活、摘辣椒的。后来病重了,只好回北京治疗。可是咱们305医院治不了脉管炎,目前还没治这个病的大夫,只能到别的医院去治。这样一来,医疗费机关不能报销。说我的行政关系‘五七’干校,只能回到那里去报销。自己又没钱,吃不了药。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有时站在红墙根前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北京解放后是您老人家救了俺娘俩,救了俺这苦孩子,今天我又遇到难处了,我是多么想念您老人家啊,多想向您诉说一下我的苦衷……”说到这里他泪如雨下。我安慰他,并答应向领导反映他的困难。

  事后有一次我在向毛主席汇报别的工作时,顺便讲起葛忠仁的情况。主席听我说完,心里很难过,特别是当听到葛忠仁面对红墙泪如雨下时,主席掉泪了。接着他果断地对我说:“像李庆霖一样,我送他300块钱。我就是他的领导啊,我应该帮助他嘛。”并当场交代张玉凤落实这件事。

  我心里很激动。当时向主席反映的目的,并没有想让主席出钱资助。葛忠仁不是直接为主席工作,主席也不认识他,而在他极为困难的时候,主席却说:“我就是他的领导啊!我应该帮助他……”

  3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那时在食堂吃饭每人每月12至15元也算是很不错的伙食了。中药一般也是几角钱一服。更重要的是,一个普普通通工作人员,能够直接得到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精神上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两天后,小张打电话告诉我说,关于主席要给机要局那位同志钱的事,办公厅的一位领导知道了,让小张告诉我,葛忠仁是办公厅的人,他的困难、看病费用,今后一律由办公厅帮助解决,不用主席再出钱了,让我放心。

  虽然事后由中央办公厅出面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件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久久难忘,那就是主席关心人民疾苦的那颗赤诚的心。

  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1970年夏,主席对我说:“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记得1961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李敏、李讷和我都在时,主席也曾对我说过,让我同他的两个女儿交朋友。这次主席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谈谈(当时李讷和广大干部一样,正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这当然是主席对女儿要求严、标准高的感情流露。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主席爱这样拿高干子女跟工农和一般干部子女相比较,总不希望看到他们有优越感和特殊化。事实上,李讷是一个俭朴、好学的人。

  稍停,主席对我谈了李讷要求去农村插队的事。他说:“她现在是在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主席思考片刻继续说:“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助她选个点。你带上李讷一块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

  最后,主席深情地说:“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我深深记下了老人家的殷切期望。我准备动身走时,主席给李讷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先让我看了信,我深为信的内容所感动,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看完后装入信封。护士长吴旭君正欲封上,主席摆了一下手说:“不,不封,就这样敞着。”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表示让李讷知道她父亲对我的委托。果然,李讷也可能是明白了信不封的含义,与我开玩笑地说:“你是爸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啊!”

  在江西省委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李讷到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

  后来,听说李讷病了,我受主席之托,又去江西看望过她。

  她当时正在地里同农民一起砍甘蔗,我去河里给她挑了一担水。河水浅且浑,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但李讷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劳动之外,她还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

  我回来后,对主席谈了李讷的病情。主席说:“她没什么大病,在家时也是常发烧的,一遇到考试,她就拼命一阵子,考试完了就发烧,大病一场,没什么要紧的。”

  我看主席对女儿要求这样严,就说:“主席,李讷还是有病的,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再回去吧!”

  主席说:“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我说:“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

  主席还是不同意,说:“不,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主席对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既疼爱又严格。多久不见,他想念自己的孩子,孩子生病了,他心疼。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老人家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是严格得一丝不苟。

  关于李讷的婚姻问题,主席给了女儿充分的自主权。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李讷在干校、在农村那样一个不大的环境里,选择一个合适的意中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朋友,临走时,我随便问了一句:“李子,年岁不小了,对婚姻考虑过没有?”她说没有。对此事她并不着急,也不愿让母亲干预,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我回京后报告了主席,主席让我转告李讷:“她的婚姻.父母亲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好了:

  1.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2.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3.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伟大政治家彻底的反封建、反世俗的婚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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