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人类从不感谢罗辑”、“人类不配拥有罗辑”的段子在网络上又流传开来，所为何事？那就是抗疫政策掉头背景下某些“清零派”对群众情绪的指责。
当很多保定群众在网络上自诉全家发烧、抗原两条杠的时候，又有一些外地的“共存派”嘲讽道，“不就是正常的感冒症状吗？多喝热水就可以了”，“这样夸张、渲染，想被一辈子封在家里吗？”
这些所谓的“清零派”与“共存派”都把矛头指向了普通群众，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是愚昧的”，“非得跳进火坑才能清醒”，仿佛“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今天，笔者就从“人类从不感谢罗辑”这个话题说起。
罗辑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里的人物，关于这本小说以及罗辑本人的细节本文就不具体展开了，这里只谈笔者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总体而言，刘慈欣与导演姜文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那就是“情感上的左翼，理性上的右翼”（笔者朋友语）。一方面刘慈欣的作品蕴含着强烈的英雄主义式的济世情怀与悲天悯人，如他的《赡养人类》用近乎直白的隐喻表达着对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厌恶，他的《全频带阻塞干扰》等作品又隐含着浓烈的反帝、爱国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又经常刻画群众短视愚昧、而“远见卓识”的精英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多数人的“政”票决而死，这在《三体》和《流浪地球》中表现得都很明显。
《流浪地球》的这种价值取向不仅表现在结局的“坚持真理的人都死了，暴民却活了下来”，更在于牺牲2/3的人以保障人类文明、投票决定谁死的这种近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策竟然能被人类一致通过而推行下来。
而在电影版的《流浪地球》里我们不仅仅看到了对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歌颂，更有对集体主义、群众伟力和愚公精神的歌颂，其价值取向对原版小说几乎是掉了个“个儿”。在读过小说的网友纠结电影《流浪地球》的续集会怎么表现后面“人类叛军”的时候，《流浪地球》2却突然转向讲述“前传”。笔者不知道这样的价值观“翻转”主要是导演郭帆以及其他编剧的因素，还是参与监制的刘慈欣的“醒悟”。
或许正是电影《流浪地球》的这种好评，让很多左翼“小清新”对刘慈欣的所有作品都抱着强烈的好感，当然也包括数年前已经名声大噪却“社会达尔文气息”爆棚、右得不能再右的《三体》。
作为一部完全虚构的科幻小说，刘慈欣自己已经多次讲过《三体》是一场思想实验。既然是实验，实验所用的材料、环境条件都是刘慈欣人为设定的。小说的世界观是极其黑暗的，（如很多人所分析的，这可能与刘慈欣创作《三体》时所供职的国企正面临改制、下岗分流，他以及他周边的人都处于焦虑、迷茫，竞争留岗过程所表现出的种种丛林法则、人性黑暗有关吧）；小说在情节设定上又是极端精英主义的，群众被设定成愚昧、自私、贪图享乐的“群氓”，救世的希望被寄托在少数忍辱负重、有远见的精英身上……罗辑的故事正是基于这样的设定展开的。
在“共存”与“清零”的争论中，“清零派”将自己以及“清零”的执行者与罗辑对号入座，而在此之前则是将罗辑与遭受后世之人诋毁的毛主席进行对应——这样的对应显然是对毛主席和刘慈欣的双向误读。
小说的虚构设定本来就与现实世界无关。即便要强行对应，我们不妨把三体人对地球的进攻，与已经工业化的日本帝国主义对还处于落后农业国地位的中国的侵略进行对比。
《三体》中，“救世”的希望被寄托在作为执剑人（引力波威慑控制者）的罗辑一个人身上，所谓群众其实只需要服从、跟随就行了，遗憾的是，“不知死活”的群众还把罗辑视作“B君”。
而现实世界的抗日战争中，毛主席及他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所作的主要努力就是充分地发动群众，动员起全民的抗日力量；即便是毛主席晚年，也绝不是他拍脑门决定的“社会实验”，也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延续，至于其失败的原因不在于群众不理解，而恰恰在于斗争的复杂性、反复性、长期性，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个对比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看，而应放眼整个世界范围，敌人不仅仅是新生资产阶级，也包括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以及旧势力、旧观念、旧习惯的力量。
将《三体》中的精英主义与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进行强行缝合，这不是很怪异的吗？
顺着“人类从不感谢罗辑”的精英主义逻辑，有些人又搬出“群众跳火坑”的说法，并且罗列出毛主席从秋收起义、井冈山、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的历史，来强行解释“防疫转向”。意思就是毛主席一直是少数派，不被“群众”理解，“群众”一次又一次要跳火坑，然后毛主席被迫一次又一次跟着跳进去，然后在革命事业遭遇巨大挫折时候，觉醒了群众、扭转了乾坤……这样的解读同样是对历史、对毛主席的巨大误读。
或许在“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红军高级领导那里，毛主席是少数派，但在红军基层将领和士兵、在苏区群众那里，毛主席从来都不是少数派，否则仅仅一个“士兵委员会”也不会获得那么多红军将士的支持，取得那么好的效果、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要跳火坑的恰恰不是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而是少数自以为高明的精英；真实的历史斗争过程，恰恰是群众路线、无产阶级民主，同精英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红军高层“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毛主席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充分依靠人民群众……
现实世界中的“罗辑”们真的是按毛主席的做法去做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群众不理解、“愚昧”呢？遗憾的是，如笔者昨天文章所指出的，正是对群众路线的拒斥以及对市场化、资本化的高度依赖，才造成“一刀切”、遥遥无期的封控、以防控之名不让农民下地、核酸公司频频违背职业道德底线、无量商家借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储户天降红码”等等光怪陆离的现象。
“三面红旗”的确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树立的，但被官僚们搞到瞒报产量、共产风、浮夸风这一步，对于这样的做法，用毛主席的话来讲，不反对能行吗？笔者此前三年所经历的暂时的、局部的疫情封控，绝大部分群众都是愿意让渡权利、自我牺牲、充分理解、高度配合的。但有些地方一封就是三个月，小商小贩濒临破产或已经破产，急诊的群众被挡在医院大门之外……群众能没有情绪吗？封一个月还解决不了问题，这本来就不正常了，就得检讨问题出在哪里，并耐心向群众给出值得信服的解释，然后和群众一起迅速进行改进工作、堵住漏洞，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无休止地封下去不是偷懒又是什么呢？所以，罗辑的被反对，恰恰是“罗辑”自己造成的，怎么能反过来怪群众“巨婴”，怪群众“既要、又要”？
对照毛泽东时代的防疫历史，无产阶级群众就是“既要、又要”。例如，本号今年4月份介绍了湖南衡阳上峰公社在上世纪70年代“坚持中西医结合搞预防、抓卫生促生产”的事迹：
上峰公社在上级党委和地方军区医院工作队的帮助下，构建起来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卫生防治网，每个大队有二至四名赤脚医生，生产队有一至二名卫生员；通过生产队夜校等渠道向群众广泛普及卫生知识，上卫生常识课，传授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的知识；开展中草药“四自”群众运动和为革命献方献药运动，既实现了就地取材、发掘土方草药，实行中西药结合，又为生产队创收、增收，壮大了集体经济、巩固发展了合作医疗；根据传染病流行季节，把中草药熬成预防茶，进行预防服药，群众还总结了“季节病提前防，传染病重点防，多发病、常见病全面防”的预防服药规律，夏季用辣蓼草、凤尾草、五指干、银花、龙眼草等预防痢疾，秋季用板蓝根、菊花预防“乙脑”等，有效地保护了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同时还通过大集体的力量为各家各户进行猪牛栏、厕所和炉灶的环境卫生改造，显著降低了蚊蝇的滋生，各种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1974年全社发病率比1968年下降了71%，疟疾、麻疹等传染病没有再发生，有效地保护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发展，“到处呈现出一派卫生为生产，生产讲卫生的革命景象”……
当然，笔者罗列这些具体举措并不是说今天还要完全照搬这些做法，只是试图还原依靠群众路线搞疾病预防工作的历史面貌。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基础上，很多工作原本做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之所以“群防群治”难以复现，根本症结还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防疫本身。所以，毛主席在晚年会讲“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至于这个问题是农民自己要跳火坑吗？就看谁来讲述这段历史……
“人类从不感谢罗辑”，但人民至今仍然怀念毛主席，这是需要罗辑自己去反思的问题。
世纪初，笔者到东北老工业基地做社会调查，工人们最怀念的人是毛主席；笔者老家的大伯是反对毛主席的，只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让他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而在绝大多数翻身得解放的老农民那里，毛主席同样是不容诋毁的……这样的现象并不难解答，对于经历过新旧中国或者了解真实历史的人而言，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阶级立场问题。
知乎上有一个答题：
最高赞的回答是这条：
另一条高赞回答则是：
一个生前生后被全世界的无数精英、无数媒体拼命反对却没有一个私敌的人，为何在他去世的时候，被全世界人民自发地悲痛悼念，以至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也不得不象征性甚至心存敬畏地有所“表示”，哪怕在他离开人间40多年后，思念的河仍旧奔流不息、永不枯竭：
这恐怕是罗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只因为：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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