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几年“虚报浮夸”的思考

　　曾在毛泽东身边做过十多年秘书工作的逄先知在他所写的《毛泽东传》中，记录了让人读了百感交集的一幕。那是在1960年7月5日开始、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书中这样写：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象，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等待着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毛泽东：“少看文件。”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谁会想到，经历过战争年代那么多惊涛骇浪，并且在许多危急关头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始终信心满满，运策帷幄的英雄统帅会在取得政权之后的建设事业中陷入如此心力交瘁的状态？过度的劳累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就在这个会议前不久，毛泽东就被一个问题所深深困扰：“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已经开始意识到，他失去了对底下真实情况的掌握，这正是一个统帅最感痛苦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怎么统帅大军啊？如他一年后痛定思痛时所说，他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就是这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多估了210亿斤。出现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放开肚皮吃饭。” “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实际已经发生的严重问题，竟然隔了那么久才得知真实情形，以致于失去了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严重后果的机会。怎么会这样呢？这就促使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事情的经过。

　　查《毛泽东年谱》，在两个关键时刻，毛泽东都下去视察过，一是59年的秋收时（可以了解当年生产情况，对下一年做出安排），一是60年的春耕时（也是一般青黄不接之时）。毛泽东看到、听到了些什么呢？

　　59年9月18日，毛泽东离京南下视察，10月23日，毛泽东再次南下视察。一路上参观、召见各地领导听取汇报；所见所闻真是“形势大好”。例如，9月21日上午，在济南听取山东省领导和某公社书记汇报，听到汇报说亩产量“比过去翻一番还多”，高兴地说“这是很大的跃进。” 随后又冒雨视察一片玉米丰产田，听说这一片丰产田的玉米亩产可达八百斤左右，毛泽东又高兴地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个大跃进啊！”10月30日，毛泽东听取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汇报。毛泽东最关心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毛泽东问：“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毛泽东紧跟着追问：“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答：“恐怕好得多。”还有人回答：“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又追问：“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很高兴，但还是叮嘱：“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答：“大概差不多。”

　　再来看看60年春耕时的情况。4月28日，毛泽东又离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这时候，相当多的农村地区问题已经十分严重，需要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可是，这次视察，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虽然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问题，但都被告知那只是个别地方，而且正在解决。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4月30日毛泽东同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廖鲁言(时任农业部部长)，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实录如下：

　　《毛泽东：国内国际的形势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是不是好一点?

　　谭震林：好得多。

　　毛泽东：怎么好得多?

　　谭震林：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九两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的大名县也是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注，一斤16两制）

　　毛泽东：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

　　谭震林：现在我们发现有些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

　　毛泽东：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这是穷的结果，因为穷，穷则瞒嘛。河南统销面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哪有那个事呢？我就不相信。

　　谭震林：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所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

　　毛泽东：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

　　廖鲁言：今年大概六千亿斤。

　　毛泽东：保收多少呢?

　　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

　　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

　　谭震林：超过。

　　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亩。》

　　在已经知道历史真相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样的“汇报”，真是难平心头愤慨。那时候，许多地方已经发生饥荒，可是所汇报的呢，却是人人“红光满面”，工业产值翻翻，农业保证大幅增产，真是莺歌燕舞，一派升平景象。对于基层缺粮的强烈呼声，被说成是“瞒产”，还以已派考察团实地考察为证据来否定基层的正确反映，这让满怀担忧的毛泽东松了一口气，“舒服一点”了，却使他失去了一次扭转被动局面的机会。

　　也许那些官员并非有意蒙骗上级，他们或许也是被他们派出去的“十几个考察团”所骗了。不管是谁骗的，最高决策者所得到的信息是完全背离实际情况的。农业部及其他一些部门类似的“谎报军情”使毛泽东和中央对地方实情的掌握严重延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是公认的伟人，但他不是神，不能指望他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他那超凡的洞察秋毫与高瞻远瞩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情的准确掌握上。在战争年代，人们都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被毛泽东视为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在其前头就有过一次失败。那是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土城战役。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就是情报失误。据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按照当时敌军的编制，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一字之差，令战场力量对比瞬间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一个鲜明对照的例子，毛泽东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以两万多的兵力挫败了国民党胡宗南二十多万大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几百人的小队伍就在敌人大部队的眼皮底下穿行周旋而安然无恙。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胡宗南部队则由于失去了可靠的情报来源而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失去了独自活动的自由，他的出行必须有保卫人员跟随，还必须服从保卫机关的安排。毛泽东曾对此大发脾气，但无济于事，因为这是党基于安全考虑所规定的组织纪律。这样，毛泽东再也不能像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那样走进普通农户开调查会，也不能像在延安时那样与隔壁窑洞的老乡随便交谈，甚至不可能随便走进菜市场去问个行情。毛泽东向来重视的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被无情地割断了。这种无奈之感，以及无法及时了解老百姓疾苦的自责，给时时想和人民在一起的毛泽东带来极大的内心痛苦。

　　毛泽东一贯主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层与基层之间，无论是“来”，还是“去”，都需要经过“中介”，包括各级中间权力机关，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决定了“来”与“去”能否准确传递信息。

　　正因为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在那次北戴河会议之后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地呼吁各级干部下去调查研究，切实了解民情，如实汇报实情的那种急迫心情了。在后面召开的几次中高层会议上，毛泽东恳切地对大家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今年（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他把自己最重要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派出去了，作为他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调查研究。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等六人派出去了。行前他特地给这些人员写了一封信，除了鼓励，还很周到地告诉他们：“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那封信是毛泽东在生日那天写的，可见此事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信尾落款处在自己的名字后面还饱含深情与期望地加了一句：“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毛泽东更希望的是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毕竟要靠他们去贯彻各项解决问题的措施。他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其他高级干部的信写得如此恳切：“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急迫之情，跃然纸上。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果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一系列针对性很强，赢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的政策的贯彻落实，农村许多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到了1961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因为掌握了底下实情，心中有了底，又恢复了自信：“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形势变化很快，不出三年，农村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好转。事实证明，只要切实掌握了实情，毛泽东总能在他的团队里最早找到克服困难的正确办法。

　　新中国建设征途上所遭受到的这次重大挫折给毛泽东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毛泽东不能不正视对于我们这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如何保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实施、如何不使这个过程发生歪曲和变形？严峻的现实使毛泽东痛感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其实，早在58年人民公社刚刚兴起时，毛泽东就专门提醒全党：“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一定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无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哪一方面的数字，也无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应该是多少就说多少。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现在有一种在成绩方面以少报多，怕说缺点的倾向，这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彻底克服这种不良风气。”然而，这种不良风气却屡禁不止。就在毛泽东发出调查研究的号召之后，有些人看起来是下基层了，实际上却是 “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篇反映“镀金式调查研究”的报告时斥之为“调查成灾”。可想而知，在这种作风下必然盛行形式主义，虚报浮夸。如毛泽东所说：“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另一方面，“到群众中去”，也存在许多“梗阻”。四川省人大代表马建猷曾写信给毛泽东，诉说他在1959年四月“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对于这种后人称之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毛泽东也有所觉察，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很气愤地说：“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

　　晚年的毛泽东，上述问题成了他心头的一大焦虑，他苦苦地思索改革的办法。他一再告诫全党：“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他主张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到领导机关，但“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他语重心长地对群众中出来的新干部说：“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毛泽东在艰难的探索中离开了我们，他把这个未竟的任务留给了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后来人。

　　林之辛 202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