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委员在闽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结论。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构建有群众基础的上层建筑。
如何赢得群众拥护和支持？这需要方法，需要技巧，需要智慧，也需要时机。
不妨把时间推移到差不多一百年前的大革命时期，细看一下毛委员当年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1929年3月，毛委员，朱军长，一起拉着部队从井冈山向闽西进发，途中发现群众吹吹打打抬轿子敬菩萨，以求获得安宁生活。
得知这个情况后，毛委员就打发宣传员搭台宣传“打土豪，分田地”。
宣传员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在四都小镇上扛着大红旗，唱着革命歌，吹吹打打的敬神队伍第一次见到这个新鲜事，都停下来看热闹，听着听着，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惊呼“这不就是活菩萨吗？”，还有人喊：“有田地了，土豪倒了，我们还抬泥菩萨干嘛？”
革命的道理一宣扬，群众的觉悟就提高了，队伍的规模就壮大了。
1929年4月，毛委员在长汀城住了半个月，这是他在行军途中住得比较长的一次。这段时间，他在干嘛？他天天去老佃农、老工友和老教书先生家串门，开调查会，非常耐心地跟他们讲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政治纲领，一点点打消群众的顾虑，让多数人愿意讲真话，并且敢于指认反动官僚、土豪劣绅和土匪恶霸。
半个月后，毛委员带领军队没收了十余家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动恶霸家的粮食和财产，而对于轻罪的反动人物只派款，不没收财产。长汀的群众纷纷称奇：“毛委员料事真如神，胜过了当年诸葛亮，莫非他有千耳千眼？”毛委员笑称：“哪来的神话，都是调查得来的，群众才是我的耳目。”
毛委员在长汀建立了福建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政权建立后，匪军卢新铭、陈国辉和张贞等人并不甘心，经常派探子收集毛委员的活动情报。有一天，红军抓住了一个探子，直接送到毛委员那里，毛委员问探子为何愿意帮土匪头刺探情报，探子答：“他们给了我一块银元。”毛委员听了，没有让士兵打他，也没有骂他，而是跟他讲清土地革命的道理和红色政权的政策，然后，又发给他二块银元，让他回去好好劳动，不能再当土匪的探子。探子回家后，反复握着两块银元，内心还是不安，害怕土匪抓他再干坏事，于是就拿着银元找到红军要求投奔，愿意跟着红军干革命。
毛委员把一个为敌人探路的探子引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条路比当探子探路更光明。
1929年7月，邓子恢和张鼎丞在闽西上杭县蛟洋文昌阁召开第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邀请毛委员来指导分田地。毛委员刚到，对当地也不是非常了解，也就没办法做指导，于是，他就主张直接召集农民代表先开会，一部分农民主张按劳动力多少分田地，理由是，劳动力越多，土地耕种得越好，另一部分农民主张按人口数多少分土地，保证人多地少的家庭能够摆脱贫困。毛委员根据农民发言情况，与上杭县耕地情况相结合，最后建议采取“计口分田”的方案，他认为，人口多的家庭，即使劳动力不足，也能够想办法克服困难把土地种好，人口多，生活困难，农民一定能发展好生产让自己脱困。方案出台后，区委代表和当地农民都称赞毛委员的工作犹如把明矾溶进了水——清澈见底。
1929年10月，毛委员从上杭到苏家坡，指导闽西特委工作。
他首先到树槐堂，找了一堆农民，大家都搬个小板凳，坐在大树下，然后就问大家：“乡亲们啊，共产党好不好？好在哪里？”
村里的雷伯伯和大家都说：“共产党好，土地平分好，债务取消好，婚姻自由好，消灭土匪好…..”
毛委员又问：“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村民们都说：“样样都好，样样都好。”
毛委员讲：“那不可能的，总有不好的，一个人走路，有上岭，有下岭，有转弯，总是有不足的地方，你们要敢讲出来。”
雷伯伯想了很久之后就讲：“作田人一年干到头，就靠收点谷子，除了生活，还要置办新衣、年货和农具，可奸商囤积粮食，先是一元三斗买进，开春后又一元一斗卖出，贫苦百姓就吃亏了。”
听到这个问题以后，毛委员回去就找闽西特委的干部座谈，他把煤油灯比作组织机关，把小茶怀比作群众，把一支笔比作干部，干部就要把自己看到的群众意见写下来，交给组织机关讨论解决。第二年开春，闽西苏维埃政府就作出了不准抬高粮价的决定。
还是在苏家坡，毛委员发现，解决了分田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当地有句顺口遛：苏家坡，三代盲，石头烧去变灰团。毛委员认为，脱盲工作非常重要，他找来特委干部和部分村民，跟他们商量办一个简易小学，没有教材，毛委员亲自指导特委干部一起编，没有教员，毛委员就和干部一起轮流给孩子们上课，没有笔，就托人从外地带来“公鸡牌”铅笔，在毛委员和大家努力下，苏家坡学龄儿童都进入了简易小学。
毛委员是个教员，这是他第一次亲手帮农民编教材，时间不长，意义重大。
1929年12月中、下旬，毛委员来到古田，为古田会议做进一步准备。
在听进取了很多人的意见后，又参加了多次会议，搜集了大量材料，毛委员把这些材料分类成阶级意识、党的组织、党内教育、废止肉刑等八个专题，准备交与同志分组讨论。
然而，当把材料分下去后，每次讨论会都不积极，与会同志不愿意发言。没办法，毛委员只能找同志们个别谈话，慢慢了解到，相当多的同志仍然受军阀主义影响较深，思想顾虑很大，不敢发言，不敢讲真话，不敢批评上级领导。
为了打消同志们的顾虑，毛委员以红四军四纵队的萧文成为例，阐述了官兵一致的重要性，又以红四军遵守的无产阶级思想启发大家如何分析对错，还指出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及纠正办法。经过动员和鼓励，毛委员提出的八个专题都得到了热烈讨论，许多红军指战员后来都讲：“红四军九大会议开得好，全靠毛委员啊！”
还是在古田，在廖氏宗祠的会场里，毛委员正在讲反对平均主义的报告，特委机关的一位同志身背一个布袋子走了进来，刚准备退出去，又被毛委员叫住了，问他背的是什么东西？
那个同志回答道：“光洋，补助伤病员的。”
毛委员问：“怎么个补法？”
同志答：“每人二元。”
毛委员一听，马上就指着那位同志对大家讲开：“你们看，你们看，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重伤员，轻伤员，通通都是二元，那怎么公平？”
接着，他分析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根源和危害性，要求各位机关同志回去都要改正方法，既要保证公平性，又要提高积极性。
毛委员在闽西时间不长，但给闽西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工作方法，也为当地百姓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后来，在闽西当地流传着一首民歌：金丰山上飞凤凰，凤凰就是共产党，指出革命路一条，捣碎地狱造天堂。
毛委员在闽西的工作，主要就是揪住了两条：一是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一是坚持调查研究，到最底层调查，入户找人调查，带着问题调查，通过调查再解决问题。
写于2022年7月9日星期六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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