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回响：我们为何怀念毛泽东 　　

　　【作者按】今年是毛主席逝世50周年。感怀历史，瞻望前路，写了这篇缅怀主席的文章。尝试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辨析为切入点，梳理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历史逻辑，并由此引申，探讨广大人民群众对主席的深切怀念所折射的人心所向，以及追求大同理想的精神力量。

　　大江奔流，不舍昼夜。转眼间，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九九将至，韶山冲的瞻仰群众络绎不绝；毛主席纪念堂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排起长龙，数十年来从未间断。2025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32周年纪念日，数以万计的青年从高铁站、高速公路、校园宿舍涌向韶山，他们中很多是从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90后、00后。与此同时，B站上带弹幕共读《毛选》的视频播放量动辄数百万；知乎上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600万人次；在清华、北航等高校，《毛选》多年蝉联图书馆借阅排行前列。

　　一个逝去半个世纪的老人，为何仍被如此深切地怀念？

　　这怀念，早已超越了个人。它映照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对理想社会的千年追寻，也是今天的人们在物质丰裕时代对精神家园的深沉叩问。

　　一、“大同”是烙进中华文明血脉的理想基因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下这句话时，中国正处于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彼时的他或许已经隐约感知到，那个深埋于中华文明血脉中的“大同”梦想，将与一种名为“共产主义”的科学学说相遇，并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在《论语》中道出了中华文明对理想社会的最初构想。《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更将这一理想具象化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图景。此后两千年间，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陶渊明的“桃花源”，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每一次底层反抗，每一幅理想蓝图，都在重复同一个主题：对公平、对平等、对“人人为公”的渴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亲缘。古老的大同理想构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色。毛泽东同志本人就经常援引“大同”来比喻共产主义，他将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对接起来，指明了中国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路径。这不是简单的概念比附，而是一个古老文明在遭遇现代性冲击后，从自身文化基因中汲取力量、对接人类最进步理想的创造性转化。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来不是一条直线。丛林法则与大同理想总是在相互角力和矛盾中前行。正因如此，每一次对大同理想的追求，都注定充满艰辛；而每一次艰辛探索，又在为下一轮的跃升积蓄能量。

　　二、毛泽东时代的“大同”实践

　　1949年的中国，是一张百孔千疮的白纸。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人均钢产量仅为2.37公斤，人均发电量仅为2.76千瓦时。而远在1950年，印度的人均钢产量就已达到4公斤，人均发电量达到10.9千瓦时；同年的美国，这两项数据更是分别高达538.3公斤和2949千瓦时。毛泽东同志曾感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文盲率高达80%，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

　　二十多年后，这张白纸上写满了什么？

　　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工业年均增长11.4%。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增至1976年的2046万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人能自己造汽车、造飞机、造坦克了。1964年原子弹爆炸，1967年氢弹爆炸，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同期，中国主要靠人力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南京长江大桥飞架南北，成昆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建成。

　　然而，经济发展的数字只是表层。毛泽东时代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对“人”的全面塑造。到20世纪70年代末，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68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民前所未有地享受到医疗资源，“赤脚医生”的身影遍布山乡；公社体制下，农民“有粮可吃、有书可读、有医可就、有活可做”。旧中国“正式学校不下县”的传统被打破，亿万普通劳动人民第一次真正走进了知识的殿堂。

　　这是创业一代人勒紧裤腰带干出来的。他们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把钢产量从16万吨干到2046万吨；他们自己住着土房，把水库修了八万多座；他们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把卫星送上了天。集体组织摧毁了旧的社会等级与家庭结构，将农民从封建社会血缘、宗族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观。一支有文化、守纪律的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队伍成长起来。他们不仅是生产者，更是一个新社会的建设者与主人。

　　毛泽东时代当然不是十全十美。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困难，有探索中的曲折，有实践中的教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是一个追求“大同”的时代。贫穷，但有骨气；艰难，但有理想、有方向。

　　三、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法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其国策是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看，这套方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要且有效的。没有计划经济的资源集中，就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计划经济也有其内在局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滞后于工业产值的增长。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必须回答的历史命题。计划经济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奠基重任，但当这一任务基本实现后，如何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便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回应这一课题的，正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邓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段话的意义，不止于经济学。它意味着社会主义不是一套僵死的制度模板，而是一条不断探索的道路。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而是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实现形式。毛泽东时代用计划体制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后毛泽东时代用市场体制释放了经济的活力与创造力。前者奠基，后者登高；前者种树，后者开花。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导力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二十多年积累的工业体系、科技人才和基础设施，成为此后经济腾飞的“家底”。有论者精辟地指出，“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是改革开放后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和动力”。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历史演进本身的辩证法。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集中与活力，这些看似对立的概念，在实践中不断碰撞、融合、升华，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核心张力。它们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历史辩证法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展开。两者一脉相承，都是为了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四、市场经济的精神代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物质丰裕的背后，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与精神危机随之积聚。当我们站在2026年回望，繁荣之下的矛盾同样无法回避。

　　分配领域的严重失衡，正在蚕食社会的公平根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收入差距较小的社会，迅速演变为基尼系数长期超过0.4警戒线的国家。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结构性差异仍然较为明显。当“先富”不仅未能有效“带后富”，反而通过资本运作不断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老忧思便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

　　官员大面积贪腐，暴露了权力与资本媾合的制度性溃烂。土地批租、国企改制、项目审批……每一个权力与资源交汇的节点，都可能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数十年积累的制度性沉疴，绝非短期内可以彻底根除。当权钱交易的暗流在体制内隐秘涌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某些官员异化为“为人民币服务”，毛泽东时代那种“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政治伦理，便显得尤为珍贵。

　　“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迷失，导致了理想信念的严重缺失。当经济领域的运行法则被泛化为全社会的价值标准时，“理想”便成了一种奢侈，“信仰”便成了一种迂腐。教育产业化催生了“读书就是为了赚钱”的功利主义，医疗市场化孕育了“看病就是消费”的商业逻辑，文艺娱乐化生产出大量“娱乐至死”的精神快餐。当整个社会以财富论英雄、以消费定阶层时，毛泽东时代那种“为人民服务”“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情怀便日益稀缺。年轻人不再谈论理想，转而追逐“上岸”“搞钱”；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主义灯火渐次黯淡，取而代之的是对“性价比”的反复盘算与权衡……这种精神上的萎缩与矮化，比经济上的差距更令人忧虑。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经济越发展，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反而越强烈。科技爆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但幸福感并未同步提升。焦虑、抑郁、内卷、躺平……这些词汇的流行，折射出人们在物质满足之后的精神困境。

　　市场越是强调效率优先，越是催生竞争焦虑；社会越是追逐财富积累，越是放大人性贪婪。大同理想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被挤压、被边缘化，却从未被遗忘，它转化成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普遍渴望，而“怀念毛泽东”正是这一深层忧虑和精神渴求最为集中的历史投射与现实表达

　　2026年国考，371.8万人报名，招录3.81万人，竞争比98∶1。三百多万人挤一座独木桥，挤的是对“确定性”的渴望，是对“公平”的信任，是对“不被市场抛弃”的朴素期许。这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吗？

　　五、怀念是对理想社会的追问与践行

　　人民怀念毛主席，怀念的不是贫穷、票证或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公平、正义、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精神气质。这种怀念，本质上不是怀旧，而是对现实的一种精神纠偏。当人们望着毛主席纪念堂前蜿蜒的长龙时，心头不免浮起这样的追问：物质空前丰裕，公平何以仍是一道待解之题？科技日新月异，精神何以无所归依？市场化愈深入，理想信念何以愈难坚守？

　　“毛泽东热”的长盛不衰，折射出的是一种悖论式的社会心理。人民怀念他，恰恰是因为他所承载的那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崇高理想，在现实中依然是我们不断趋近的方向。怀念越深沉，说明距离越遥远；纪念越隆重，说明愿望越迫切。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你可以忘记我，但不可以忘记那些先烈。”这句话并非自谦，而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清醒的嘱托。他从不希求人民沉溺于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是期盼后人接过先烈未竟的火炬，朝着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坚定前行。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让人民不再需要借“怀念”来安放自己的理想？答案就写在日常生活的底色里：当教育、医疗、住房不再是压在普通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当贫富差距缩小到人人都能保有尊严，当官员清廉成为无需称颂的常态，当“公平正义”从标语变成每一个人的日常感受——到那时，人们或许便不再需要用“怀念”来表达对理想的执着，因为他所毕生追求的那个社会，正在变成现实。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50周年了。我们怀念他，不只是怀念一个人，更是怀念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一种对公平正义永不熄灭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正是推动一个国家继续前行的最深沉的力量。

　　【文/彭水周，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