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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来意:毛主席的文艺批评以及“所用的尺度”

2021-09-21 15:28:41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耿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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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在回复北京大学学生“冬芬”有关文艺与革命的来信中,对于中国文艺批评界的标准问题,这样说道:

  “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

  任何的文艺批评,都是要有个标准的,也就是说要有一把尺子,不然是没法对文艺作品进行评判的,而选择不同的尺子,所评判的结论的是天壤之别的。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艺的,年纪很小的时候说感慨“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在陕西保安县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时候,他讲话说“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在对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时说“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毛主席重视文艺工作,因此他也非常重视文艺批评工作,他选择的文艺批评的“尺度”是什么呢?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这个问题,他指出徐志摩的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主义,“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这是徐志摩所代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论,毛主席列举了它的一些典型特点:

  “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

  “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

  “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 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方针、目的和方向,他说: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提出了基本的标准,确定了所要选择的“尺度”。他指出: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

  毛主席分析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和地位,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主席还批驳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和错误倾向,例如“人性论”,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例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毛主席指出“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例如“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毛主席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例如“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毛主席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例如“效果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指出“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为革命文艺和文艺批评制定了“中国标准”,这个标准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是划时代的,其意义在于它颠覆过去文艺为压迫者服务的历史铁律,改天换地了,改为受压迫者服务了。

  1944年1月9日,毛主席看了中央党校编排的历史题材平剧《逼上梁山》后,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对他们及演员们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吴起镇演出秧歌《赵富贵》、《张治国》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因为这个战士组织几个人开小差,还在棉衣里缝了不少法币以备逃跑之用,看了秧歌后受到了教育,认识到了错误,所以就交待了。毛主席感触地说: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作家丁玲写的《 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介绍合作社劳动模范的作品,毛主席连夜读完,天都快亮了,他提笔给两位作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 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 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谈到延安整风时,他说:

  “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

  毛主席为文艺工作指明的方向,深刻地影响着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他们纷纷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把自己的感情、思想、意志与工农兵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长为人民的艺术家,创作出一大批反映社会历史激荡的、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象周扬、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周立波、贺绿汀、华君武、穆青、贺敬之、赵树理……一个个名字灿若星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长期存在,在文艺这一条战线上,依然存在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存在着文艺批评“尺度”的问题。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及学术政策问题,他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百共齐放、百家争鸣”中存在的香花与毒草问题的辩证关系,他说: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 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1957年2月16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他指出文艺批评中要坚持又批评又帮助的态度,把人“一脚踢倒”是国民党的作风,要警惕“简单化”,他说:

  “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莺齐飞’。”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矛盾问题,他说:

  “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

  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召集文艺界座谈会,对于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现象,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鲁迅如果在世,“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对文艺批评问题,他说:

  “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眼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他说:

  “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柏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

  1957年3月10日,毛主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针对“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的问题,毛主席拿鲁迅来加以说明,他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 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1958年2月27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周扬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文章谈到毒草已经长出来处,加写:

  “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

  另外,毛主席还加写了建立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内容,他写道:

  “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戴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毛主席多次对文艺战线不反映工农兵的现象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1963年12月12日,他在《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上批示说: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11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他要求在当时开展的“五反”、“四清”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抓理论、抓文艺,他说:

  “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杭州汪庄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谈到文艺工作时,他说:

  “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在其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在毛主席的关心和鼓励之下,一场以劳动人民当主人、让工农兵登上舞台的文艺变革迅速开展起来,毛主席曾评价说:“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但在文艺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导致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的现象。

  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在同江青谈话的时候,对文艺战线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应后、治病救人。”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后来印发政治局讨论,毛主席在批示中说: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

  毛主席提到的“削烂苹果一篇”,来自鲁迅先生杂文集《准风月谈》中的《关于翻译(下)》,说的是鲁迅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面对当时中国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混乱状况,鲁迅指出“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遇到烂苹果,不要一下子抛掉,而是把烂的剜掉,把“可以吃得”的留下来。毛主席对鲁迅的这种态度非常赞赏,有一次眼疾手术,不能看书,他让工作人员读鲁迅的文章给他听,当听到关于剜烂苹果的地方时,连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主席与鲁迅是心灵相通的,“剜烂苹果”是鲁迅的态度,也是毛主席文艺批评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是辩证唯物的,是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对于文艺作品,既不能因为有点烂疤就一古脑地扔掉,又不能毫不作为,让烂疤任由烂下去,毒害了一筐好苹果。

  毛主席的文艺批评以及“所用的尺度”是人民大众的,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他的“让劳动人们当主人”,代表了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有些人意图突破毛主席的这一“尺度”,宣扬起“超阶级的人性论”、“描写黑暗论”等一套套理论来,岂不知这些都是民国时期被鲁迅先生痛打得满地找牙的“落水狗”,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既不是创新,也不是进步,而是鲁迅文章里说的那种“沉渣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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