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眼中的毛泽东时代小山村（1）

　干部想着多交粮，农民为了吃饱饭私下分粮，毛主席支持农民私分；文革中“老土匪”的境遇；向农村的宗族问题发起挑战。

　　文 | 鲁爱国整理|方延亮

　　1970年2月20日早上,也就是阴历正月十五，我们武汉市十几万69届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三届”的学生是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的，所谓 “老三界”实际上是六届，就是66、67、68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和66、67、68、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合称为“老三届”。我们是69届，比他们低一届。我们为什么到70年才下放？因为1969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大部分人不满16岁。当时国家有个规定，不满16岁可以不下乡。等到1970年2月份，拖了半年以后，大部分人满16岁了就可以下乡了。我们班上还有几个同学没满16岁，没下乡，后来直接上了高中，上完高中直接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不是博导就是教授，他们赶上好时机了。

　　我们是正月十五那一天坐火车到枣阳新市区插队落户的，到枣阳新市区简单地交接以后，我们班上的五个同学就跟着农民坐牛车，前往前湾公社朱家湾大队一小队，那就是我们落户的地方。

　　初识中国农民

　　在牛车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农民,想不到这个农民后来竟成了我50年的老朋友。这位农民在牛车上自我介绍说他姓郑，叫郑秀荣，方圆十里八里只要认识他的人都喊他“老歪”。当时我很惊讶地问他：“为啥有这个雅号？”老歪说：“因为修水库我是个搬迁户搬到这来的，这里的人都认为我办事不按常理，他们受不了，所以叫我老歪。以前我在金沟那边生产队的时候是生产队长，在那边我很活泛，我的话社员们都爱听。说句不该说的话，我当队长时半夜三更趁驻队的干部睡熟后，还给社员们搞过私分呢！”看着他神秘兮兮的样子，私分肯定是件违法的事，当时我对农村一切都感兴趣。因为我对农村的认识都是一片空白。我问他私分是咋回事？老歪跟我讲，那个时候农民交了公粮，留够了口粮，多的粮食都要卖给国家，支援城市建设，支援国家建设。上面的干部为了政绩，把农民的口粮压得低低的。这样的话，农民就可以给国家多卖粮食，他们就有面子，而农民为了吃饱饭只能私下分粮。有关私分这个问题，毛主席有个讲话我看过，大致意思是支持农民私分。他老人家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着想！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老歪指着山梁子那边一道冲说：“这是我们队产粮的主打冲，叫简冲，有60多亩好水田。”他又指了山梁子东边的一道冲两边的房子说：“这就是我们生产一队，共55户，245个人。”村里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土坯墙、茅草顶，砖瓦房寥寥无几。老歪指着远处一座比一座高的大山说：“我们这里是桐柏山，我们这离河南胡杨镇只有二三十里，离随县三河店只有十多里，是个两省三县交界的地方。过去这里是个藏土匪、打游击的好地方。”听说有土匪，我们几个知青来劲了。我们问他：“我们村有吗？”老歪说：“听说有一个，其实他也是个穷苦人家，为了躲壮丁才上山当土匪的。”他说这个人是个老木匠，这个人不错，待左邻右舍不薄。要不是犯了个错误，当个公社书记没问题。喜欢打架的小林问，那个老木匠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有机会我们兄弟几个去会会他。老歪说：“朱家湾就他一户姓朱，他就住在你们下沿。”

　　村里来了五个洋学生，队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我们住的三间牛屋里面人满满的，还有不少人站在外面。生产队给我们的家是三间牛屋，屋里的地铲了好几遍，垫了新土。墙上用石灰水刷了几遍，屋顶又用泥巴和茅草铺了厚厚的一层。一间是我们五个男知青的卧室，一间是灶房，一间是堆柴草、放农具的杂物间。社员的热情是没话说的，老队长当众指派了我们的生活辅导员和生产指导员。我们几个知青也表了态，要听毛主席的话，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老土匪”

　　最后老队长说：“今天晚上的晚饭，小青年们的左邻右舍一家一个，还有一个到我家。”我们的晚饭就是这样解决的。我被一个身高一米85还往上的壮汉，像牵一只小绵羊似的拉着手去了他家。那天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最后一天，农民家过年的菜还没吃完，随便热热便是一桌子。闲聊的时候我问了这位壮汉，我说你贵姓呐?他说我姓朱。听说他姓朱，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看来他是老土匪的儿子。胡思乱想了一阵，我才安定下来。我想，文化大革命都好几年了，要相信贫下中农。就算是个真土匪也会被改造的老老实实的，不敢乱说乱动。他要真想加害我，我随便喊一声，左邻右舍都能听到。再说老歪介绍老木匠时说老木匠人还不错，我的思想通了，人也就不紧张了。菜到齐了以后，老朱给他的大儿子秋生说：“小鲁是毛主席派来驻队的，把你爷叫起来陪着吃餐饭。”老木匠可能辟谷，也就是不吃晚饭，已经上床睡觉了。

　　所谓的老土匪终于出场了！老人家70多岁，说话中气十足，两眼有神，腰板挺直。陪我喝了两大碗黄酒以后，把他的历史说给了我听。老木匠说，他年轻时是为了躲壮丁才上山当土匪。一九三几年，红军在这建根据地，打土匪分田地，深得民心。这周围十几个山头的土匪都投降了红军。红军的人马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势力最大的时候，还攻打过枣阳县城。当时枣阳共产党的负责人是程克绳，这个事情在枣阳县志上有记载。当时共产党打土豪得到的银元很多，就分散保管。老木匠分到了200块大洋，他在山上挖了个坑埋了起来。后来红军北上抗日，要他把钱交出来，他跑到山上一看，银元不知被谁挖走了。这事成了他一生中的污点，因此解放后给他定了个土匪。听到这个重要的信息我很高兴，在他家又喝了两大碗黄酒便告辞回家。实际上我还想再坐坐，但因为还要回家铺床，还要收拾东西，不得不走了。

　　回到家后，我把重大的信息分享给了四位同学，同学们议了一下。如果银子真的是被人挖走了，那就冤枉了老木匠。如果被他自己贪了，算是私心严重还是算是犯有严重的错误？最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相信政府。既然老木匠没被列入被管制的人员，那他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宗族问题

　　同学们还对我说：“刚才接到公社的电话通知，明早公社召开全体知青紧急会议。”所谓的紧急会议是由公社管知青的韩会计组织的，韩会计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宗族问题。韩会计说：“我们公社有很多宗族，最大的是姓付的一族，和姓郑的一族。对你们这些城里的小青年来说，宗族可能是个从未听过的新鲜事物，可在我们农村司空见惯。一点点小的孩子，辈分却很大，满嘴都是胡子的老汉都得听他的话。为什么？人家的辈分搁在那。比如朱家湾大队有个姓付的伤残转业军人，在火车站盐库工作。他在家娶了个媳妇，生了三个娃。这个老付在他们姓付的宗族里辈分是最高的，他和下面最低的辈分要差十辈。他媳妇姓陈，在生产队当社员。社员们喊老付是大脚老太，叫老陈是小脚老太。因为老付脸上有几颗麻子，社员们不能当着老陈的面说麻字。什么芝麻、麻绳、麻花，只要带个麻的都不能说。谁说她就扳着指头数数，她长你八辈儿，她就骂你八辈儿的祖宗，长你五辈，他骂你五辈的祖宗。现在宗族问题愈演愈烈。大家知道不出五服，同姓不能结婚。那一个姓付的长辈，跟一个姓郑的晚辈结了婚，在宗族里辈分是按男的算还是按女的算？当今社会讲究男女平等，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但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操这个心。问题是你们小青年来了，你们该怎样处理这个宗族问题？昨天公社革命委员会专门开了个会议，把这个事情定了下来，由我来向你们传达。公社革委会决定，无论哪个宗族，无论哪个辈分，只要比你们年龄大，40岁以下的男子你们称哥，40岁以下的女子叫姐。需要说明一点，这是对贫下中农而言，地主富农入另册。”

　　随后，韩会计讲了语言问题。他希望知青们尽快学会本地的语言，这样好跟贫下中农交流。最后，他无不遗憾地说：“我们公社是个穷公社，本该留各位吃顿饭，吃了饭再走，可是我们没钱。去年天旱收成不好，一半的大队要吃周转粮。”这里介绍一下周转粮。周转粮也叫返销粮，周转粮是指生产队交了公粮，留下的口粮不够吃怎么办？当时是这样子的，不管你够不够吃，先把公粮交了。交了公粮，如果口粮不够吃，第二年春天，国家返销卖给农民。返销粮也不是说你想吃多少斤就能吃多少斤，返销粮是按国家的价格——在我们那是这样子——不分男女老少，每个人每月25斤。这叫周转粮，也叫返销粮。韩会计说：“去年收成不好，一半的大队要吃周转粮。毛主席教导我们穷则思变。昨天公社革委会决定马上修60亩地水库，水库修好了，水渠开通了，本公社基本上可以解决吃饭问题。我希望修水库的工地上，能看到你们知识青年的身影。”下农村的第二天上午，在公社开了这样一个紧急会议。

　　家访

　　回生产队以后，跟管知青的副队长李永昌商量,决定下午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搞家访。后来看搞调查是很有必要的。当时我拿着小本本记着，挨家问户主的姓名、成分、家庭状况，特别是户主的年龄。印象最深的有三户，一户是老地主。我们村里就只有这一户地主，地主老两口在一起生活。李队长说，老地主是“五保户”。“五保”是哪“五保”？就是保吃、保住、保穿、保看病，死了保安葬。队长说地主是五保户，当时我们很不理解。贫下中农的孤老吃个五保还说得过去，地主也吃五保，我们有点想不通。李队长说这是党的政策。老地主没儿子，只有一个姑娘，早就嫁出去了。他姑娘跟他们老两口多年都没往来，按国家政策算老地主够吃五保。下农村的第二天就接触到这些从没遇到过的事，当时的感觉是非常兴奋。

　　印象较深的第二户就是小脚老太家。管我们知青的副队长姓李，在生产队，他家是独门独姓。所以他从不跟姓付的也不跟姓郑的套近乎。还没进院子。李队长就喊起来了：“老陈，小青年来看你来了！”老陈把我们迎进他家的堂屋。一进屋就让人的眼睛猛地一亮，对着门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左边墙上全是大脚老太在部队上和转业以后在单位上获得的奖状。右边墙上贴着他的三个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和老陈五好社员的奖状。看到这些奖状让人肃然起敬。韩会计的一面之词，让人觉得老陈是个蛮不讲理的泼妇，而这些奖状刷掉了污蔑老陈的不实之词。

　　当得知老陈只有37岁时，我对李队长说：“按公社的要求，我们是不是该叫他陈大姐？”队长点了点头说是的。随后队长向陈淑英讲了公社革委会的决议，老陈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坚决拥护公社革委会的决议，给五个洋学生当姐，我很高兴！”他又对着我说：“兄娃，以后庄上有人欺负你们，告诉姐，看我骂他娃子。”这话说得蛮对我们武汉人的胃口。我对她说：“大姐以后你多关照我们啰！”她笑着说：“那是一定的！”

　　（待续）

    老知青眼中的毛泽东时代小山村（2）