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澄：毛主席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批书信读后感

　　舒卷风云之色 吐纳珠玉之声

——毛主席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批书信读后感

　　今年是抗战胜利72周年，可以说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促成的。就在全民族抗战前夕，毛主席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做了大量工作。本文就是品读毛主席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批书信读后感。

　　一、经国大业 不朽盛事

　　当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步步内侵，已成黑云压城之势。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这种现实危机面前，为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民与必欲独占中国为殖民地的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成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已随之下降到了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阶级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为了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在1936年至1937年间创作了一大批书信函电文章，如：

　　1936年5月5日发出《中国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放弃反蒋口号;

　　1936年8月25日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1936年10月26日发出《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诸将领书》;

　　1936年12月1日致信蒋介石，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936年12月下旬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2月28日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

　　所有这些函电声明一再向国民党当局和有关方面提出忠告和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主张。又向国民党的政要、各地实力派代表人物，有关将领、社会贤达、著名人士等发出了30余封信件，并派专使拜谒。有时竟是一日写信三封或四封，可见其建立统一战线之心的迫切。

　　这批可做文坛盛举奇观的书信，是毛主席经国伟划、文韬武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风云，民族的忧患，伟人的才略卓识尽显笔端。这批书信与其它文告、通电一起为实现革命战略的转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读了这批书信之后，最突出的感受可用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句话来表达：“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批书信，正是毛主席的“经国大业”之作，它们为构筑起关系到我们民族存亡，人民祸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批书信，连同这一时期毛主席撰写的各种论著，文件、公告、电文等将永存于世，是长驻于中国革命史与文化史上的一桩“不朽盛事”。

　　这批书信是时代风云急剧变幻中的产物，也是叱咤风云的时代强音。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揭开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的序幕。在“寇深祸急”的情势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已成了全国人民普遍而迫切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代表着全中国人民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把领导中国各阶级奋起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看作自己重大的历史责任。而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抗日民族战争胜败的关键。

　　早在1934年，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保存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使自己早日转移至抗日前线上去，中国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英勇地举行了二万五千里的北上抗日长征。

　　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沿途突破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又克服了内部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危机，历时一年，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根据地。

　　11月，首战直罗镇，全歼乘长征红军立足未稳而前来“围剿”的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实现了把领导全国抗日战争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战略意图。毛主席对此欣喜地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

　　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全面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在12月27日召开的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上，毛主席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详细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变化的特点，进一步讲解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党的战略转变，就必须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

　　他反复强调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党的基本策略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

　　“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均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

　　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起，至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发生在中国革命新时期第一阶段内的许多重大事变，统统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而发生的，也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而演变着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一直紧紧地把握着时代变动的脉搏，倾注全力，用文武两手驾驭着时代变动的列车逐步朝着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目标行驶。

　　对此，毛主席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这样说过：“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个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毛泽东文集》第1卷461页)

　　我们先看看“武”的方面的运用：

　　为了巩固陕甘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积极经营扩展边区，扩大和训练红军，为了振奋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和信心，更为了打通直接开赴抗日前线的通道，于 1936年2月毛主席率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在受到蒋介石、阎锡山的军事阻拦时，为了不消耗抗日力量，争取实现抗日统一战线，东征军在取得重大战果之后于1936年5月5日通电蒋介石国民党而回师陕甘。

　　同年11月，在山城堡全歼不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忠告而前来“围剿”的胡宗南部一个旅，以小施惩诫，从而基本上停止了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为陕甘边区这个指挥全国抗战的大本营赢得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

　　在“文”的方面，更是做了不懈的努力：

　　1935年8月 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1935年 12月27日毛主席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并创作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等20多封函电，它们推动了张、杨部队及西北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推动了各省实力派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

　　正如毛主席在《关于蒋石声明的声明》中所指明的，“西安事变”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以上种种力量及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的影响下发生的。从这些函电中，大致可以看出当时历史形势的风云变化，真可谓：“思入风云变态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以他那玉振金鸣、非同凡响的文字，为后入留下了这一批雄奇瑰丽，风致高标的书信珍品。

　　我国古代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在其巨著《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有谓：“为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

　　毛主席出色地发扬光大了中国这种宝贵文艺传统，并赋之以崭新的时代精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充分发挥了书信的作用，为全民统一抗日局面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文章“纬军国”的作用提高到这种高度与运用到如此广度，是前所未见的。而他自己则成就为“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这危急形势中的撑天栋梁。

　　毛主席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曾有诗明志：“强避桃源做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杨先生九泉之下可以含笑了，他所器重的这名学生，经过多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锤炼，已成长为中华民族藉以兀然而立的“大木”，支撑起了华夏神州立于世界文明的之林。

　　二、志气盘桓　各含殊彩

　　这批书信的艺术特色是极其鲜明的，是具有毛主席所倡导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作品。它们的艺术特色可用《文心雕龙·书记》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志气盘桓，各含殊彩。”下面我们就以“志气”为经，以“殊彩”为纬来领略一下它们的艺术特色。

　　“志气盘桓”是这批书信的共性。与毛主席的其它文章一样，这些书信也表现出一种雄大的气魄。毛主席《讲堂录》曾说过：“作文有法，病在气单。”古人也说过：“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文章最要气盛”(《论文偶记》清·刘大魁)

　　毛主席为人为文，素来崇尚雄奇、气势和奋斗精神。他的这批书信，或陈述民族危难，或辩析道理是非，或督责忠告民贼独夫，或严谴诘难顽劣，或婉言讽劝彷徨者，或尽心尽力于可争取者，或鼓舞声援抗日同道，或献赤诚于素所尊敬的师友，或寄厚望于素所敬慕仰赖的贤明，或慰勉同心共进，或以党的主张诚商于友人。凡此种种多端，无论行文长短，篇篇都洋溢着旺盛感人的志气，并以遒劲的笔力去感染受信人。

　　其文中的气概，雄健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读来令人受到激荡而气壮神旺。而盘桓于文章中的盛大志气，其实质是附丽于现实时代风云而生的时代要求的凝聚，并非脱离现实的不可捉摸的虚无弥漫的“空气”。毛主席很鄙视那种脱离现实的“大议论”。

　　他说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主席读文史古藉批语集>》235页)

　　所以，这些书信中的盛气并不是没有根柢的空穴来风。这批书信中盛气既来源于他早年的立志、练身、游历山川，强健体魄，发奋批判地读书养气，并从古文化中吸收积极刚健的优秀传统。

　　在他早年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自信，“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气势与“天不要怕，鬼不要怕，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的大无畏奋斗精神。然而这种盛气更是由于他此时已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置身于革命洪流，与千百万革命群众共同奋斗于革命实践变革之中。这就使他能够洞察社会矛盾的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汇聚人民群众救亡图存的意志，获得战取无不胜的力量，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和把握时局变动的大趋势而引导达到胜利彼岸的能力。

　　马列主义的陶冶和革命实践的磨练，群众智慧的集中，凝铸成了他那种伟大的襟抱，那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阔气魄。这才是毛主席文章盛气的主要来源。这种盛气表现在文中就是一种高瞻远瞩，洞察全局的气势，既有对民族危机的忧患，又有必胜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既看到国民党当局的误国殃民政策的严重性，又能洞察到国民党内部已凝聚的积极力量；既能析明抗战的艰难困苦，又能指明必胜的条件与前景。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几文中。

　　毛主席书信中的这种志气盘桓，不仅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势垂危，不容箕豆之争》、《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篇幅较大，易于纵横驰骋的书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汪洋如万顷波涛，一泻而下，莫之能塞;即使在一二百字的短简，如致陈公培、杜斌丞、于学忠、宋子文、傅作义、王均、朱绍良、许德珩等书信中，亦有充沛感人的旺气。

　　毛主席在《讲堂录》说过一段论“行文”的话：“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泻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

　　毛主席书信之所以有黄河奔腾入海般不可遏的气势，不正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他所率领的红军的抗日决心和抗日行动具有“百折千回，决不罢休”的气势所致吗?

　　毛主席的这些文章在志气昂扬之中，还常使人感到一股奇崛之气。正如桐城派古文大师刘大魁所说：“气虽盛大，若一片行去，不可谓奇，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论文偶记》)

　　像《致蔡元培》一文就充分表现了这种“时时提起”的奇气。每行文一段便用一句：“先生将何以处此耶?”愈趋愈高，文风激切，充分表达了对这位学界领袖的期望殷情之深切，信的尾处来得更妙：“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好像是一浪紧趋一浪的波涛行至远处，骤然间又洪波一耸，转瞬复归汪洋浩荡之态。十分耐人寻味。

　　再如《致王均》这篇短文，一开头便奇峰一耸，破空而来，竞取直上：“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

　　再如《致朱绍良》一文，开头便道：“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机锋之中饱含幽默，意态的从容，胸襟的浩博溢于言表。

　　几十封信，主题只有一个，而毛主席为文善于度情造势，根据不同的对象而以角度不同的写法出之。便使得各篇“异采纷呈”，读来篇篇有味。这是因为，他的写信其实是在做政治思想工作，要根据对象的思想状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做法。毛主席是非常讲究这方面的艺术的。

　　他说过：“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要就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反对党八股》)

　　这些书信是实践他这个思想的典范。能够这样做的关键在于知人、知情、知事、知矛盾的特殊性，能够对矛盾做出辩证的分析。例如：

　　对蒋介石、阎锡山、王均等思想比较顽固的人，写法主要是晓以大义，抒以大气，语气凌厉高迈，如“凭高视物，君朝万物，鼓万勇士而战之。”(姚鼐《复鲁洁非书》)

　　对已有抗日倾向和抗日行动的人，如傅作义、宋哲元、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写法则以“鼓气”为主，语凋高昂真挚。

　　对于同意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的国民党将领及老朋友、民主人士如高桂滋、冯玉祥、易礼容、许德珩等人则语调转为亲切平和，突出了“辞若对面”的意境。

　　正如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所说：“文之雄健而劲直者，心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对于中共的挚友、伟大的民主战士宋庆龄，语调就更特别的恭俭庄重，表现出一派敬爱之情。

　　毛主席的这批书信在艺术形式上还有一个特点，一般写给个人、朋友的书信多是文字简约通达，有六朝小札般风绰狷洁的风格，如遥天鹤唳，异音忽止。而以中央，红军将领名义共同俱名写给国民党官方的，如《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则具有唐宋古文的典正、博浩醇厚的风格。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极尽汪洋之观。

　　传统书信的写法有两种，一是“全任质素”。即文章不尚藻饰，朴茂峻厚;一是“杂用文绮”即文章中杂用些绮丽的句法。(《文心雕龙·书记》)毛主席的这些文章大多是“全任质素”，有话直说的风格，但是“杂用文绮”这种写法在这批书信中也有突出的例子，如《致邵力子》一信，短短的300宇却联珠缀玉，文采灿然。这里还要着重提及一封信，它是毛主席于1935年12月5日写给杨虎城的。由于未获完璧，不能全文诵读，遗珠坠简，殊憾事也!仅将所获残简附录于此，但尝鼎一脔，可知全味。信曰：

　　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俱有同心;诛戳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泰，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增强前军之力，减少后顾之忧。……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冻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此信语用骈丽，清峻典雅，气调沉雄激壮，是一篇出色的骈体文。周扬同志曾说过：“毛主席的文风是桐城派古文的简洁和《文选》的华丽文采的结合。”(《毛主席文艺思想讨论会文集》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篇骈文就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在《文选》体骈文方面造诣的深厚。但是与那种砌造的华丽的“死骈”不同，这是他发扬了这种文体的特长而成的一种“活骈、新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毛主席很欣赏初唐王勃、骆宾王等人创作的骈文。

　　他说过：“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毛泽东读文史古藉批语集》第10页)

　　他创作的这首“新骈、活骈”清新俊丽，读来满口生香。文中的“重关百二、故国三千”等典故也是从骆宾王的活骈中化来的。

　　华章读罢，掩卷沉思。《左传》有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毛主席在中华民族最危亡时刻，不但以他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奋斗不止的大德，感昭天下，成为全国统一抗战的领袖；又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日寇，立下了千古奇功；更在“立言”方面，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一批不朽的华章。古人三者有其一既可不朽，而伟大的毛主席却三者兼备。在全民抗战胜利72周年和毛主席41周年忌辰到来的日子里捧读鸿文，追思他老人家的大德大功，更使我们感到，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而不朽的民族英雄!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原创】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