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毛泽东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可见，青年毛泽东已经关注到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医理各有特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医生和药源都极缺，毛泽东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用中西两法治疗”[1]。根据地随后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当地出产的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到了延安后，由于长征途中风寒侵袭及延安窑洞阴暗潮湿，毛泽东关节疼痛严重，不能动手写字，甚至不能下床活动，经西医治疗两个月仍收效甚微。陕北开明绅士、著名中医李鼎铭闻讯，主动请缨为毛泽东治疗，仅用了四服中药就缓解了主席的病痛。治病期间，二人谈到中国医学如何发展时，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1944年5月的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特别提到：“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2]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为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作了可贵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卫生形势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每年有约1亿人口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万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中国人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面对十分严峻的卫生形势，毛泽东更加重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
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提出新中国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三个基本原则，并且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的社论，指出：“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中西医团结合作，是发展我国人民医学的必要步骤。”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
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1953年至1954年，中南区、华东区和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西康省、陕西省等地先后召开中医代表会议或座谈会，着重讨论组织和发挥中医力量、整理中医学术著作及中医进修问题。中华医学会总会也发出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疾病治疗掌握在中医手里，加强中医工作是一个关系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问题。
由于社会上歧视中医已久，错误观念并非一日所能消除，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并未被完全贯彻。例如，当时中医主要靠家传、师授、私人办学或自学成才，而按照1951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于苛刻、不切实际，且考试内容多是西医的，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由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华北地区68个县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天津市中医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参加考试的530多名中医只有55人合格。另外，在具体卫生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没有认真考虑中医的作用，吃中药不报销;大医院不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办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简单的西医诊疗技术;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各高等医学院校没有考虑讲授中医药课程;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会员;中药产供销无人管理;盲目取缔一些深受群众欢迎又确能治病的中成药;有人发表文章公开声称中医是“封建医”，鼓吹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中医也应被消灭，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人汇报时，谈了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3]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4]
毛泽东大力号召西医学习中医
1954年7月9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传达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在指示中，毛泽东还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对中华民族人口繁衍的实际作用、疑难杂症治疗中的优势作用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5]关于中医基础理论中阴阳五行学说，他认为，目前没法用现代术语解释清楚，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加以否定”。中医是医人之医，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所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固有的医药知识得到发展，并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6]。
很快，中央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并召开中西医座谈会，讨论研究相关问题。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后恰巧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较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并夸赞章次公“难得之高士也”。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7]。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推动下，有效地纠正了对待中医的武断态度和宗派主义情绪，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的中医政策，要求巩固地建立中西医之间相互尊重和团结的关系，提出了应扩大中医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出版中医书籍、改进和加强对中药的管理等项工作的具体措施。同月，卫生部正式成立中医司(1952年成立了中医科)。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12月13日，卫生部又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开始大力开展和推进中医工作。
中医研究院和各中医药大学相继成立
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今天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专门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些省、市、自治区随后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同时，卫生部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期间，一方面开展“中医带徒弟”教育，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基层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开始开办中医学院，首次将中医教育纳入正规学历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指示下，1956年8月6日，国务院发文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4地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规定中医学院为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学制6年，开设课程主要有中国医学史、医经、中药学、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伤科学、妇科学、儿科学、眼科、喉科学与各家学说等。每所中医学院为2400人的规模，并且都要建立拥有600张病床的附属医院，同时给予中医学院的学生与师范、体育院校学生一样的待遇，除助学金外，可享受伙食费的补贴，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培养中医大学生的特殊照顾。
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各行各业进行精简的情况下，除了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外，23所中医学院中的21所被保留了下来。1962年至1965年，全国各中医学院的毕业生累计有5600余名;截至1965年，各地共培养中医学徒5.9万余名;同时，还大力吸收中医进入大医院工作。据统计，1952年，全国有中医院19所，中医院床位224张;1960年，全国中医院发展到330所，床位14199张。绝大部分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都设立了中医科。
毛泽东认为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取消中西医界限，可以更好地贡献世界。对此，毛泽东还对西医学习中医、发展和繁荣中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如抽调100—200名医学院校毕业生，集中学习知名中医的临床经验;再如，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1955年底，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的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该班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称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并预言“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也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具体实施意见：“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8]
经过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各方面的努力，到1956年前后，西医学习中医的潮流逐步形成。据有关资料显示，1955年底到1956年初，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6大城市先后成立了6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级学习班，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1958年，全国掀起西医学习中医运动，毛泽东进一步肯定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做法，并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从1955年到1966年，全国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他们后来成为全国各地、各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开拓者。屠呦呦、陈可冀、唐由之等人即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73年，毛泽东罹患老年性白内障，中央政治局召开专家讨论会，研究如何为毛泽东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睛。在讨论会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唐由之提出采用中医古方发展而来的“白内障针拨术”。这是他从《秘传眼科龙木论》等中医典籍中寻找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方法。在清代《目经大成》中提到的“金针拨障术”基础上，他发展创新了传统的“金针拨障术”和“白内障套出术”，也就是“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经反复斟酌后，周恩来总理拍板由唐由之为毛主席做手术。手术后，毛主席对效果非常满意。隔着厚厚的纱布，他摸索着用铅笔在白纸上“盲写”了“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等四句诗。
1965年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7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办法是因陋就简，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培训赤脚医生，依靠一根银针、一把中草药基本上实现了广大农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中草药知识的普及，中医药适用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加速了民间土单验方的整理与出版，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971年，中药品种由2600种增加到5000种以上。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亿9000余万元。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赤脚医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全国约有180万人。在此期间，中医药在国内发生的多次大规模传染病、地方病和常见病、多发病的应对中都起到重要作用。
1972年，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成为“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而屠呦呦于2015年10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正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该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表明了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研究的深切关注，表明了中医药对维护人类健康的深刻意义，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无疑是中国医药卫生界的骄傲。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3][4][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第245页，第259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3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8]罗元生：《毛泽东与新中国农村卫生健康体系的确立》，载《党史博览》2020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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