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一个历史笑话——评《生万物》的哑谜（上）

　　【作者按】2025年8月24日，看完了《生万物》36集，写下了这篇观后感。文章分上中下三集登出，这是文章的上集。

　　一、人性

　　《生万物》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旧中国农村生活状态的电视剧，也是一部很有争议的电视剧。央视8频道首播结束后的第二天，导演刘家成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创作谈：

　　——“没有真实，年代剧就没有意义。……观众之所以感觉人物形象鲜活，就是因为我们努力做到每个人物都有原型，不做扭曲化、脸谱化的艺术处理——真实的人物总是最有感染力的。”[注1]

　　刘导在《人民日报》发文，这是否意味着官媒的态度？不妄议。即便如此，也依然挡不住旗帜鲜明的分歧。

　　刘家成先生自信地说：“我将继续沿着突破自我的路走下去，坚持回归土地、回归人性，回归艺术本真”[注2]。人性是《生万物》的戏眼，也是观众分歧的焦点。我就从人性的分歧开始讨论。

　　右边的看官认为，《生万物》之所以可信，就在于它没有把旧中国的地主和农民脸谱化，而是真实地演绎了人性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左边的看官则认为，《生万物》所谓的真实，其实是用抽象的人性来遮蔽真实的社会关系，企图掩盖旧中国农民与地主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如此而已。

　　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右边的看法，不少人投了赞成票。一位朋友看了《生万物》后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简单的好人或坏人，现实中的人既是天使又是恶魔。这就是真实的人性。”

　　不奇怪，右边的看官一定会给《生万物》的人性投赞成票。但我也注意到，投赞成票的，未必都是站在右边的人。

　　什么是“人性”（即“人的规定性”）？

　　刘少奇把人性概括为：“动物性和理性”。少奇同志的意思是说，人性是二重的，既有自然属性（动物性），又有社会属性（理性）。毛主席表示反对，由此引发了毛主席与刘少奇在人性上的分歧。

　　毛主席一再强调，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他老人家说：

　　——“（人性）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注3]

　　那么马克思怎么看待人性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人的本质”，即人的根本规定性，也就是人性。所谓“社会关系”，通俗地说，就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地位。所谓“总和”，就是加总、合计的意思。

　　毛主席把人性概括为“只有一种特性——社会性”，完全符合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性。人性的外在表现是多元的（所谓“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但人性的根本规定却只能是一元的（即毛主席说的“社会性”）。

　　右边的看官说“人性是多重的和复杂的”——甚至也有不少左边的看官，也跟着这样说。这话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人性，总是呈现出“既是天使又是恶魔”的样态来。

　　然而，我说“并非全无道理”，也只是说“在现象层面有道理”。因为所谓“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仅仅意味着人性的表现是多重和复杂的，却颠覆不了马克思对人性的定性。

　　很遗憾，《生万物》的编导和演员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人性论”？

　　作为主流电视剧，《生万物》闭口不谈唯物史观人性论，却大力宣扬唯心史观人性论。这在历史唯心主义盛行的今天，并不让我感到意外。

　　我好奇的是，究竟是因为不懂唯物史观，所以才被唯心史观忽悠了呢？还是因为“革命死了”之后，抽象的人性从此具有了时代的政治正确性呢？

　　二、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人性归根到底就是人的“阶级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既然人性是人的“社会性”，那么，阶级社会的“社会性”就是“阶级性”。正如毛主席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把人性的外在表现（“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当做人的根本规定性，将人性与人的阶级属性划清界限，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从此人间蒸发——这并非《生万物》的首创，也不是充斥影视的各类神剧的专利，而是唯心史观人性论的根本逻辑。

　　悲催的是，居然会有那么多的人（包括很多共产党员），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唯心史观人性论的脚下。难怪毛主席感叹：“我党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可见普及唯物史观是多么的必要。

　　为啥唯心史观人性论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这与人们的价值观或许有些缘份。一旦崇尚富人成为主流的价值观，那么比起土里土气的阶级性，抽象且高大上的人性论从此就具有了温情脉脉的亲和力。

　　人性成了绅士淑女的通行证，阶级性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墓志铭。

　　于是乎，使劲挥舞着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荧光棒，自觉地跟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撇清关系，就成为绅士淑女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刘家成先生的“回归人性”，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案例。

　　《生万物》在描述抗战时期的剧情中，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地主女儿宁绣绣教农民孩子和文盲识字。似乎农民阶级的识字，只能仰仗开明人士的文化启蒙。

　　在旧中国，总会有个别开明人士倡导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开明人士的“开明人性”，或也值得点赞。但是，用地主女儿免费教育农民识字，来叙述农民阶级的文化启蒙，这就是一个历史笑话。

　　此话怎讲？

　　《生万物》从地主女儿的善良“人性”出发来叙述旧中国的扫盲运动，极力回避“阶级性”才是扫盲运动的历史主线，这是对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从阶级关系层面展开制度变革的遮蔽和矮化。

　　那么真实的历史呢？

　　先看一组数字。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比高达80%，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95%。面对这样的文盲大国，从1949年到1964年，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农村和工厂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四次全国性的扫盲运动。

　　即便是《生万物》描写的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以陕甘宁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有组织地开展了民众的扫盲运动。著名作曲家马可在延安时期创作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就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或问：那么《生万物》描写的抗战时期的山东呢？

　　回答：即便是《生万物》描写的抗战时期的山东，八路军也在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大力举办“识字班”，开展了农民的扫盲运动。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没有劳动人民的阶级觉醒，就不会有从制度层面撼动旧中国的扫盲运动，就不会有农民阶级的文化启蒙。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刘家成先生说：“我深知，主题的深刻性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关键。”[注4]

　　很遗憾，如果连撼动旧中国统治根基的扫盲运动都选择性失明，那么所谓“主题的深刻性”，就未免言过其实了。

　　100多年前，“乞讨兴学”的武训被光绪帝封为“义学正”、赏穿黄马褂，可是大清治下的农民阶级依然是不识字的阶级。电影《武训传》居然把武训塑造为农民阶级扫盲的人性标杆，这不就是一个历史笑话么？

　　《生万物》对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扫盲运动视若无睹，对八路军在山东广大农村大力举办“识字班”视若无睹，却大书特书地主女儿的扫盲善举。说委婉一点，这是一个历史笑话；说直白一点，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注释】

　　[注1、2、4]刘家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关键（创作谈）——电视剧《生万物》的创作理念》，《人民网》2025年8月25日。

　　[注3]赵磊《毛刘的差距为啥这么大》，载《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系西南财经⼤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