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二章 社会评价学的理论基础及学科关系

　　人们认识社会发展历史的过程早已表明：人不但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能认识过去，而且能预见未来；不但能认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而且能认识全社会的公众利益。同时，人也是既能够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可以从国家、民族、集体的整体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社会价值评判，并且能根据一定的原则，对自己或他人的决策、行为做出社会价值评判。

　　第二章社会评价学的理论基础及学科关系

　　人们认识社会发展历史的过程早已表明：人不但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能认识过去，而且能预见未来；不但能认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而且能认识全社会的公众利益。同时，人也是既能够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可以从国家、民族、集体的整体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社会价值评判，并且能根据一定的原则，对自己或他人的决策、行为做出社会价值评判。

　　第一节社会价值评判——客观的历史存在

　　社会价值评判是人类社会中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尤其是当某一历史阶段的终止，某一历史事件的结束，某一位曾给予历史发展以重大影响的伟人逝去。这时的社会价值评判活动会显得格外活跃，人们都期待着从对以往事物的回顾中，寻找历史前进的“助推器”。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来观察衡量并评判相关的事物，来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创造未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后，曾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世界各国报刊纷纷载文予以评说。据不完全统计，一百余个国家的数百名政要就此发表谈话、声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其声明中说，“毛泽东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和思想坚定的人。”并预言“历史学家将会对他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计。毫无疑问，这将包括他只争朝夕地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对强烈信仰的原则所作的努力。”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也在其声明中说，“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以其行动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国家发展的领导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日本藏相大平正芳在谈到他的印象时则说：“毛主席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前西德《巴伐利亚信使报》刊登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文章指出：“他是一位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和诗人，他的著作已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实践，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样一位伟人，必须强调他的三大功绩。毛泽东成功地把他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为外国列强所占有的中国，不仅从政治上统一起来，而且还使它摆脱了饥饿。毛泽东的第二大功绩是消灭了瘟疫和流行病——如果人们回想一下以前几十年的痛苦情景，那么这同样也是一次巨大成就。而他的最大功绩无疑是，他通过以他本人为象征的政策和学说，使八亿人民又获得了在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法新社在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已成为核和空间大国》为题报道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引起轰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核大国。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发射了播送《东方红》乐曲的第一颗卫星，这又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技术的进步，中国在空间方面也成了第五个空间大国。在原子和空间方面的成就，最雄辩地证明：一个国家达到工艺水平之高。”《澳大利亚人报》刊登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的文章也指出：“我本人的看法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持续到无止境的未来，他是当代和任何时代最著名的伟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受到国际的尊重，国内实现了多少世纪所没有过的稳定。”

　　尼泊尔的《新兴尼泊尔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指出：“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极少能主宰人类命运的人物之一。世界各地知名人士、政治家和领导人，包括那些未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的人，纷纷热情称颂这位巨人，完全突出说明他的博才多学，对当代世界历史盛衰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突尼斯《行动报》以“改变了历史潮流的人物”为题发表评论指出：“毛泽东将作为本世纪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一个战略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一个战斗和行动的奇特人物而名垂史册。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中造就了中国新人，特别是他使中国人摆脱了危害着他们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中的无穷灾难、饥饿、缺药、水灾、卖淫、霍乱和各种传染病，特别是游手好闲——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来说，这一直都是万恶之源。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贫穷的中国遇到的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这正是奇迹之所在。”土耳其《共和国报》刊登的“跟着毛泽东”的署名文章中说：“几乎人人都讲毛的伟大，人人都说他是中国的救星。对一个人评价时，如果他的朋友和敌人，亲近的人和疏远的人都说他是伟大的，那么，这个事实该是属实的。在世界以往的国务活动家，究竟有多少像毛这样重要和伟大！大概是很少的。”

　　纵览上述遍及世界五大洲乃至包括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与党派集团领袖对毛泽东的评价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社会评价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促进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作用。二是社会评价既有阶级性的一面，也有包含着人类共同性认知因素的一面。对于某些客观存在着的重大史实，即使是生活在不同国度、处于不同信仰群体中的人，也有可能得出某些共识。而这些共识一旦确立，若要从根本上推翻这些结论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它经得起历史检验，决不会随着空间与时间的变换而暗淡无光。

　　“毛泽东是人类思想的灯塔。”在老人家逝世十七年后，一位记者采访法国前总统德茨坦先生仍然听到这样的评价，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原来事出有因。一九七四年初，法国总统蓬皮杜病重，谁来接任？显然是个未知数。但远在中国的毛泽东以自己对法国政治的透彻研究及非凡的判断力，明确指出继任者将是德茨坦先生，尽管德茨坦当时还很年轻，名气也不大。后来，德茨坦先生果然当选，故而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德茨坦打破法国总统一般不去外国使馆的惯例，到中国大使馆参加了吊唁仪式。与德茨坦同时接受采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也说，“中国是个大国，毛泽东长期掌管这个国家，领导人民走自己的路很了不起。”当年，一向敌视“赤色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做出使周围的人都目瞪口呆的访华决定，绝非是心血来潮。在“尼克松冲击波”下，短短九个月就有二十多个国家同中国建交。日本也赶忙拥抱北京，与台湾断交。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种经济制度到由此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我们评判分析的素材。因为从我们对某个历史活动杰出人物的评价到对整个社会的评价，它所体现的都是客观存在，是人类为了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而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当然，只有把握了唯物史观，才能真正地做到历史地考察现实社会，真实地描述现实社会，科学地解释现实社会。

　　第二节社会价值评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中国历史上，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描述，继而给以公正社会价值评判的著作，当首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在这部长达五十余万字的史学巨著中，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之德，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西汉太初数千年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并对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历史进程概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的社会价值评判思想集中体现在《报任少卿书》里的一段话中，即“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试图运用“天人相分”的唯物观点来研究历史，探讨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的关系与区别，反对“人权神授”的唯心史观。他主张并实践着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中来分析历史上各种人物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总结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其“通古今之变”则是要用发展进化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他用“原始察终、见盛见衰”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从历史发展演变中来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充分肯定了历史上各种变革力量的进步作用，用史实来破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他的“成一家之言”，则是要通过《史记》来表达自己的某些社会政治理想及历史见解。他通过对历史过程（朝代更替）、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抑扬褒贬，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叙述大多是按历史实际如实地记录，很难轻易地去断定其间的褒贬抑扬，即使是明显之处，也极有分寸，只限于某些方面，并非全面肯定或者全盘否定。司马迁极其看重历史的真实，绝不以人废言或以言废人，不以个人的好恶情感来任意升降人物。他既不“溢美饰恶”，也不为尊者讳，如在《孔子世家第十七》中记载儒家圣祖孔丘出生时，则明言道，“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里讲的“野合”即知书达理的典范——孔圣人父母的结

　　合，因年龄相差悬殊，就不合当时的礼仪。在他看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好人并非十全十美，坏人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因为如此，司马迁的这部《史记》才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彪炳千秋之功能，其人也实乃启发后世之良吏史官。因而司马迁的社会价值评判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为世人所景仰。

　　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价值评判活动究竟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中呢？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再一次倡导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以来，人们的认识冲破了许多固有禁区，显得十分活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政治现象的社会价值评判，少了一些绝对化与片面的观点，多了一份冷静思考，但也并非尽如人意。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中的某些人用情感判断代替理性分析，一段段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革命传统教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场关于上海外滩等公园究竟是否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历史事实争执，从某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历来讲究“人权与平等”的西方帝国主义分子是不可能订立如此规矩的，并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来逐步否定新中国所进行的革命传统教育，通过给侵略者脸上贴金，来淡化人们对当时华人受屈辱地位的深刻了解。好在历史档案资料尚存。据载，一八六八年，外滩公园刚建成时，租界当局派驻的巡捕看守便不准中国人入内。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工部局公布的六条《公园规则》中还保存着第二条“狗与自行车不准入内”；第三条“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除外”。如此白纸黑字，岂容抵赖！想必力求推翻此说的人是作为外人“仆佣”的高等华人“后裔”吧？难怪有些大学生说道，“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是从大学公共课党史课中学来的。”一门公共课学下来“中共党史”包括相关的宣传在内没有几段是正确的，唯有一九五七年以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算是正确的，以后说不定又被否定啦。我们能有底气地指责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而学生们的这些担心又是完全多余的吗?

　　由此看来，某些人尤其是部分从高等学府走出来的所谓社会“精英”，之所以容易形成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乃至发展到对共产党的领导丧失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被我们的教育所强化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美国国民、日本国民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人是敬仰毛泽东的，并不完全否定那个时代新中国所获得的成就。某些人大概忘记了一条基本道理，“伟大人物一旦成为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事业的代表，对他的评价与毁誉，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了。”毛泽东也早就说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毛泽东全集》第18卷354页）如果我们在否定自己过去错误东西的同时，将中华民族曾有过的伟业与辉煌和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党的优良作风全都否定，那就无异于将婴儿与脏水一齐泼掉。这种缺乏对历史科学分析的社会价值评判，势必使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目前，在某些国民中普遍存在着的崇美、恐美心理，可以说是与这种否定过去一切的错误思潮紧紧相连的，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

　　我们所期待的未来，应是对以往历史公正的社会价值评判，它是具有完整透明度的历史，而不是任人打扮的“十八岁姑娘”。试以争议较大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为例，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确有急于求成和浮报虚夸所带来的严重失误。但只要认真加以思索，就会发现某些失误限于那时的思想认识与历史条件，甚至是难以避免的。

　　当然，“大跃进”也取得过不容抹杀的成绩。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经济效益的一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大多是那个年代建成的，大庆油田的建设与发展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么？一大批高等科研院校也创建于那个年代，一大批水利设施也都建立于那个年代！然而多年来，我们听到的只是对一九五八年失误一面的批评指责声，以致不少青年人对于那个年代所得出的印象，唯有“疯狂”两字。殊不知其间还有不少闪光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和人民群众大多真诚地希望通过自己不辞艰辛的奋斗来创造经济建设奇迹的积极性，就十分难能可贵。不然的话，将会使得那些五十至六十年代初，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甚至把青春与热血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奔赴边疆、荒漠建设祖国的英雄儿女，尤其是一大批成建制的复员转退军人们感到齿冷心寒！成就与失误并存，成就远大于失误，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再则，对于建国后前二十七年的评价，有人曾以“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喻之，这实在太欠公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总是要受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制约。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当历史环境没有提供选择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时，此种行为的选择便不可能发生。制约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

　　条件，包括社会的历史条件，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人们所处的具体的生活环境，甚至包括当时社会的道德体系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行为，人们的行为总是受社会的客观条件所制约的。

　　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建国之初，我国就宣布愿同世界上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进行互为有利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往来。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曾专门就此问题给国内发出指示“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毛泽东全集》第28卷70页）很难想象，老人家当年就对此类经济问题考虑的如此长远与具体。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确有所谓“闭关”现象的话，也实出于无奈。我们年轻的共和国首先遇到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继之而来的是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集团“单方面毁约与撤走专家”之恶劣行径。你愿意对其开放国内市场并进行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可人家是有条件的呀！不拜倒在其脚下俯首称臣，那是不行的。当然，人又是历史环境的改造者与支配者，人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即在一定的范围内有行为选择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即使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也依然为谋求改善同东西方国家关系，做出过种种不懈的努力。

　　从建国之初开始注意发展同日本民间的经贸关系与保持同英国、荷兰等国家的半官方关系，并于五十年代末动用国库黄金秘密从西方国家进口急需的机器设备；到六十年代初同以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代表的西方政要频繁接触，乃至于一九六四年元月二十七日中法正式建交；最后到七十年代初争取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相继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又于一九七三年决定用四十三亿美元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一批先进技术设备，从而逐步打破了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全面封锁与禁运的局面。其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做了多少工作，甚至勒紧裤腰带援助受压迫、遭剥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又岂能以“闭关锁国”四个字来概括之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如果我们不承担一定的国际主义义务与民族牺牲，要想驱逐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所窃取的席位，并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从来的支持与帮助都是相互的。现在看来，即使当时有个别决策的失误，也是不宜苛求的。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对于渴望真正得到民族独立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思想。

　　如果我们讲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讲失误时期多；讲失误时期又只讲失误的一面；而讲“正确”时期又回避谈失误；讲党的正面领袖人物，除毛泽东外，都推崇为尊者讳的做法。那么，我们如何能留给后人一部信史呢？这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非科学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也正是社会评价学有必要建立的重要缘由之一。

　　至于为人类所追求的未来，社会价值评判理论应该如何构建？我很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让历史尽可能完整地透明，再也不能人为地设立种种眼障，要交给下一代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一部充满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历史。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可以创造未来，但是无法完整地设计未来，因为今人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后人，一切未来的人们！我们深信“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三节唯物史观——社会评价学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根本认识基础与前提，克服了旧的社会历史观的根本缺陷，科学地回答了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人类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也就是劳动群众的历史，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在历史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起决定作用。置身于这样的社会历史发展之中，否定、虚无或颠倒这一社会历史发展及其矛盾关系，难以作出为人民为社会所需要的学问。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则遵循了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理论学说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唯物史观的发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页）所谓价值，实际上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是以主体对

　　客体的需要为前提的。然而，任何需要又不都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没有客观对象历史地客观地存在着，就不会产生人对它的需要，也就不会有什么价值，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原理之一。怎样来确定这种价值关系呢？这就是从主体的角度出发，明确主体自身的需要，然后据此来确定对象对自己的意义，即对客体进行评价和认识。

　　价值（Value）本来是一个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十九世纪被德国人引入哲学，目前已成为现代科学文化领域中一个具有广泛重要意义的范畴。俄文《哲学百科词典》在“价值”条目下的解释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术语，用以指明某些实际现象的人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把“价值”仅仅解释为“意义”，除了从功能表现价值是一个应用概念外，并没有说出更本质的东西。如前所述，价值的本质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是人类的一种最普遍的基本关系——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它是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中，依据主体需要，使客体主体化，为主体的需要与发展服务。“价值”是对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表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与程度，也可以说，“价值”是财富的抽象化，是抽象化的财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自身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按照我国春秋时代思想家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义，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篇）的见解，人的生存有着两种必不可少的基本需要：一为物质需要；一为精神需要。能维持人们生存最起码的物质需要，又是应予以优先考虑的。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论思想，则将人的需要具体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敬、自我实现等五大层次。当然，后者所谈到的人的需要，其基本出发点还是针对作为社会个体的“自然人”而言的。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首先承认价值来源于外部客观世界与客体，外部客观世界作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具有满足人的物资文化生活需要的属性。人的需要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历史与客观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人的客观需要时，应当注意把握价值的特性：

　　一是它的客观性。价值的客观性首先取决于主体的客观性。所谓主体的客观性是指主体所具有的不依赖于一切人的主观意志的存在、本质、本能、能力、条件和活动方式等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定性。

　　二是它的主体性。价值的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同主体的特点相联系，价值的特性表现或反映主体性的内容。然而主体的社会层次又包括了个别价值、群体价值、社会历史价值等。

　　三是它的个体性。以人类为主体的价值，具有人类性与社会性；以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为主体的价值，具有阶级性；以个人为主体的价值具有个人性。

　　四是它的多维性与动态性。价值的多维性体现在主体的需要是多层次的，而人们的观察视野也是多角度的。价值的动态性则主要表现在主体的需要有的是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把握其价值的变化与规律。

　　当然，我们还可以运用不同划分方法把价值分为不同类型。价值关系处于主导地位的主体，其主体及主体需要是划分价值关系基本类型的主要依据：

　　（1）物质价值：指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东西。如经济利益、物质生产、维持生活与生理需要的物质条件、生态与社会人身安全保障条件等。

　　（2）精神价值：指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东西。它体现的是人的心理上的满足，如思维、情感、信仰、理想、知识与信息、文化生活等；它追求的是真、善、美，即科学的、符合伦理道德与审美意识的精神产物。

　　（3）人的价值：指客体对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它包括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是指一方面每个人基于其自然属性要向社会索取，以维持其生存，所以社会对人来说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是指人的一生在其认识社会、服务社会或改造社会与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做出了奉献，所以个人对社会来说是有价值的。这就意味着，正是社会在可能条件下提供给个人以实践、发展、创造的机会。同时，个人也正是从服务社会或改造社会与自然中，获得社会的承认。人的社会价值即人们为社会做贡献时所创造的价值，它体现了人生价值的本质。其一，创造社会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作为人的自我价值标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全部活动对社会进步和幸福所起的作用愈大，其人生价值愈高。其二，只有努力创造社会价值，个人价值才能得以实现，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载体。其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仅是交换，人与一般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总有其所属民族文化的积累，总有人生的追求。

　　（4）综合价值：指物质价值、精神价值与人的价值所构建的综合价值。它包括了上述三者各自不能完全包含的东西，如科学的社会价值、和平与发展、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等。

　　某一阶段社会历史的代表者及其决策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或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即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较之前辈所能创造出的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成果，则可作为衡量其历史功绩的标准。或前进或倒退，或进步或反动，这是一块试金石。当然，我们应像列宁所阐述的那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也正是创建社会评价学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就是要将诸如此类的人类文明优秀思想成果，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理性化，使之变为人们的共识。恩格斯早就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7页》）我们当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以科学的社会价值评判理论作为我们观察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从而铸造出支配社会的健康灵魂，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之所在。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以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结构本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因而无疑也应当是社会评价学的理论基石。社会评价学正是依据唯物史观来指导自身，并将其方法论作为认识乃至对社会作出正确的价值评判的主要方法。它要求我们在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发展时，需要把握三大主要观点：

　　第一，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数千年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史，正是一部不断变化演进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而不是用僵死、停滞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和评价社会，任何自以为是的对历史的社会价值评判是盖棺定论或不可逾越的观点，显然是形而上学的。

　　第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不同阶段相互联结，逐渐推进的历史过程，各个阶段以及各种历史事件、人物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我们应当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意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那种孤立地看待历史，割断

　　历史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价值评判观显然是不可取的。

　　第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个具体阶段及所包含的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都是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下的产物。因此，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要旨，因为一切都将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缺乏具体分析的观点，将使我们的认识陷于绝对化，从而找不到客观真理。

　　总而言之，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就是需要我们把整个人类社会，当成按照其自身规律不断发生变化的客观过程。在分析与评价任何社会政治现象时，都要具有发展变化的观点，把事物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脱离了这种“历史范围”，历史本身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要联系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即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探索未来。

　　第四节社会评价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

　　社会评价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与所有新兴学科相同的是：它也以多门学科作为自己的专业基础理论，譬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方面，其研究对象有相似之处，只不过视角不同，研究方法也可以相互借鉴，这是由当代社会科学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而社会评价学之所以能够或者说应该独立存在，正在于它处在多种学科的结合部，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

　　社会学通常是指研究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社会群体、社会制度、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等等。几乎任何一项人类社会活动都可同社会学联系在一起，而社会评价学则着重研究对历史发展的社会价值评判问题。它通过对社会历史广泛深入的研究，来指导人们如何修正主观价值评判及趋众心理所造成的偏差，使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形成主流意识。它的研究素材来自社会历史各个阶段的事件、人物等，其经过研究所做出的结论，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说是社会学的分支。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大量开展社会实地调查等，而社会评价学除此之外，更主要的是采用历史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动静态考察法、系统综合法等等。

　　政治学是研究阶级和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学科，它以研究社会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主。社会评价学需要解析各种社会政治关系及相互联系，但它更主要的是研究某项政治决策行为的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即一系列相关的社会政治现象的发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们的社会价值评判。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也相当广泛，它为社会评价学研究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众所周知，任何一项政治决策行为的选择都不是偶然的，它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现象也并不常常总是动机与效果相一致的，人们的评述更是众说纷纭，如何从中确认一种更接近实际的社会价值评判非常重要。它通过对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的研究，提示人们较为准确地把握住社会主流与事物真相之所在，并给以公正的社会价值评判，以便在努力促使社会进步当中，做一个头脑清醒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人。

　　历史学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和规律性的，它以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反映对象的。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对自古至今的人类社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作综合的、分期的或分类的研究等等。社会评价学也可以说是研究以往历史的，但它仅仅是研究如何对某一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出公正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侧重从这个方面来剖析历史，从而帮助人们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去创造新的历史。历史学与社会评价学有相互包容的一面，更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历史学是从诸方面的联系中，从纵的历史过程中去反映人类社会是如何产生、发展的。而社会评价学则是从纷繁的历史素材中，经过一番去伪存真的制作功夫来了解分析其事、其人，着眼于社会整体效益的评价，两者的侧重点不完全一样。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传播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所谓传播是一种社会性传播信息的行为，是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以及集体与个人之间交换、传递新闻、事实、意见等信息的过程。有时人们为了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政治利益，往往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将一定阶级、集团（群体）或个人的见解、观点晓之于众，这种见解或观点很容易形成特定的社会舆论。社会评价学则是透过这些传媒热点，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并力求得出符合社会整体真实的科学结论。它同社会的舆论宣传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不尽一致，甚至是相悖的。遇到后一种情况，它则要起着改变社会舆论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将用历史的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来改变一切虚假的宣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观，它也需要借助于各种传播媒体，向社会成员进行广泛传播，并最终为最广大的人们所接受，以形成社会主流意识与共同的价值观。于是，它又与传播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客观需要，由于立场不同、时代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社会价值评判，往往会大相径庭。但只要不是怀有偏见，不同阶级、不同群体的代表，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同一事物也可以具有相似的观点，做出相似社会价值评判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一九九一年九月中文版的《华盛顿新闻》周刊曾刊登过蒋纬国谈中国统一的文章。他在回顾了几千年来坚持国家统一的历史之后说，今天主张分裂的人是“为列强（侵略中国）铺路”，并认为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早就具备了三个共同的意念或愿望：第一，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只要一个中国，也只有统一或一个中国，才能内安外强；第二，我们都希望中国人能过好日子；第三，我们都希望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不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共识是不言而喻的。

　　在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中，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学者并非一味贬损，有的甚至评价相当高。如美国的罗斯·特里尔在他所著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过：“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在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将占有重要位置。他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其变化之猛烈，使任何一个大国历史上的社会突变都相形见绌。他使这个最古老、最庞大的政体重获独立，并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不同社会群体人们之间的这种共识，也正是社会评价学所要积极分析研究，并予以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