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王忠新：毛主席创造的“食盐货币”镜鉴今朝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有个精彩的片段：红军进遵义后发行从中央苏区带来的纸币，但在市场却无法流通。为此，毛主席“仙人指路”，点破将“红军票”锚定在遵义最金贵的食盐，创造出的“食盐苏维埃货币”迅速成“热票”，既繁荣市场，救济了贫苦百姓，还增加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这对当今的改开做好货币发行，仍有深刻借鉴意义。

　　一、红军长征唯一在遵义发行了货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军从瑞金开始长征，一路征战三个多月，于1935年1月7日凌晨智取遵义城。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红军第一次获得十分难得的休整。

【贵州遵义会议会址】

　　红军进入遵义后，作为后勤机构最急需物资补给，红军指战员也需购买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但令人难堪的是红军指战员身上携带的钱，几乎都是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在遵义根本无法流通。这就需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来解决，时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支部书记曹菊如向党中央请示后，在红军于遵义休整的12天，苏维埃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作为“红军票”在遵义发行，这也是长征途中唯一正式发行的一次纸币。

　　这种俗称“红军票”的纸币，规定纸币额与银元等值，可用于购置各种物品：面值有壹元银币券（1934年版）、伍角银元辅币券（1933年版）、贰角银币券（1934年版）、壹角银币券（1932年版）、伍分银币券（1932年版）。以上五种银币券，均有防伪性的毛泽民亲笔签名。

【1934年版壹圆“红军票”，正面图案是列宁头像，纸币左边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英文签名，右边是国家财政部长邓子恢的英文签名。】

【1932年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分】

　　二、毛主席为“红军票”的锚定“仙人指路”

　　“红军票”在遵义发行了，但处境十分尴尬，因市场不认，百姓不认，红军指战员也花不出去，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很苦恼。他就去找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主席去汇报。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就文献性地再现了这一精彩的历史镜头。毛泽民在在遵义城的街道遇到了毛主席，有了下面这段经典对话：

　　泽民：大哥！

　　主席：啊，泽民，什么事情这么急？

　　泽民：我有事向你汇报。大哥，你要去哪？

　　主席：去参加苏维埃大会，边走边说吧！

　　泽民：好！大哥，如今我们进了遵义城，各项工作都开展得很好，但我苏维埃银行行长的工作却不好做呀！我们从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根本不好使，商家们只认银元，不认我们的钱呀！市场是一片萧条！

　　主席：这也是可以理解，毕竟各种各样的纸币层出不穷，堆在老百姓手里，就像废纸一样，他们害怕也是正常的。但是泽民你要想想，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之前，人类的买卖是如何开始的呢？

　　泽民：自然是从交换货物开始。

　　主席：如果将我们手中的纸币，不当成钱，而是当成一种货物呢？

　　泽民：大哥的意思是？

　　主席（手指了一下街道两侧的商家）：你看看，现在我们遵义老百姓最缺的是什么？

　　泽民：我明白了，大哥，我向你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咱们的货币在遵义的街道上用起来。

　　主席（拍了拍泽民的胸脯）：好，我相信你！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剧照】

　　三、“红军票”锚定了百姓最紧缺的食盐

　　那么，遵义老百姓最缺的是什么？那就是盐！盐是生活必需品，但贵州素不产盐，需从外省运入销售，可道路险恶，匪患不断，运盐很困难。而随着贵州人口的剧增、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盐的需求量日益增大，特别是生活用盐更为紧缺，1斤盐为1块银元（猪肉才两角钱一斤）。遵义许多百姓根本买不起盐，“黔民苦盐贵，淡食者，众且久”。由于贫苦百姓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特别普遍。

　　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恰恰手里掌握着遵义的大部分食盐，因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承担没收土豪、军阀、官僚资产，负责红军军需供应的重任。长征途中，林伯渠任中央没收委员会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中央和各军团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红军进遵义，就“立即发动遵义各族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苏维埃国家银行首先对反动军阀王家烈、柏辉章家的米行、盐行、布庄等查抄没收。仅王家烈一家，就没收其价值几十万银元的盐及定购5万银元的香烟等。苏维埃国家银行还积极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田产财物进行清查没收，又筹集一部分盐。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手握遵义稀有金贵的食盐，就用“红军票”锚定食盐，并在交易中规定，以低价食盐卖给遵义群众，但只收“红军票”。“红军票”的币值：以白区通用纸币2元或银币1.2元收兑苏区纸币1元，并以大量食盐平价供应，换取苏区纸币。红军未到来之前，市面上1斤盐为1块银元（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红军来了，“每红军钞洋1元可买盐7斤，可买白金龙香烟4罐，价值远贱于平昔。”1元“红军票”可买7斤盐，这使得“红军票”比银元值钱7倍，再加上“银币1.2元收兑苏区纸币1元”，这使得“红军票”最值钱。

　　在低价用“红军票”将食盐卖给百姓，又指定用“红军票”把打土豪得来物资低价卖给穷人，还以“红军票”高价收购群众手中生活物资，当地民众都乐意卖出自家物品兑换“红军票”。并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允许用“红军票”到苏维埃银行换取银元。这使得“红军票”快速赢得民心，不仅顺利流通起来，且信用度很高，甚至人人争着要。

　　四、毛主席创造“食盐货币”的四大启示

　　红军进遵义仅12天，此前，当地群众只认大洋、银元，红军被污蔑成洪水猛兽。为何这么短的时间，遵义老百姓就能接受“红军票”呢？当有四点启示：

　　1. 毛主席领导金融工作是行家大家。毛主席在遵义街道边走边听毛泽民汇报，能信手拈来创造出“食盐货币”，这是毛主席长期抓经济和金融工作的厚积薄发。毛主席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就大力抓根据地经济建设，包括：实行土地革命，既解放穷苦农民，也有了农业累进税、商业累进税；抓“出口贸易”，将粮食、竹子、木材、油、茶叶等农产品卖到国统区；抓工业开发十多处钨矿，钨矿总产量达4000余吨，世界上近一半钨砂产自赣南，钨砂出口最赚钱。以此买回根据地急需的盐、布、药品及枪支弹药，来长期支持井冈山斗争。

【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毛主席尤为重视抓金融工作，1921年10月，毛主席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在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斗争中，就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最早的“红色股票”。1931年11月，毛主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毛主席对于货币发行强调， “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把货币的发行和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以市场的需求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坚持适度发行”。《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苏维埃政府对于发行纸币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超过市场所需定额，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要有计划的发行纸币，发展拥护国币的运动等，亦可在相当限度内维持纸币的信用。”

　　看看毛主席著作的全集，几乎有三分之一是就经济工作写的文章和发的电文，如《边区的货币政策》《论十大关系》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经典之作。如此学养深厚，如此亲历亲为，才能在遵义街道上破解货币发行最难的课题，将“红军票”锚定食盐。

　　2. 发行纸币必须要有坚挺的“锚定物”。发行纸币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就必须要有坚挺的“锚定物”。当年，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如何形同废纸，就是没有“锚定物”的滥印纸币。红军攻占遵义的在短短12天休整期，就能发行深受市场欢迎的“红军票”，这绝对是世界金融史的一大奇迹。而能创造出这个奇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红军票”锚定了遵义紧缺的金贵盐巴，让“红军票”成为“食盐货币”，这可比“石油美元”早了40多年。

　　用坚挺的“锚定物”发行纸币，这是中共发行货币的光荣传统。据1932年《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记载，国家银行用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做发行准备。为增强信用，一度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前长柜台两侧，分别用金条、金元宝垒起二尺高的“金山”，用银元宝、银洋堆起“银山”，下面还摆满诸多贵重物品。

　　红军抵达陕北，国家银行与陕甘晋银行合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印刷、发行新货币，也是锚定食盐，因陕北食盐极为金贵，而红军解放了宁夏盐池、陕西定边等产盐区，实行食盐专卖统销，为发行纸币提供了锚定物。

　　新中国建国至改开前，发行人民币的锚定物为黄金及贵金属，人民币自然非常坚挺保值。改开前市场年流通的人民币不足700亿，1956-197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始终固定在2.4618，人民币含金量非常高，绝无通货膨胀，还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这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一大金融奇迹。

　　3. 必须保证纸币与“锚定物”随时兑换。发行有坚挺“锚定物”的纸币，能让其能在市场流通起来，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保证随时兑换。据1932年《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记载，保证纸币可随时兑换成银元，并需在全辖范围内设立兑换处，提高纸币信誉，防止出现挤兑事件。

【苏维埃国家银行支部书记曹菊如在长征时期保存的两毫银币（正面）】

　　在遵义发行的“红军票”，那是以大量食盐及布匹、银元保证币值，特别要求“不在没有兑换处的地方使用苏币”，避免损害群众利益，以维护“红军票”的信用。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还在遵义城内的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等六处设立了兑换点，并在遵义周边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

　　4. 像维护红军声誉般维护“红军票”信用。那么，红军撤出遵义，“红军票”命运如何？1月18日，苏维埃国家银行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闹市区，摆上银元及布匹、粮食、食盐等货物，通宵达旦让群众兑换或选购，突击用现洋收回发行的“红军票”。2月下旬，红军再度进入遵义城，苏维埃国家银行利用原有的信誉开展营业，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回收此前留下的“红军票”。

　　虽然苏维埃国家银行要求做到发行多少，收回多少，完全兑换，但因种种原因，还有极少量“红军票”散落民间。新中国成立以后，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对于少量流散在遵义百姓中的红军币，中国人民银行仍旧按照一比一的比价进行了兑换。

　　结束语：“红军票”在遵义只发行了很短时间，但其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对于改开的今天，如何确保人民币发行的主权？如何明确人民币发行的锚定物？如何控制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如何确保人民币和银行的信用坚挺？如何遏制物价连年环比的通货膨胀？如何防止大面积的金融腐败？如何避免货币发行的盲目西化等，都有根本性、制度性、现实性、建设性的深刻借鉴。

　　金融工作是经济工作的中心，金融工作最核心的是发行货币，改开进入新时代的金融建设，更当不忘从哪里出发，更当继承发扬“红色金融”的光荣传统！

　　【文/辽宁王忠新，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