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亮点——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

　　内容提要：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一大“亮点”。它不仅具有深刻的内涵，而且对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乃至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实践意义。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是这一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及其所产生的数量和质量、肯定和否定的相互转化，是事物的“度”或“边”发挥作用的舞台。事物矛盾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度”或“边”及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事物质量互变、肯定否定相互转化催化剂，是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的桥梁和关节点，也是是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发挥作用的基本形式，并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路径、基本方向和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轮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握时机，掌握分寸，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革命和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注意不同发展阶段的衔接及其连续性，反对急躁冒进、右倾保守甚至复辟倒退等不同的倾向性，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事物“边”的理论 唯物主义世界观 唯物辩证法方法论 质量互变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1958年，我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道：“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开始，到七八点结束，这就是‘边’。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就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来说，总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就是说，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一大亮点。它不仅具有深刻的内涵，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乃至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深刻的启迪和重要的理论及实践的意义。由此，在本文，我们就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

　　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毛泽东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过：“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的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在上世纪中期，他又说道：“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他在谈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时说道：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论认精神（意识、观念、主体）为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论认物质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从这个根本问题的相反的回答出发，就生出一切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来。”在谈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时，他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对他事物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就是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永恒运动和变化发展的，从来没有孤立存在和静止不变的事物，而且，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和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并且，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有质的一方面，还有量的一方面。”事物的变化过程，就是不断由量变到质变、既对立又统一的过程。同时，在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也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通过它们相互进行的量的斗争和较量，此消彼长，由肯定到否定、再由新的肯定到新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导致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生生不息、新陈代谢的过程。

　　一部哲学史，不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历史，而且也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相互独立、相互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个对子之间的斗争往往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交织一并进行的。从这两个对子相互斗争的历史来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不是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就是与唯心主义相结合。由于客观世界在本质上不仅是物质的，而且也是永恒变化、不断发展的，并且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在于物质自身，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性，因此，只有对物质世界进行辩证地研究和分析，才能真正地反映它的本来面目，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则歪曲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不能说明物质世界自我运动的源泉，因而，就给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和余地。由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和方法论相互联接和相互交织，因此，毛泽东才下了“一讲哲学，就少不了两个对子”的结论。

　　关于哲学的本质和属性，毛泽东也作了深刻地研究、分析和表述。他认为，哲学，作为人们观察、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在无阶级社会，它是人们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在有阶级社会，它则是一定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它必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质。因此，毛泽东说：“各种哲学学说，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这些人们的意识，又是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因此，毛泽东说：“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阶段都要前进一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我们观察、分析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学习它，消化它，掌握它，精通它，应用它。归根到底一句话，“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

　　毛泽东上述关于哲学史上“两个对子”的概括及其论述充分说明，作为一代哲学巨匠，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由此，也说明，他的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必然既贯穿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也贯穿着科学的而生动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他的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不能是唯心主义，不能是形而上学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而只能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或者只能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因此，我们下面对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的研究，也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起点。

　　理论的基本内涵及核心要意

　　先看这一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毛泽东认为，世界是发展着的物质世界；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也是物质的；哲学上的物质观在于指出物质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就是说的离开人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宇宙的统一性就在它的物质性；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统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统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毛泽东又认为，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的物质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并且物质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空间和时间不能与物质相分离。辩证唯物论首先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同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总之，毛泽东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不断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就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和基本属性，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物质，不是唯心论，就是形而上学或庸俗的进化论。就是说，他的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为基础的。

　　再看这一理论的辩证法前提。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又是运动的，然而，运动的根源和原因在哪里？毛泽东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指导，给我们作了肯定地回答。他认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的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矛盾。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由此而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然而，既然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那么，在物质世界或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长河中，矛盾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毛泽东又作了具体而深入地阐述和回答。他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然而，不同的事物和不同事物的运动形式、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矛盾着的不同方面，其特点又是不同的，各各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正是由于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世界上的事物矛盾的客观而普遍的存在，正是由于世界上的各种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世界和事物发展长河中或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多数矛盾同时或并列存在的情况下，不同的矛盾，有着地位和作用上的差别，从而使我们在工作中处理各种问题时，必须把矛盾区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必须把矛盾着的不同方面区分为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是因为，主要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工作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或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同时还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尤其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如果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变化了，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尤其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通过各种纷繁的现象，看请事物的本质，就能分清事物的主流和支流，分清延安和西安，就能依据事物的不同性质，科学而正确地处理和解决问题。

　　在明确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阐明事物内部矛盾的特点、状况及其结构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论证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是如何作为动力推动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分析和揭示了矛盾的两种属性，即同一性和斗争性。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事物内部的矛盾都包含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对立，无不具有两种属性，即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互相联结或相互合作）有两种含义，即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结、相互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且，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条件不具备，或者遭到破坏，双方就不能相互依存，就不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或者条件不具备，或者条件遭到了破坏，双方就不能相互转化。矛盾的斗争性，就是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首先，统一性和斗争性是任何矛盾都具备的两种属性。统一性离不开斗争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统一性。同样，斗争性也离不开统一性。因为斗争性寓于统一体中，两个互不联系、毫不相干的东西，根本谈不上什么斗争。其次，在矛盾的统一体中，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矛盾存在的前提，斗争性是矛盾两个方面相互转化的条件。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互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源和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认为，事物辩证法的本质就是矛盾法则，就是对立统一法则，也即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着的。它不仅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基本过程、运行机制和基本动力。对立统一规律是作为辩证法的核心发挥作用的，辩证法的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和发展等，都可以从这一规律中予以说明。因此，毛泽东在分析事物的矛盾、矛盾法则也即对立统一规律之后，便以此为前提，在分析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发挥作用的同时，提出他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

　　首先，毛泽东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不仅“有质的一方面，还有量的一方面”。所谓“质”，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决定一事物是这一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从而把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形形色色和千差万别，其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有着自己的特殊的质。所谓“量”，是指事物存在、变化和发展的规模、程度和速度等等。量与质一样，也是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如果这个事物的质发生了变化，这个事物就会转化为别的一种事物。而量的规定性则不同，同类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量，同类事物虽然在量上有所差别，但仍然是性质相同的事物。这是因为，量的变化，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会影响事物的质。

　　其次，毛泽东认为，事物的“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的，二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一定的特殊的质，必具有一定的特殊的量，”而一定的量必然表现一定的特殊的质，“单纯的质和量是没有的，或者是不存在的。”一定事物的之，决定着一定事物的一定量，规定着该事物的量的活动的范围、限界、广度和深度，。事物的量是以它的特殊的质为基础的。同时，事物的质，又是以一定的量为条件，决定着这一事物的量的界限。各种事物的量，都以它的量的界限为前提，如果事物量的变化超出它的限界，事物的质就会发生变化，转化为另外的事物。总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而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都在事物的量的界限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一定事物在质上的量的界限，就是我们常说的“度”，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事物的“边”。如果事物的量的变化，未达到这个“度，或者未及这个“边”，事物就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还具有这个事物的质，就还是这个事物。但是，如果事物的量的变化，达到或超过了这个“度，或者超越了这个“边”，那么，事物的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变成另一个事物或别的事物。这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只要在一定量的界限或者“边”的界限之内，就能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如果量的变化达到甚至超越了这个“度”或“边”，其质的稳定性就受到破坏，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会保持另一个或者别的事物。

　　毛泽东认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会采取两种状态，即相对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特点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因之，就显示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种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事物的运动，“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在这里，毛泽东首先通过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的分析描述了事物运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次，又通过这个过程揭示了事物运动质量互变的原因和动力，即矛盾着的两个因素的相互对立和斗争；揭示了事物运动质量互变的关节点和限界，也即质量互变之间的中介、桥梁和“边”的界限；第三，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和揭示了事物运动中所发生的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和事物矛盾的解决；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而二者之间的“边”，则作为中介或桥梁，既把二者相互区别开来，又使它们相互联结起来，最终使二者在对立中相互转化，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这一过程及其作用机制，使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循环往复、连续不断、以至无穷，形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还提醒我们，在事物的总的量变过程中，还有一个部分质变的问题。他认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示出阶段性来”，由此，就出现了总量变过程的部分质变的情形。因此，毛泽东认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来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之前，一定经过不断地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这就是说，在事物发展的长河中，由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事物总的量变引起总的质变之前，局部的量变也会引起局部质变。与事物总的量变引起总的质变一样，事物的局部量变和局部质变之间，也有一个“关节点”，或者“度”和“边”的限界。没有这个“度”或“边”，在事物总的量变过程中，就不会有部分质变的发生，也就不存在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不去注意事物发展不同阶段的局部量变引起的局部质变，不去注意局部量变的“度”或“边”，不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在事物的发展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由相对静止状态向显著变动状态转化时，就会感到突然和事出所料，就会手忙脚乱。

　　在分析事物质量互变规律以及量变和质变之间的“度”和“边”的限界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分析了发生在事物矛盾量变和质变过程中的肯定和否定方面。他指出：“每一过程对下一过程言是肯定，对上一过程言是否定，对再上一过程言，是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说，在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矛盾中，都包含有肯定和否定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的两个方面。肯定方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的方面，体现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没有事物的肯定方面，就没有事物的质，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否定方面，就是事物的质的相反的方面，它通过对事物的质的否定，促使现存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同样，没有事物的否定方面，就没有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也就没有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事物内部矛盾着的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通过两个方面各自的量的较量、变化和斗争，此消彼长，一旦达到甚至超过一定的“度”或“边”，就会引发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没有事物内部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对立和斗争，没有肯定和否定双方量的较量和斗争，并达到或超越一定的程度或“边”的限界，肯定和否定双方就不能相互转化，就不会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也就没有新陈代谢和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在事物发展的长河中，这种情况通过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的过程，实现事物的永恒运动、不断变化和发展。这种情形，就是人们常说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毛泽东不仅分析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过程，而且还在分析这一规律发生作用所经历的道路、路线和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特点及其总的趋势。他指出：“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整个宇宙发展即无数过程的继续，是向上的、直线的；每一过程内部都是前进与后退交错的、曲线的。”他还说：“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的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毛泽东最后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新的事物便犹然而产生。“不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灭亡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在理论上的归纳及其在实践基础上阐述，或者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从广义来说，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理论；关于对立统一或关于事物的矛盾的理论；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及其所产生的数量和质量、肯定和否定的相互转化的理论；尤其是事物矛盾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度”或“边”的理论。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基础，就谈不上客观存在的事物，就谈不上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没有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就谈不上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法；没有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法，就谈不上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及其关于事物矛盾的理论；没有事物变化、发展过程的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及其关于事物的矛盾的理论，就谈不上事物内部矛盾两个方面因量的发展和较量而产生的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的相互转化，就谈不上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而无论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即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在量上此消彼长的对立和较量，其中都有一个“度”或“边”的问题；而如果没有这个“度”或“边”界线，就失去了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的区别，一事物就永远是这个事物，也就否定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庸俗进化论的境地。从狭义上说，这一理论不仅包括关于事物的质和量、肯定和否定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循环往复、连续不断、永恒运动、辩证发展的路径及其过程的理论；不仅包括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中介、桥梁和“边”的理论；而且，尤其还包括这个“边”在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及其意义的理论。总之，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广义理论和狭义理论，互为前提、互相包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的有机系统。

　　真理性的验证及其实践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所谓真理，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验证一种理论观点，是否具有真理性，或者是否真理，不能凭主观意向而定，而必须把它放到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多次而反复的实践和验证，才能成功。一般来说，凡是与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相符合，或者能够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就具有真理性，或者说，就是真理。否则，你在主观上喊得再响，叫的调门再高，造的声势再大，它也不是真理，也不具有真理的性质。说到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也是如此。我们说它是科学的，具有真理的性质，就是因为它已经和不断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从自然界来看，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整个自然界及其所有的过程，都是一个客观的有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它的各个种类、各个部分、各个层次及其所包含的各个因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中介、相互转化，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内部也都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这些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矛盾运动以及矛盾着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推动着宏观世界、中观世界乃至微观世界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而这些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也都存在着质和量、肯定和否定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和斗争，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再由新质的量变到新质的新的质变，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肯定、又由新的肯定到新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连续不断、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且，在这些循环往复、连续不断、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每一次质量互变、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相互转化，中间都有一个中介、桥梁，也即“度”或“边”的限界及其作用。不通过对这个“度”或“边”的突破，就不会发生事物的质量互变，就不会有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发生，就不会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也就不会有自然界和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更不会有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向着人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连续不断、永恒发展的过程。同时在人类社会的这些不同发展阶段之间，每一次由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向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也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再由新质的量变到新的质变的演进过程，以及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肯定，又由新的肯定到新的否定也即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且，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上述发展阶段的演变之间，都有一个“度”或“边”的界限作为中介和桥梁发挥作用。当某一社会经济形态量的发展达到或超越这个“度”或“边”的界限时，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就灭亡、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就会产生，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就会被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替代。而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又会发生新的量变，最后新的量变达到或超越甚至突破新的“度”或“边”的界限时，也会发生更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并替代这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就是这样新陈代谢，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连续不断、永恒运动、向前发展的。如果没有这个“度”或“边”及其作用，就没有人类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没有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别，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新陈代谢，更没有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变化、演进和发展过程。

　　进一步说，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各个阶段，都有着自己特殊的社会结构，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结构，又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结构、政治制度结构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制度结构。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这些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又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是各个社会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推动着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变化、演进和发展。而在这个复杂的矛盾系统中，每一次矛盾的运动，都表现为矛盾的不同方面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的对立统一和相互斗争。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都有一个“度”或“边”作为中介和桥梁，在质量互变、肯定和否定相互转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没有这个“度”或“边”及其作用，就没有人类社会各个阶级社会的差别，就没有各个阶级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没有由阶级斗争引发的各个阶级之间阶级力量的对比、较量和此消彼长，就没有先进阶级的胜利和腐朽没落阶级的灭亡，也就没有新旧阶级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更替，更谈不上人类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迈进，以实现人类崇高、美好的共同理想。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且这个历史过程，也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依据不同的发展水平，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把它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上世纪80 年代，我们又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之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同，中间也有一个或者几个不同的“度”或“边”的界限。正是这些不同的“度”或“边”，才使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必须注意科学区分和正确把握这些不同的“度”或“边”及其界限，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的目标与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目标有机地衔接起来，既要发扬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坚持不懈，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又要防止急躁情绪，盲目冒进，犯“左”的错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沿着科学而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必须明确，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无论是急躁情绪、盲目冒进，还是右倾保守、停滞不前甚至落后倒退的倾向，都会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重大的、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

　　当今的世界，是风云变幻、险象环生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变动、大改组，是这个世界的突出特点。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一类是美国，第二类是欧洲、日本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第三类是亚非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和尚未独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美国是具有最强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充当世界霸主和世界宪兵的角色；欧洲、日本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也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些国家一方面与美国一起或者联手剥削、压迫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立、目前仍处在发展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和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又受到美国的控制和支配，与美国存有一定的矛盾和隔阂。还在上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运用他的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洞察和分析，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明确指出，美国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以此为依据，为我们制定了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争取或联合第二世界，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集中和共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帝反霸的国际经济政治斗争的战略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而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毛泽东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基础上，统观世界大局，又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经济政治发展大战略，为我们开创了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大好局面。

　　总之，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不仅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运动、变化、演进和发展过程的客观反映，而且也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内含的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作用的客观揭示。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具有不可否认的普遍真理性。

　　历史的经验必须注意

　　由上可知，毛泽东关于事物的“边”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大亮点，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对于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而且对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工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就拿我们建党初期曾经出现的几次路线错误的历史教训来说吧。1921年，在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我党的中央局书记。然而，在他担任我党的主要领导人期间，却执行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放弃了党对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进行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能组织有效地抵抗和反击，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瞿秋白，也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1925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我们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与李维汉一起主持召开我党著名的“八七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我们党内的统治地位，为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的工作中，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结果给党和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李立三，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在1930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执行了一套在全国各地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和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结果也给党和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王明（陈绍禹），是我党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进而夺取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实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达四年之久。结果使我们党的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左右，使数千万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摧残，使我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了几乎100%，给我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上述我党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其原因甚至主要原因，就是在实践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在理论上陷入了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主义的境地。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来看，他脱离了当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实际，抹杀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差别，抹杀了中国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差别，也即毛泽东提出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之间、两个性质不同的政党之间的“边”的界线限，结果导致了阶级阵线的混乱，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革命的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丧失警惕，采取了阶级投降主义的政策，以致在国民党当局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先后背叛革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突然袭击之时，手忙脚乱，一筹末展，最终以我党进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以李立三、瞿秋白乃至王明博古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来看，他们脱离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实际，尤其是脱离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背景、前提、性质、对象上的差别，不明白俄国十月革命面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我国革命面临的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俄国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我国革命的对象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俄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我国进行的则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种革命在背景、前提性质和对象等方面均有着明显的差别和“边”界线，而他们则不顾甚至抹杀这些差别和“边”的界线，反而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为依据，以学习俄国经验为借口，照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妄图毕其功于一役，这就不能不在具体实践上犯主观主义错误，在理论上犯教条主义错误，在哲学方法论上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再从我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来看。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则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就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但是，这两个革命过程又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就是中国革命过程的连续性。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有着明显的“边”界。而从中国革命过程的连续性来看，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果无视二者之间的差别即“边”的限界，而求毕其功于一役，就会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如果把二者之间的差别绝对化，把其中的“边”当作不可逾越的界限 ，或者采取单纯追求量的积累的布哈林“乌龟爬行”式的战略措施，不求进取，就会错失良机，犯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因此，在处理我国革命过程发展的阶段性和革命发展的连续性的关系时，必须认真对待、准确把握、科学处理两种革命的差别和“边”的界线，既要注意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又要注意革命发展的连续性，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的阶段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避免“左”和“右”的错误的发生。

　　提起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定，莫过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在我国出现的在改革和发展上急于求成、盲目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教训了。当时，我国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久，还面临着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但是，我们党内有一些人，只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不看我们在许多方面还相当落后的客观事实，就一度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盲目认为，我们已经通过艰苦努力，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热情奔放，精神振奋，正在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的大厦添砖加瓦，形势一片大好。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应该马不停蹄，不失时机，加快步伐，创造条件，争取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便掀起了进一步改革的浪潮。在生产方式上，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取消价值规律，生产经营的基层组织规模不适当地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小社”并“大社”，开始成立以乡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后来有些地方竟合并为以县为单位的“县联社”；在生产关系上，以村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以乡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所有制经济，后来，竟然成为以县为单位的所谓“全民所有制”经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全县范围内统一调配，收入分配实行“供给制”，甚至“一平二调”，按需分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这些变革，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困难。毛泽东较早发现了这些问题，接连发出了三次《党内通信》，向全党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并组织了由党内有关同志参加的读书小组，系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由苏联社科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学习，边联系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些具有科学真理性的见解和论断。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阶段的进行，具有特别的警示和实践意义。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大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然而，尽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这种“急于求成”和“盲目过渡”的问题多次提出批评、纠正和指示，但由于这种倾向惯性的作用，直到1961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才得到全面纠正。然而，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我们为纠正前一时期“急于求成”或“盲目过渡”“左”的倾向，落实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同时时，又出现了一种右的倾向，主要是在农村，一些省市和地区实行了“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政策。一时间，农民已经养成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很快由小生产和私有心理所代替，从而给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给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威胁。但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及时发现，实行了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础、生产资料归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制度，不仅很快纠正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右的倾向，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迎来了上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仔想来，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挫折，虽然有着各个方面的原因，但有一点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定及其各个阶段之间“边”的界限问题。就是说，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边”，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也有一个“边”。同时，我们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样，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包括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之间，也有一个“边”。由于我们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而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同阶段之间的“边”界限，因之，才犯了给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盲动和“急躁”冒进的错误。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发现和很快纠正农村的“单干风”，便不可能避免这种倾向给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这些教训，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严重的，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谈到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其中也有一个“边”问题。大家知道，，现阶段，我们的生产关系结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为主体、多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个体小生产的自劳自得的小私有制生产关系）并存的特点。与此相适应，我们的经济制度也具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特点，其中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之间、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与个体小私有制生产关系之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个体小私有制生产关系之间都有一个“边”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个体小私有制度之间、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与自劳自得的的个体经济之间也有一个“边”的问题。因此，我们党和国家为保证我国的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制定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针。同时，由于收入分配关系及其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而且十分关键的作用，于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确规定，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关系及其经济制度，在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经济制度结构中应处于主体的地位。如是，在我国的收入分配关系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结构中，也有一个“边”的问题。从上面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个“边”，就是在上述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中，谁为主体的问题。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中，如果忽视、模糊或者轻视了这个“边”，以致使“主体”这个“边”发生了变化，不仅会使我国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的性质发生变化，而且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会使我国的上层建筑结构（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同时， 又由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会反过来促使经济基础的加速变化。这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就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进，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包括我们的党和国家性质的变化。我们对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所作的上述分析，决不是耸人听闻，因为已有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先例在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党的十八大尤其是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党非常严厉地警告，在坚持“两个主体问题上必须毫不动摇。”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而尤其是与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从历史到如今，如何辨别和区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也有一个“边”的问题。关于这个“边”，列宁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受到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有些人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毛泽东也曾多次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依据列宁和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边”，就在于：第一，以时代变迁为理由，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第二，打着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旗号，主张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变革和修正；第三，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量变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依据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边”的界限的论述，我们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表演的。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在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也曾标榜自己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所谓革命友谊，然而在马克思逝世而尤其是恩格斯逝世不久，便跳出来，以时代变迁为借口，大谈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公然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否认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否定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否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否定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的社会；在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的严厉驳斥和批判以后，又攻击和污蔑当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是“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为自己攻击、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叛卖行为辩护，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了弯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重大损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以后，也以时代变迁、与时俱进为借口，公然否定在国内客观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大搞私有化和自由化，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制度；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推行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老子党自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关系上，挖空心思，拼凑一套“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取消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执行一套投降主义路线；结果使国内的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阶级结构和整个上层建筑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在国际上，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和解体，加强了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节节败退，一步一步走向低潮，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及其严重的挫折和失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的挫折和失败告诉我们，要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顺畅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必须能够辨别和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而要能够辨别和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认真学习和弄通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把握真假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边”界；而要准确把握真假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边”的界限，就必须认真学习、弄通和掌握毛泽东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

　　可以说，正是毛泽东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才教会了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充分认识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发展的理论，并且明确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是我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正是毛泽东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才使我们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依据，以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法则为前提，研究、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懂得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注意区分其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懂得了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基本原理；正是毛泽东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才使我们认识到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对立和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通过量的较量和斗争，此消彼长，导致事物由量变到质变、再新质的量的变化到新质的变化，由肯定到否定、再由新的肯定到新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从而导致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形上升的新陈代谢过程。并且，正是由于毛泽东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才教会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握时机，掌握分寸，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革命和建设同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矛盾，并且注意不同发展阶段的衔接及其连续性，既反对急躁冒进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反对右倾保守甚至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奋发努力，创造条件，不失时机，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推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朝着人类崇高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不断迈进。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关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边”的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轮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深化改革，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不断推向前进。

　　【文/张作云，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