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在闽西养病的四个月

　　从1929年7月底毛泽东病倒，至1929年11月底他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约计四个月。这四个月里，毛泽东几乎销声匿迹、音讯全无，外界则猜测不一，国民党报纸曾多次发布毛泽东病逝的假消息，共产国际甚至刊发了毛泽东的“讣告”。我们希望通过深挖史料特别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尽量还原毛泽东在此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及其与此后的古田会议有什么样的关联。

　　养病为主，心情逐渐好转

　　事实上，这四个月，毛泽东主要在养病。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了前委书记。经请示红四军前委并得到批准，他于7月上旬以特派员的身份赴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7月20日至7月29日在上杭蛟洋召开。毛泽东原本在五六月间染上当时的流行疾病——疟疾，时好时坏，身体虚弱，会议后期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他的身体经过数年军队的艰难跋涉，弱及不胜风飘，须要长期休养。而休养时没有西药医治”。大家虽很着急却束手无策，其结果是“已入深病”。他先后被送至上杭县的苏家坡、大洋坝及永定县的牛牯扑、湖雷、合溪等地休养治疗。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紧接着朱德于9月下旬在太忠庙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会前毛泽东收到开会通知，他回信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根据许多代表的意见，大会致信于他，望其前来参会并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当时毛泽东的疟疾正在发作，不能骑马或步行，接信后只得坐担架前往，赶到时会已结束。大家见他确实病得很重，身体虚弱，全身浮肿，就让他在上杭临江楼继续养病。

　　其时，毛泽东是10月上旬到永定县合溪。10月10日前后，才被护送到上杭县城，与朱德等人会合。

　　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主力在朱德的率领下从上杭开赴东江。没过几天，10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获悉赣军金汉鼎部一个团正在逼近上杭城，决定特委以及各机关和伤病员，于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全部离城转移。这样，毛泽东随邓子恢率领的特委机关撤出，前往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继续休养。苏家坡位于上杭县大山深处，是由二三十户畲族组成的一个小山村，村庄四周群山环绕，一条小溪穿谷越涧，绕村东去。为安全起见，毛泽东化名姓杨，人称杨先生或杨子任（常被群众误称为杨主任），他于7月底至8月上旬首次在苏家坡住了十多天，这次则待了一个多月，直至返回红四军前委重新主持工作。

　　以上是毛泽东的大致休养经过。在上杭临江楼的十多天很关键，当时从上杭县城的一家西药铺请来一位医生。他查看了病情后诊断道：“得的是疟疾，又泻又烧，持续不愈。时间一长，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便出现浮肿。”于是给毛泽东开了特效药——金鸡纳霜丸，并提出要给病人补充营养。果然，服药后的毛泽东病情明显好转。

　　红四军一举攻占了“铁上杭”，标志着国民党的三省“会剿”被完全打破，毛泽东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前所未有的一片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0月11日，恰逢农历重阳节，想到自己转危为安，看到院中、对面山岗上及田坎上野黄菊花盛开，秋高气爽，他又触景生情填了《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这两首词正是毛泽东病情好转与心情舒畅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后来特别注明：两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毛泽东还开玩笑地对曾志说，看来他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后来在苏家坡的一个月时间里，毛泽东的身体虽仍虚弱，但已经能渐渐独自行走，常到溪边幽径散步。这离不开伴随左右的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帮助。曾志在《回忆与邓子恢同志三度共事》一文中指出，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和体贴，派人寻找好的中、西医为毛主席诊治，托人专程去购买牛奶、白糖，为毛主席补养身体。还为毛主席每天买2斤牛肉炖汤，再炖上一只母鸡。由于精心医疗和邓子恢等同志的精心照料，经过20多天的治疗，毛主席恢复了健康”。

　　当然，也得益于妻子贺子珍的护理及曾志等人的帮助。据曾志回忆，建立红色政权的上杭县买卖公平，人民安居乐业，商贸繁荣、物美价廉。根据医嘱，每天为毛泽东炖一只鸡，烧两斤牛肉，每餐还让他喝一碗牛肉汤。经过20多天的调理，毛泽东身上的浮肿消失了。她们在一个山洞的水里抓过鱼，吃起来味道鲜美；还学着当地人用鱼网到小溪里捞鱼，毛泽东常兴致勃勃在一旁观看。恢复健康后，他就独自步行，路上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开玩笑，摆龙门阵。他还找来了两本英语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当时初中二年级的课本，天天坚持朗读一段课文。

　　恢复期间，毛泽东还注重锻炼身体。据回忆，毛泽东起得很早，经常到溪边的沙地上跑来跑去。当时在毛泽东身边担负照顾他起居生活与传送书信任务的雷时标问道：“杨主任，你打摆子，为什么在这里跑来跑去？”他回答：你不懂，沙里走路，以后爬山会很快。

　　红四军八大召开前，朱德亲自写信请毛泽东来参会；根据八大作出的决议，朱德于会后在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的信上签名，并将此信发出。毛泽东在上杭临江楼养病期间，朱德还经常去看望他。10月18日，朱德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呈信中央：“党内争论问题，自七次大会后，即告结束，虽有少数同志仍留有成见，但正确的指示，大家很诚恳地接受，消除一切成见去对付敌人”，“由于各级干部不健全，陈毅仍未回来，久病的毛泽东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负责同志更觉困难”。可见，朱德已经深深体会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后，自己的压力与艰难，在与毛泽东的书信及多次当面坦率交心沟通后，两人之间的工作分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

　　毛泽东这次病得重、来得急、持续久，在闽西一病四个月。不过，他在等待陈毅从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返回的同时，随着日渐康复，心情也比较舒畅，以充沛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又在重新思考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了。据当时担任保卫任务的红四军第一纵队三连连长的粟裕回忆，毛泽东带病工作，“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在苏家坡时，毛泽东先是住在闽西特委驻地“树槐堂”后厅左侧的二层小阁楼上，因房间很小、人多嘈杂，不久迁到村南一处石灰岩洞，洞深数丈，上覆绿色苍松，下临清溪流水，非常幽静。他很高兴，亲手芟除路上杂草。这个圳背岩洞成为毛泽东休息、读书的场所，如今当地人都把它称为“主席洞”。

　　关注时事，开展调查研究

　　毛泽东深居山林期间，信息闭塞，几乎与世隔绝，故不断让人到各地搜集资料，以便掌握国内外革命动态。据邓子恢回忆，“记得有一次毛主席还批评过我。毛主席要我们随时给他送报纸，要我们去龙岩拿。我们没有及时去拿，毛主席批评我们拖拉，说不看报不知道敌情，怎么领导革命？敌人来到你面前还不知道”。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闽西地方党组织及附近活动的红四军部队，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广泛搜集报纸和情报，并源源不断给毛泽东送去。如在永定县合溪养病期间，他每天向当地邮局借阅各种报刊，从中了解国内外敌人的动态，作为分析形势和制定方针的依据。

　　毛泽东在养病期间仍非常注重体察民情、关心军民疾苦。他把自己的军毯送给没有被子盖的炊事员。有一次，请了四个贫农，抬轿子把生病的毛泽东送到大洋坝去。可结果他没有坐轿子，反倒给轿夫每人两块钱。当问到为什么这样做时，毛泽东说：“两块钱不算多。我是人，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的肩膀要做路来走呢？”当时闽西特委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派人去龙岩买了冰糖和牛奶送给他吃，但毛泽东坚持不要，并根据他的要求次日送到蛟洋红军医院给伤病员吃。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这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也是他的重要工作方式。这一时期时间充裕，所以他不辞辛劳、不失时机地深入群众，甚至带病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对此，在曾志的回忆录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在苏家坡时，毛泽东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每次邀请人数不多，只七八个人，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商人、小贩，有雇农、中农，也有老人、年轻人和妇女。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这样的座谈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像是在唠家常，有说有笑的。毛泽东给大伙提的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大家见他这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也就无拘无束，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有时他们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些问题，毛泽东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能讲出许多道道来并且通俗易懂。

　　他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曾志都在边上旁听，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杂务，毛泽东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

　　苏家坡期间，毛泽东在闲暇之余，喜欢到村子里转悠，找农民聊家常，倾听他们的呼声和要求。一天清晨，毛泽东走进雷选如的家，他家比较穷困。毛泽东询问道，家里几个人吃饭，耕几亩地，共产党的政策如何，特别希望雷选如能指出苏维埃政府存在的工作不足之处。对方提到了粮价的波动问题，背后有地主、奸商把持市场，最终吃亏的是农民。毛泽东表示，这个问题提得好，会尽快想办法解决。当晚就召开闽西特委座谈会，毛泽东介绍了搜集的这个问题，让大家一起想办法。他指出，我们要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要扩大红军队伍，就要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他提出要稳定粮价，禁止粮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为此，闽西特委召开扩大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多种措施，如组织了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购买合作社等，维护了粮价的稳定、有序，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后来在当地流传着一首山歌——《毛委员来到苏家坡》，其中写道：“毛委员来到苏家坡，山欢笑来水唱歌，走访贫农问疾苦，为????穷人来掌舵。”体现了苏家坡百姓对毛泽东将群众之事放在心头、排忧解难的感恩之情。

　　毛泽东很喜欢访贫问苦，同群众接触，与三教九流交朋友，以全方位了解底层社会的方方面面。他通过调查研究的活泼形式，既启发了农民的思想觉悟，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又帮助农民解决了生活上的难题，更为闽西苏区的革命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

　　谆谆教诲，指导闽西开展地方工作

　　从总体上看，随着红四军的两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特别是毛泽东“亲自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并亲笔起草了一批文件，帮助闽西苏区制定了一些法律文件”。7月下旬直接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对闽西的革命工作提出了许多明确要求。这次在闽西养病的长时间里，他在开展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实情的基础上，亦不断对闽西的工作继续提供帮助、出谋划策。

　　毛泽东在永定县合溪养病期间，指导中共合溪区委和永定县委的工作，审阅区委同上级来往的文件、报告，以及发到各乡的指示决定，提出意见或加以修改，直接推动闽西的地方工作。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座谈，掌握革命斗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指导永定县委开展土地革命。在上杭期间，还会见了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谭震林和地方武装的负责同志，对上杭县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明确的指示。鉴于教条主义作风的盛行，毛泽东在苏家坡期间，特别要求闽西特委改进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成立赤卫队，整顿党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如苏家坡就成立了14人组成的赤卫队，配合群众，保卫特委机关，向土豪劣绅进行坚决斗争。

　　毛泽东还帮助特委领导人提高认知水平和领导水平。邓子恢对毛泽东一向十分尊重和敬仰，常常被其就国际国内时局的精辟分析，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抨击，以及改革社会的种种主张所折服。红四军到达闽西之后，他与毛泽东就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道路的科学分析，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精辟见解以及用兵如神的指挥才能，令他非常敬佩。在苏家坡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邓子恢得到许多帮助和教益。

　　据邓子恢回忆，有一次，两人从上杭回到苏家坡特委机关时，毛泽东忽然问他一个问题：“领导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邓子恢一时不知如何说起。毛泽东接着说：“据我看来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任务就在于替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党委，党委根据群众意见加以总结分析作出决定，然后再传达到群众中去。”

　　邓子恢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深刻道理，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因为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没过多久，他在特委会议上，向同志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要求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按照这一精神办事。这对闽西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作风进一步养成有很大帮助，对闽西人民革命斗争的长期坚持也大有裨益。

　　毛泽东带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带动群众节约粮食。一天从石灰岩洞回来打开锅盖吃了炊事员的地瓜叶，他称赞说：“很好吃，以后做些地瓜叶来吃。”当时闽西特委机关是三餐吃干饭。有一次，毛泽东说：这样餐餐吃干饭不行，要带动群众节约粮食，首先特委要带头。他建议，一天吃两餐稀饭行不行？第二天大家开了一个会，根据当地的生活习惯，决定改为两餐干饭，一餐稀饭。毛泽东得知后，也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有改变就算了，但最好放些地瓜一起煮。”

　　由于本地干部大多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毛泽东很关注特委举办的闽西干部训练班。因此，为适应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毛泽东的协助下，闽西特委于10月在苏家坡“鸿玉堂”举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一期是政治军事训练班，一期是农民运动训练班。学制为每期一周，每班学员约20余人，学员都是从闽粤赣各苏区调来的。当被问到学员人数是否太少的时候，毛泽东对大家说：“学员人数不在乎多，开大会不如开座谈会，多人的会不如少人的会，因为人数少的会，大家精神集中都能听懂，一人宣传十人，十人宣传百人，由此类推，大家都会知道。多人的会，就不一定能听懂。”他经常询问训练班的学习情况，并专门给学员结合实际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提高地方党政干部的理论水平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为闽西培养了一批既能带兵打仗又能走群众路线的优秀骨干力量。

　　他还建议闽西特委创办一所平民小学。校址就在“树槐堂”的后厅。白天小孩读书，晚上农民上课，彻底改变了“苏家坡，三代盲，石头烧去变灰团”的落后面貌。课程设有语文、算术、唱歌、劳动四门。开学那天，毛泽东给孩子们讲了一课，启发大家为翻身求解放而努力学好文化。当时没有老师，毛泽东说识字的人都是老师，号召大家一起来当老师。没有书本，就指导特委干部自编自印，内容如“土豪们和劣绅，莫做贪官助虎威，打倒这些土妖精，免得世界压迫人……。”他让特委干部从城里买来一些铅笔、课本等学习用具，分发给读书的这十六七个孩子们，专门请了一位当地稍有文化的青年人给他们上课。直到1933年国民党来了，学校才停办。

　　数月间，闽西革命根据地尽管遭受敌人的不断进攻，但在毛泽东和闽西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军民的不懈奋斗，根据地仍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闽西岩杭永武汀连六县之间，数百里赤色区域，几十万劳苦群众已普遍的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成立县苏四个，区苏五十余个，乡苏四百余个）”，“虽然目前因为反动势力之进攻城市政权不能保守，然而乡村政权则确有坚固的基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在闽西养病的四个月里，为祛除恶性疟疾，大体处于休养、隐居的状态。中央“九月来信”传达后，他又返回了红四军前委主要领导岗位，此时身体已基本痊愈。1929年11月28日，他致信中共中央，写道“我病已好”。同日，又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

　　这四个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大发展时期，也是红四军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阶段，毛泽东却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卧在病榻上的他焦虑之情可想而知。然而面对落选与患病的双重打击，他并没有灰心丧气、消极工作，而是继续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一边与病魔作斗争，一边为闽西的苏区建设、党组织发展，以及探索红四军建党建军、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冷静思考并辛勤工作着。

　　在这四个月里，毛泽东不仅掌握了闽西地方党政军各项建设的一手素材，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在接到中央“九月来信”后结合有关指示精神及此前红四军的经验教训，在短时间内有效筹备并成功召开载入史册的古田会议，使红四军的思想达到高度统一，促使红四军乃至整个红军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孙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汉辉，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古田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